作者｜馮天瑜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我今天做的這個講課的題目就是：《中國近代術語的形成》。如果要做一個更完整一點的表述，可以這樣說，就是中西日—中國、西方、日本文化的互動與中國近代術語的形成。大家都知道，語言它由三個部分組成，就是語音、語彙（就是詞彙）、語法。在語言的這三個組成部分當中應該說語彙就是詞彙它是更具有活性，它更直接地更敏銳地追隨着社會生活的變遷而發生變化。那麼語彙當中有一類，那就是叫做術語。這個術語它是反映具體的一些特定的學科的一些專門用語，它基本上是由名詞組成，而術語我們可以借用這樣一個說法，一般說範疇是思維的紐結，好像思維是一個網絡，通過範疇才能夠把這個思維形成一個網絡。那麼術語也可以說，是組成一個特定的學科的思維網絡理論體系的一些紐結。所以有的學者曾經這樣說過，我是贊同這種說法的。就是一種文化、一種學術的新的發展，它的體系，它的理論的新的發展是通過術語來界定的。因此關於術語的研究是我們剖析文化，剖析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很好的切入口。我們中國的近代是思想文化的一個古今中西的一個大轉換，一個大轉型的一個時期，在這一個特定的時期，語彙就是詞彙也隨之發生着這個很多變化。術語呢同樣也發生着很多的變化。而中國近代術語的形成，它就是在古與今；中與西；或者說中與外文化的這樣一個複雜的互動的過程當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我們現在各個學科，無論是政治學、經濟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領域裡面，所使用的大量的新的術語。大量的術語都是在清明之際，就是從晚清到民國初年，這一段時間當中逐步形成起來，當然後來還再進一步發展。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是發生着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裡面的語彙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裡面的語彙。日本文化，日本文化裡面的語彙的，一個複雜的一種三角關係的互動過程當中形成起來的。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內容是擺在中國和日本。但是中國和日本的語彙的互動又都是就近代而言，它又都是面向着接受消化西方文化的輸入。所以實際上是這樣一個中、西日的一個互動過程，當然中國具有近代性的術語的形成，也不完全是從清末民初才開始。如果要追溯得早一點的話，這個過程在明清之際，就是明末清初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明末清初的時候，具體是說就是從明代的萬曆以後，西方的耶穌會士，耶穌會這是西方舊教的一個重要的教派，一個教會團體，耶穌會士就是。比如像利瑪竇、艾儒略、龐迪我、湯若望等等。這一批人，在明末清初紛紛來到中國，他們在中國傳教的過程當中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就是叫做所謂的學術傳教，就是通過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人文學的一些知識來征服、吸引中國的士大夫。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來傳教，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利瑪竇等，這一批西方的耶穌會士跟中國的西學派的士人。中國西學派的士大夫結合起來，開始了對西方學術文化的譯介工作，就是翻譯介紹的工作，在這個過程當中，就開始用漢字或漢字系統，來翻譯、介紹西方的學術術語。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這個所謂叫做《泰西利瑪竇口授吳淞徐光啟筆受》。就是他們兩人結合在一起翻譯的西方的數學名著，就是《幾何原本》，這應該說是利瑪竇，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的西學派士人徐光啟結合在一起翻譯《幾何原本》。在這個過程當中，就通過利瑪竇把西方的數學知識介紹給徐光啟，徐光啟有很深邃的中國文化，包括語言、漢字，漢文的表述能力。就創製了一批數學的術語，譬如體、面、線、點；直角、銳角、對角線。這些至今在中國以及在日本這樣一些漢字文化圈裡面，至今還在使用的一些術語。是在那個時候就是明末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下來了，這是隨便舉一個例子，另外譬如像氣象學就是明末清初的。西方傳教士也跟中國的西學派士人翻譯了很多西方的氣象學的一些著作。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現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氣象學的術語，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確定下來了。譬如像寒帶、溫帶、熱帶；寒流、暖流這些概念，都是那個時候確定下來的。曾經我們中國的一些語言學家，在談外來語的時候，曾經把這些概念都看成是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傳入到中國來的。後來日本的學者自己經過了研究，認為不是，這是早在明末清初的時候是在中國發生的，就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人—讀書人結合在一起翻譯，後來傳到日本。但是在中國當時沒有傳開來，是在日本傳開來了。到明治維新以後，中國的留學生到日本去了以後再把這些概念帶回中國，中國人在一個階段曾經數典忘祖。不知道這個原來是在我們中國發生的，我把這種詞叫做僑詞來歸，「華僑」的「僑」，這個詞是「僑民」，本來是我們自己的，「出去後」 現在它又回來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下還可以從近代的，前近代的時候。在中國的前近代，在西方已經進入近代的早期了，這個過程就是這個西方的這些術語，用漢字詞來表述傳入中國的這個過程。在17世紀已經開始明末清初的時候，當然19世紀初葉，這個17世紀以後當中曾經中斷過一段，這就沒有時間去詳細說了。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這段時間由於「教儀之爭」，導致了中西文化傳播的一個中斷，所以這些術語，這個譯介也中斷了。那麼到了19世紀初葉，又一批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中國，這個時候不是舊教，不是耶穌會士，而是什麼呢？是新教，主要是美國的或西歐的新教傳教士，譬如像馬禮遜這一批人以及後來晚一點的到19世紀中後葉以後的，林樂知、李提摩太這一批人。這一批人從馬禮遜開始，馬禮遜是從澳門進入中國，他們也同樣是跟中國的一些西學派的士人結合起來，後來像李提摩太、林樂知這些人，是跟中國的一些，近代西學派很傑出的一些人物。比如像徐壽、華蘅方等等這些人又結合在一起翻譯了很多西方的科學技術的，人文學的，社會學的一些著作。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創造出了一批術語，就是用漢字創造的詞彙來翻譯西方對應的，這樣的一些詞彙，這些詞彙同樣沒有，在中國傳播開來，只是在很窄的範圍，你像馬禮遜他們當時的一些英漢詞典呢，這樣一些東西反而是傳到幕末、江戶、日本江戶幕府末期，簡稱就是幕末。以及到後來的1868年以後的明治維新以後，就是幕末明治時期，西方傳教士跟中國的西學派士人叫做「漢譯西書」，用漢文翻譯西書。在日本的傳播情況比在中國的傳播要廣泛，相應的這樣一些詞彙日本人吸收得更多。當然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了大規模地學習西方文化。這是它的明治維新的三大政策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文明開化」，就是大量地學習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就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的著作。那麼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日本人就用漢字詞來翻譯、介紹西方的相應的術語，就進行了這樣一項很浩大的工作。簡單說一下為什麼日本人要用漢字來創造詞彙來翻譯西方的術語，這就是因為日本跟中國一樣，它是同屬於漢字文化圈，它在一兩千年前以前就已經開始在使用漢字。而且日本人對於漢字至今一直保持着很崇敬的心態，現在好多日本的語言學家，至今還是這樣認為。認為漢字是士大夫的文字，他們日本自己的文字。就是假名，那是農民的文字，那個是沒有什麼文化厚度的，而且他們日本人覺察到漢字具有極強的造詞能力，漢字有極強的活性，就是每一個漢字它有很強的活性，它有極強的造詞能力。甚至於可以這樣說，漢字造詞，就是今天也好今後也好，世界上發生的任何新的變化，它都絕對可以造出一個詞。你比如以前電燈、電話，現在多媒體這些東西出現—電腦，你以後凡是發生的什麼東西，漢字絕對可以造得出詞來。而且這個詞還相當傳神，所以日本人這就發生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就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是曾經一再地颳起西風，但是他們也同樣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漢字來造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其原因就是我上面說的這個，他們認為漢字有它的很多的優勢，造詞的功能非常強，所以日本從江戶幕府末期以及特別是明治時期，當然了大正、昭和這些時期呢，都還一直在做。但是高峰就是用漢字造詞，來翻譯西方術語的高峰。是明治時期到大正、昭和，特別是昭和以後到今天平成那就更不用說。就逐漸逐漸轉成以音譯為主了，那就用假名拼音，意譯那就是用漢字，西方的術語意譯的時候就用漢字來造詞。那麼日本人在以明治時期為核心的這樣一個時期，當然前可以延伸到這個幕末，後可以延伸到大正、昭和。但主要是明治這個40多年，用漢字詞來譯介西方的術語，主要有五種方法。因為今天時間的限制，我側重談其中最重要的兩種。一種就是借用中國的古典舊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裡面又有三種情況，就是一種情況是這個中國的古典舊詞跟要翻譯介紹的，西方的這某一個術語，含義基本上是完全相當了，所以這樣就是直接對譯。你譬如像政治，政治來翻譯西方的Politics，這個含義基本上是相通的。就是另外比如像，倫理、消費等等這些詞彙，都是屬於這種情況，這種情況我就不多講了。第二種情況稍微複雜一點，那就是中國藉助的這個中國的古典舊詞跟西方要翻譯的那個術語，在意項上大體是一致的。但是在翻譯的過程當中又做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縮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進行了改造。你譬如像物理，物理翻譯這個Physics，但是這兩個含義有一點相近的地方，因為物理在中國的古典的含義是指的一切事物的道理，這是一個很泛的含義。然後翻譯這個Physics的時候，那就是把它收縮了，那就是具體是指的這個物質在沒有發生分子改變，發生分子改變，那就是化學了。那種它的相互關係或它的運動過程這是物理，變成這樣一個比較狹窄，又比較有特指的一個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個，物質「理」那個含義，在意項上有某種相似之處，這是收縮了。另外譬如像社會，「社會」在中國古典意義上是指的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那樣的一種集會，本來是這樣一個含義，後來在中國的古典意義上本身就引申了，就引申為志同道合或者專業相近的一些人組成的一個團體這叫社會。然後這樣的一個意項之下，去翻譯西方的這個Society，那麼這個含義呢，又讓它確指了，這就有這樣一個變化。另外譬如像「革命」，「革命」這是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著名的古典詞，這是從中國的《易經》裡面來的。「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認為革命，所以以前毛澤東說，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的革命傳統的一個國家。我看這個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兒。「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認為革命是一件正義的事，順乎天意，應乎人心。但是在我們中國，這個「革命」的本義是什麼東西呢？「命」是指的「天命」，是指的一個王朝。它的權力的得來是上天授予的，那麼要推翻這個。已經腐朽的前面那個王朝，那就要革除它的天命換到另外一個上面，這就叫做「革命」。所以在中國的古典意義上的這個「革命」，主要還是指的改朝換代，變革天命。那麼用它來翻譯這個Revolution這個含義，又有所升化和演變。當然這個就很複雜，有人曾經專門寫過一本書，就是最近剛出的，我覺得那個書寫得很好。就是專門談這個「革命」的，那個含義的變化，在西方的「革命」，它有兩大系統，你比如像英國系統革命帶有一種改良的意思，法國革命帶有一種暴力革命，跟中國古典意義的革命，就用暴力推翻前面的政權。這一點上又比較相通，所以這個「革命」的含義，翻譯它在意項上有相近之處，但是又發生了引申或者是縮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加以了改造，這是第二種情況。第三種情況，這都是借用古典舊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第三種情況就是古典舊詞和要對譯的那個西方的術語，含義完全不一樣，甚至於相反。那麼你譬如這個例子，像這個你譬如像「經濟」，「經濟」的古典意義是「經世濟民」，「經邦治國」。就是「治國平天下」的意思，我覺得它比較接近於 「政治」的意思。後來是日本人用「經濟」來翻譯這個Economy，這樣含義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中國近代也曾經翻譯這個Economy的時候，曾經用過「富國學」「富國策」，用過「平準學」，這是從《史記》的《平準書》書這兒來的，還有這個「計學」。這樣一些，我覺得中國人自己翻譯的這些還比較接近那個Economy那個含義，而用「經濟」這個是中國的這個「經濟」的含義，是指的「經世濟民」。你像曾國藩在我們中國傳統學說的三個方面，義理、考據、辭章。他認為還應該加上，一個「經濟」，這個「經濟」絕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這個生產啊，消費啊以及節儉啊 這個事情，這樣辦事比較經濟，曾國藩那個「經濟」，絕不是那個意思，都是指的「經世濟民」「經邦治國」，實際上是「政治」的意思。但是日本人用這個「經濟」來翻譯Economy 那個含義，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我個人認為日本人的這個翻譯是不成功的，但是後來在傳入到中國的過程當中。我後面要講的被中國人所接受了，現在「約定俗成」了，也就無法改變了，那就用下去，也就這樣就行了。另外譬如像「民主」，「民主」是中國的一個古典的舊詞。中國古典裡面，比如像《左傳》，你譬如像這個《史記》，裡面大量出現「民主」，中國這個「民主」是什麼呢？「民之主」就是指的國君是統治人民的人，這個跟我們要翻譯的這個Democracy，後來我們又把它翻譯成 「德謨克拉西」這樣的一些詞，那麼這個含義是完全是相反的。這個「民主」如果用林肯對「民主」，一個大家比較認可的，一個界定是「民有、民享、民治」。特別是「民治」，人民自己有權自己來治理，而中國的那個「民主」，恰恰是治理人民，是「民主制」，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也好，「民主」也好，用這個古典舊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那只不過是借用了中國古典舊詞的詞形，而拋棄了它的詞義，但是這也是一種情況。所以簡而言之，就是用中國古典舊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也這樣三種情況。下面是第二種主要的方法，就是日本人當時翻譯用漢字詞來翻譯西方術語。第二種方法就是當無法找到相應的中國古典舊詞來翻譯西方術語的時候，那麼它就用漢字來創造新詞。但是這個創造的時候又不是隨意創造，而是仍然是利用中國固有的漢字的造詞法。譬如什麼動賓結構，偏正結構，主謂結構等等。我們中國的學者，中國的翻譯家，譬如像嚴復這些人也曾經做過很多的努力，譬如對於這個Philosophia ，曾經翻譯成為過「理學」「性理學」「形上學」。這個「行上學」，我覺得翻譯得還是有水平的，是從《周易》上面來的，「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行上之道呢，那就是指的哲理。所以用這個來翻譯哲學也不錯，以後亞里士多德有一部著作就叫做《形而上學》，《形而上學》不是我們現在說的那個孤立的片面的，靜止的那個形而上學，我對這樣來界定「形而上學」，跟它這個字面意義是很相不吻合的，這是一個失敗，形而上學它翻譯那個亞里士多德的那個形而上學，那是翻譯得很好，因為亞里士多德，寫了一本《物理學》，他是《物理學》之後，那就是《形而上學》。「物理學」是形而下的謂之器，研究「器」的問題，形而上謂之道，那就是研究哲學問題，研究規律、法則，那就是哲學。所以亞里士多德的這個形而上學實際上就是他的哲學，包括他的一系列的範疇體系都在這個書裡面，所以用形而上學翻譯他的這本書的名字，就是翻譯得不錯的。所以中國人曾經做過這樣一些努力，這些努力都是很可貴的，很不錯的。但是日本近代的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叫做西周，他經過了多年的思考，他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百學連環》裡面，談論這個過程，最後終於決定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ia，我覺得他這個Philosophia這個翻譯得是很好，因為Philosophia它就是智慧之學，是從古希臘過來的，而「哲」就是睿智，大家翻一下辭典，「哲」就是睿智，哲人，哲人其萎啊。一個很了不起，很有思想的人去世了，大家寫悼文呢，經常說哲人其萎，他死了就是哲人這是很有智慧的人，哲思就是智慧之思，哲學就是智慧之學。那就用它來翻譯Philosophia，應該說在含義上非常貼切，而且「哲學」這個詞，也非常帶有中國漢語，特別是古漢語那種韻味，所以我覺得這個翻譯，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傳到中國來以後，中國人也都接受了它，像這樣的創造的新的漢字的術語，翻譯西方的還很多。比如像「抽象」「客觀」，「主觀」「否定」「民族」，「動員」「動產」「命題」等等，在這一系列的一些術語，都是日本人用漢字以及漢字造字法創造出來的，但是這是主要的這樣兩個方法，當然其他還有幾個方法，我略微提一下。譬如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的詞彙，它們叫做固有語，日本的固有語，它古代就有，中古就有，他用它來翻譯一個對應的。比如像「幹部」等等，像「取締」，這都是從日本那兒過來的，但是它也不是創造出來的，它是在中古就有，原來是一種一般的生活用語，用它來翻譯相對應的法學的或者是哪個領域的一種術語，這也是一個方面。另外就是日本人還創造了一些漢字，日本人在日文當中還有一些日制的漢字。也就是說從19世紀的中葉，那麼到了20世紀的初葉，日本人用上面的這樣諸種的辦法，創造了漢字的詞彙來翻譯西方的術語。這一項工作到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已經大體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時候，在中國興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不僅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是規模空前的，而且這是研究留學生運動的，一些專家得出的結論，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規模的留學生運動。那就是中國從19世紀末期，具體地說就是從1896年開始，為什麼是1896年？就是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沒有把日本人看在眼裡，所以中國人近代在被西方人擊敗以後，船堅炮利的西方人擊敗以後，慢慢地認為要學習西方。哪怕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也好，或者是怎麼樣也好，反正認識到要學習西方，以洋務派為代表，所以留學生運動應該從19世紀的70年代已經開始了。那麼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人居然被一向，被中國所瞧不起的小小的東洋人打敗，所以說就這次對中國人的震撼之大，梁啓超說了中國人真正地覺醒起來，感覺到危機，危機感，憂患意識，大大地煥發起來，覺得中國要改弦更張，是什麼時候開始，並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這個國家太大，文化的惰性也太強，僅僅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或第二次鴉片戰爭，還不足以使中國人比較多的中國人清醒起來。真正是大清醒是從80年代的中法戰爭，尤其是19世紀90年代，都是19世紀的中日甲午戰爭，那麼這個之後，中國認為要學西方，有一個捷徑是中國人當時認為是一個捷徑，那就是日本人。因為他學習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國人就去，通過日本人來學西方，所以這點要搞清楚，就是即使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從1896年開始，到20世紀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個時候，達到高峰，派學生留學日本，也要搞清楚儘管是派了，加起來可能有幾萬人留日學生。但是仍然不是去學日本，而是學日本人所學的西方，西方文化，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概念。是把日本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二傳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學者把日本明治時代作為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所以這樣就大批的留學生到日本去學習，另外還有一種人，那就是梁啓超他們這一批，康梁、康有為、梁啓超，當然康有為呢，由于思想已經越來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後，倒沒有學多少，很多的新東西傳進來，應該說康有為的貢獻主要在前面，但梁啓超到日本，梁啓超當時還年輕，另外梁啓超這個人的思想非常活躍，他經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經常在改變觀點，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說他這個人是很輕佻，不是他確實是在不斷地探索。那麼梁啓超，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學生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到達日本，來如饑似渴地學習，日本人所學到的西方文化，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就是這樣的兩個現象。一個是借用這個張之洞的《勸學篇》的外篇，上篇是談的「中學為體」，這是內篇「中學為體」，下篇是談的「西學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裡面有兩篇，一篇叫做《遊學篇》，一篇叫做《廣義篇》，廣泛地翻譯，留學，而且他認為，要學習西方文化，就要遊學，要出去留學，我至今認為，「遊學」這個詞比「留學」要好，「留學」到那兒去了就不回來了，「遊學」到那兒「游」，學好了東西，回來報效祖國，所以我主張「遊學」好，我主張大家多多地「遊學」，「遊學」回來以後，報效我們的國家，當然留在那個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處，那就是你學得更深一些，但是作為一個世界公民，但是還是不要忘記，報效我們這個多災多難，但是又文化非常淵深，極有前景的國家，我們不要忘記這個。這是他的《遊學篇》，認為要「遊學」，而且同時張之洞提出來了，遊學東洋，比遊學西洋划算。就是說遊學西洋不如遊學東洋，他為什麼要遊學東洋好呢？一個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國的什麼東西，是跟中國之間是一衣帶水，就像一條衣帶那麼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葦可航」，「葦」就是一個「蘆葦」，就是你乘着一個蘆葦，都可以飄過去，形容其近而已，這是地近。同時與文字也相近，那麼在廣譯東書的過程當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譯，我前面所說的，這樣的大量的術語介紹到中國來，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國出現了一種什麼現象呢？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滿天飛的，這樣一個局面，正像我們現在，特別一個社會轉型的時候。經常是新名詞滿天飛，當時就是說，日制新詞就是日本人製造的新名詞，在中國到處滿天飛，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現象，中國人當中，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人就是非常反感，當時有一個留日的學生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馬之新名詞》，認為這些新名詞，就好像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是非常危險，而且他寫了幾萬字。這個小冊子後來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寫得當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總的來說，他就是對這個現象，他是持一個反對的態度，就是認為這些新名詞很不好，這是一種態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張之洞這樣的人，張之洞本來是遊學東洋，以及翻譯廣譯東書的提倡者，但是一個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來，感情向着過去，像張之洞這樣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文化的底蘊的人。他一方面認為要救中國，中國要富強起來，要趕緊學習西方，包括要學習日本，所以他遊學廣譯。但是真正這些東西進來了，這就有點葉公好龍，那個龍要是來了以後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張之洞看了一些人寫的著作。他派手下一個人就是要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報道，就說我要出差，就說我現在正在辦手續，然後辦完了以後就向大帥來報告。這個手續和報告都是日制新詞，張之洞非常反感，後來張之洞就認為這些人是滿嘴胡說，後來專門起草了一個文件來批判這種現象。就說今後寫文章，說話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詞，後來他的幕僚，張之洞的幕僚就說，大帥啊，這個「名詞」二字，也是日本新詞。所以這個就說明當時已經無法逃遁新名詞的包圍，所以這是一種類型，就是對這個現象比較反感，但是也無可奈何。另外有一種人，對這個問題採取一個分析的態度，有一種簡單的分析態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們就提出一種觀點。就是認為凡是在中國的古典當中找得到根據的，日本創造的，譬如像前面我們說的，「革命」「共和」。這些這個我們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現在生造的，我們要一概排斥，其實這也沒有道理。對這個現象，就是對日本人翻譯西方術語的這樣的一些漢字新詞進入中國，持一種比較科學的理性的分析態度，我覺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國維先生。王國維，不要看到王國維拖着一條辮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後，最後居然還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為清王朝殉葬，實際上王國維他也是個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當然他是守舊的，但是這個人在學術上是有很多很先進的東西，包括對待新術語。他有很高水準的看法，他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關於《新學語》，他當時不叫「術語」，「學術」的「學」，《新學語》的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這樣一個現象。認為這個現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極其必要的。而且他對這個現象做了一種歷史主義的分析。他比如說中國古代，中國本身是有很豐富的詞彙，但是總是不夠用的。譬如當在魏晉南北朝、隋唐，這個佛教以及佛教文化傳入中國，那麼伴隨着佛教和佛教文化傳入中國，大量的印度系統的，術語和詞彙傳入中國，這個佛教詞彙傳入中國，這是中國語彙史，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現在我們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詞彙，是來自於這個渠道的，譬如我們現在的世界、時間、空間，這些重要的詞彙，一剎那，你這個人糊塗了，我當頭棒喝，這些都是從佛教裡面來，至於那些成語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趙朴初先生說過一句話，趙朴初先生，當時就說那個牢騷話，因為那個時候，是20世紀70年代他說的。因為那個時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滅佛教，他就說了，如果在我們中國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話，那麼我敢說一句話，中國人無法開口說話，一開口就是佛教語言。因為我上面說的那麼重要的一些概念，是從它這兒來的。而王國維先生在談到近代，就是從包括日本，翻譯、介紹西方的術語進入中國，他認為 他把這個現象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伴隨着佛教和佛教文化進入中國，大量的印度系的這種語彙進入中國，像「比擬」，而且認為更勝一籌，更有必要，因為現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學技術，西方的那種高度發達的文化，我們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須要把人家的這些概念。人家的這些術語要拿過來，所以王國維先生，我們不說他別的很多很先進的思想。僅僅就是他對新術語的這樣一個態度，我覺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麼應該說這樣一個過程，就是用漢字詞譯介、翻譯，介紹西方的術語的這樣一個過程。我們現在還在這個過程之中，當然了後來中日在這個問題上有一點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從大正、昭和，特別是昭和的後期，就是二戰以後，日本人在翻譯西方的術語的時候，主要是音譯，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譯西方的術語，就很少在繼續地用漢字詞來新創造漢字詞來翻譯。但是我們中國還繼續在這樣做，還在繼續地用漢字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而且中國人有一種對意譯有一種偏好，認為這樣更有助於理解和傳播。所以我們簡單地回顧這樣一個過程就會發現，對於我們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的，發展、傳播和升華，已深入到我們民族的心裡的，深層結構裡面來，在這個過程當中西方的術語的進入，應該說是功不可抹的，而西方術語的進入，它豐富了我們的文化，而這個進入的過程，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就是在中西之間，中日之間，日西之間，這一個複雜的三角關係的，而且又是一個互動的一個過程，新術語的確立，我們既要抱一種積極的態度，這是一件好事，同時又要有一種慎重的科學的態度，就是文化的現代轉型。它的很多的內涵是通過若干個術語來界定的，如果你這個術語界定得不準確，帶來的後果很嚴重。而這項工作應該說是責無旁貸的，落在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肩上，應該認真地對待它，因為今後還要不斷地創造，術語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對文化的進步非常重要，同時這裡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我們認真地去做。我今天的講座就講到這個地方，下面同學們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還可以一起討論一下。提問：我對一個現象比較好奇，就是您剛才談到，就是日本自大正、昭和之後對西方術語的翻譯方式，產生了一個轉變。由以前的意譯方式向音譯方式轉變，是以音譯為主了。而中國仍然堅持着意譯的傳統。我就想問一下，同為漢字文化圈的，中日兩國都使用漢字，為什麼會存在着，這麼一個大差異。然後還想問一下就是對一個外來詞彙的翻譯，是以意譯更好一些，還是音譯更好一些，意譯和音譯，這兩種翻譯方式之間，是否存在一個孰優孰劣的問題？答： 在漢字或漢字文化，傳入日本的時候，日本自己已經形成了穩定的語言系統。它跟中國不是一個語言系統，中國一般是從語言學分類的時候，屬於漢藏語言系統。它日本呢，當然有不同的說法，它傾向於認為它是阿爾泰語言系統，所以日本的語言，雖然文字是跟中國有所謂的日本人也宣傳過。中國人有些人自己也很得意地說，是同種同文，文字有些相通的地方，但是語言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樣一來呢？這些漢字和漢字詞對於日本來說，它仍然還是一種外來文化，所以它不一定像中國人這樣有那麼一種強烈的要一直把它堅持到底的那樣一種民族心理，這個是有一種差異。另外，由於它的發音和我們的漢字詞的那個發音又不一樣，所以它用漢字詞，來翻譯西方的術語的時候，裡面要轉好幾個彎。所以也有它的困難，所以當它的這個近代文化成熟了以後，它認為它就慢慢地要擺脫這個當中的一些麻煩，所以從明治以後到大正、昭和就慢慢地轉為以音譯為主。還認為音譯比較簡單，但是中國為什麼一直到現在，當然中國現在也有音譯，也有意譯。但是中國人仍然更傾向於意譯，意譯。因為中國的這個漢字，它是一種表意文字，而且中國人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習慣。一看到一個字的時候，除了它的讀音以外，更重要的是想到它的一個意思。而且中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統一了文字，並沒有統一語言。東北人到廣東去，包括我們到廣東去，好像是聽外國話一樣，特別到福建，福建話比廣東話還要難懂。所以如果中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字，書同文呢，如果沒有秦始皇，那個時候的書同文，那中國的這個統一，恐怕還很困難。所以一個漢字對中國人來說，除了讀音的意義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意義。所以中國人在看一個詞的時候，除了它的讀音以外，總想從這個字面的含義當中對他有所啟發。他就更容易記住，也更容易使用，所以由於這樣一個原因，這跟日本人不一樣，因為日本這個當中它還隔着一點，而中國人所以就傾向於，更傾向於意譯。我估計這個傾向，還會繼續延續下去，所以近代以來，中國人也音譯與意譯同時進行，現在也是在進行。但是往往一些意譯詞，後來慢慢地還是被意譯詞取代了。你譬如像我覺得像我們這種年齡的人，你像50年代，那時候跟蘇聯關係好，那時候穿的連衣裙叫布拉吉。但是布拉吉當時還是很流行，連衣裙叫布拉吉，這是從俄語裡面來的，但是布拉吉沒有什麼生命，後來還是叫連衣裙。你比如像「電話」好像原來也是德律風，後來還是「電話」傳神，所以意譯主要就是因為在中國文化當中已經生了根，更重要的是中國這個漢字，它是個表意文字，所以意譯在中國更容易被群眾接受或傳播。至於說意譯或音譯之間誰優誰劣，我覺得好像不好簡單地斷定，要具體分析，有些詞我覺得意譯還是好的，有些詞呢，用音譯可能比較簡便，我估計今後肯定是兩條腿走路，甚至於中國人的智慧，還表現在這個上面，一些音譯的詞，他也儘可能地讓它，富於一些意譯的含義，比如像「奔馳」這個汽車，這是翻譯德語的Benzi.曾經開始的時候，是用「本茨」兩個字，「書本」的「本」，上面一個草字頭，下面一個「次要」的「次」， 「本茨」，後來覺得「本茨」不過癮，因為沒什麼意思，後來搞了一個諧音，「奔馳」那個車開得很快，因為德國這個車很好，叫「奔馳」，它本來是一個音譯的詞，但是也想辦法給它，賦予某種意譯的意思，包括「艾滋病」都是這樣的，它本來這個「艾滋」，是一個音譯，但是他也想辦法，找這幾個字，能夠從裡面體味出一點意思，這就便於記憶。可能大家都學外語，可能都有這種經驗，你比如學英語，特別開始學的時候，學日語都是這樣，你總要搞幾個漢字，把它對譯一下，這就是什麼東西呢？這就是中國那個漢字的特點，他就是從這個表意文字，他總想從裡面抓出一個意義來，這樣便於他記憶加深他的理解，不知道這個問題說明白了沒有。—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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