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張宏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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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中國歷代王朝，毫無例外地都在「勃然而興」後不久，就越來越深地陷入腐敗泥潭之中，最後也大多因「腐敗綜合徵」而走上滅亡之路。
我個人認為，傳統社會裡的「權力決定一切」，應該為腐敗的產生負總責。
自秦朝至清末，中國的政治歷史基本上就是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歷史，而皇權專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制制度的根本特徵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
黃宗羲認為，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明夷待訪錄·原君》）。
黑格爾則認為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了這樣的註解——後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朱友貞說：「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
這種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襲產業：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明夷待訪錄·原君》）
確實，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全體臣民都為皇帝而奔走，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
在黃宗羲看來，皇權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則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在性質上就是腐化的。」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為了保證自己及後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致權力籠罩一切。
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
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朱元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比如農業，劉澤華說：
國家通過權力系統對農業生產進行直接的監督和管理，貫穿於中國整個皇權時代。
從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種子、生產工具在全國範圍內調配，到將幾十萬、上百萬的勞動者從東遷到西，又從西遷到東；更不必說產品徵收和轉運過程中組織、措施的複雜與嚴密，都體現着一種精神，即國家對於全部土地、農民、一切生產活動的主宰。
農民幾乎沒有自由獨立的自主生產，一切都要納入符合皇權國家需要的軌道。自由競爭或自由選擇的原則，在這裡完全沒有效應。
不僅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來具體規定。
比如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昂貴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綢、絹、素紗、布。
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許有任何裝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訪中，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開恩，「惟北地苦寒，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
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製，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餘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是由權力來規定的。
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認為，不受權力控制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國本」的大敵，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
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晉代為了侮辱商人，讓他們「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朱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
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農民家裡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則全家不許穿綢、穿紗。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歷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原則，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權力來分配。所以在傳統時代，財富不能給自己帶來安全，因為它隨時可以被權力剝奪。
漢文帝寵幸為他吮瘡吸膿的「黃頭郎」鄧通，特許他可以冶銅鑄錢，鄧通遂一躍而富甲天下，而漢景帝上台，便厭惡這個靠拍馬屁上來的人，於是鄧通就「家財盡被沒收，寄食人家，窮困而死」。（見《漢書·佞幸傳》）
朱元璋時代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后勸諫，才找了個藉口將沈萬三流放雲南。
沈萬三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時代富人朝不保夕的處境。
事實是，洪武一朝，朱元璋為了消滅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
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夢蘭瑣筆》），三吳地區因此「豪民巨族，剗削殆盡」（《匏翁家藏集》），地方上的富家大戶均被清洗一空。
因此王子今說，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對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衝擊力和滲透力。」
中國傳統社會可謂是「權力萬能」——權力支配一切，覆蓋一切，規定一切。
因為權力籠罩一切，所以通過權力，很容易獲得巨額財富，因此在傳統社會，人們對純粹的商業經營、經濟投資興趣不大，而對政治冒險、政治投機、權力經營卻十分投入。
戰國時期的商人呂不韋是中國式權力投資學的開創者，他認為耕田之利不過十倍，珠寶之利不過百倍，而政治投資則可贏利無數。後來他果然通過擁立子楚為秦國國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萬人，食洛陽十萬戶。
在古代中國，要想致富並且保持財富，只有通過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而經商者往往「富不過三代」，因為面臨着財產隨時有可能被權力剝奪的巨大風險，他們往往將錢財用於消費，而非擴大再生產。
權力支配一切，特別是支配經濟利益，是古代中國制度性腐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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