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這篇文章是對《多談些主義，才能多研究問題》一文的回應，該文重溫了20世紀初胡適與藍公武，李大釗之間的爭論，並站在藍公武一邊，指出研究主義才是研究問題的前提。如果沒有整套的思想（主義）作為指導方針，那麼就不會存在問題，只有被習以為常的社會習慣。

我同意這個觀點，但是這似乎歪曲了胡適最初的立論。胡適的原文標題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而上文的觀點則是得先談主義，才能談問題。把「多少」替換成「先後，」 雖然只是兩字之差，卻已經出現了意思上的偏差。我想通過兩個思想實驗來闡釋這個問題。

思想實驗1：

在一個奴隸制社會，那裡蓄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個社會不乏善良的人去關心奴隸的具體處境，希望改善奴隸的生存環境。但沒有人質疑奴隸制度本身是不道德的。

(毫無疑問，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要遠遠比「問題」重要。這符合了原作者的觀點，即使有千千萬萬的人去關心具體的「問題，」 在沒有「主義」的情況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

思想實驗2：

在一個奴隸制明確被宣布為非法的社會，所有公開可見的討論都在譴責奴隸制。但是由於國家不作為或能力有限，大量非法蓄奴現象依然在社會廣泛存在。更重要的是，這些廣泛存在的非法蓄奴現象並未引起任何關注。

在這個時候，談「問題」就遠遠比談「主義」重要了。先談主義，然後才能談問題的觀點依然是正確的。但是在思想實驗2中，主義已經被提出，且取得了共識，但具體的問題卻無人關注。在這種情況下，胡適所提倡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註：少談不等於不談）對這樣的社會就是極為有益的呼籲。

因此，我想先明確一個觀點：先談主義，再談問題是沒錯的。但在主義已經被提出和談論的情況下，應該多談主義，還是多談問題，這則取決於當時具體的社會情況。

那麼當時的中國，到底是更接近1，還是更接近2呢？

這個問題當然不可能被毫無爭議的解答。但我想提出的一個視角是，在西方歷史學界，越來越多歷史學家認為，國共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被誇大了。將中國放置於一個全球背景下來看的話，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相似性是驚人的。兩黨都反抗殖民主義，反對君主制，支持民族解放，工業化，現代化，土地改革，並堅持由一個列寧式政黨主導社會政治經濟改革。在性別問題上，兩黨都把女性解放置於民族解放的目標之下，並認為前者要為後者服務。兩黨更多的區別體現在具體的執政能力和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而非意識形態路線。

而兩黨之間的共識，正是繼承於從晚清到五四所形成的知識界共識。胡適這篇文章發表於1919年，正值五四運動爆發之際。胡適正是敏銳的意識到，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已經不缺乏針對「主義」的討論，卻缺乏對具體問題的關注和解決方案。

事實上，沉溺於主義而忽略具體的問題，在歷史現實中也極容易導致悲劇。1960年（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以前，在社會主義國家，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通常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容易得到關注。由恩格斯引出的普遍觀點認為，女性不參與公共生產是導致性別不平等和社會形態落後的主要原因，因此解決方案就是鼓勵女性進入公共空間勞動。然而，在社會主義政權推行這個政策的過程中，女性在家庭空間內的家務勞動變得隱形和不可見了。這最終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對女性的「雙重壓迫，」即女性又要負擔生育和大量的家務勞動，又要在公共空間為社會和國家服務。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恩格斯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對恩格斯觀點的實踐卻造成了大規模的雙重壓迫的現實，這正是在過度談論主義的情況下忽略對具體問題的關注所導致的。

總的來說，如果「問題與主義」的爭論發生在晚清，我一定站在「主義」一邊。但考慮到這場爭論發生在「五四」時期，我會更偏向於胡適。事實上，即使胡適本人，在新文化運動時候也曾經大談「主義」。我不認為這是一種雙標，而是因為胡適意識到了時局的變化：當各種「主義」風起雲湧，在一些基本問題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卻未能在具體問題上有所推進。當然，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到底如何，我不認為這樣一篇短文可以毫無爭議的說清楚，因此在這裡只是提出我的一家之言。相比之下我更加堅定，更想強調的觀點是：該多談問題還是多談主義並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解，而是要根據具體的社會情況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