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基輔和明斯克，以及遍布前蘇聯境內的城鎮村莊，對於那些親歷了發生在1986年4月的一系列事件的倖存者們，生活仍在繼續，儘管他們的年歲漸長、健康狀況日益惡化。
在烏克蘭東部城市第聶伯羅（Dnipro），我和率領第一批直升機飛行員在反應堆上空進行空投的鮑里斯·涅斯捷羅夫上校聊了聊。他說，外科醫生已經切除了他1/5的腸道，但已經79歲的他，還在繼續飛行。
在一位前克格勃少校位於基輔郊外的別墅花園中，他解釋說，前一天晚上他生病了，本想取消我們的這次會面，但他的妻子勸他改變了主意：這或許是他最後一次有機會把所知道的一切說給別人聽了。坐在自己位於國家公園旁、銀裝素裹的鄉間小屋中，曾經參與撲滅三號機組屋頂起火的亞歷山大·彼得羅夫斯基，認為是新鮮空氣和每天在附近河裡游泳的生活方式救了自己，才讓他免於被在前戰友中蔓延成災的抑鬱和酗酒所困。然而，當年一邊對着瓶子痛飲蘇聯香檳、一邊飛速趕往爆炸現場的彼得·赫梅利，卻仍在工作，並且堅持要從他辦公室桌上手槍形狀的酒瓶里為我倒一杯上乘干邑白蘭地。
我第一次見到瑪麗亞·普羅岑科時，這位普里皮亞季的前任總建築師已經快70歲了。她自己一個人和六隻貓住在基輔近郊的一間公寓裡，靠着一副磨損嚴重的鋁手杖艱難地走動。有一次她把自己鎖在了門外，於是試圖從鄰居家的陽台上爬進自家公寓，那是她從前輕而易舉便能做到的事，但這次卻從四樓上摔了下來。醫生告訴她，她可能沒辦法再走路了。但她卻證明他們全都錯了，並且繼續每天前往城中的薩爾瓦多·達利藝術學院（Salvador Dalí Art Institute）教授室內設計。身穿一件優雅的深灰色套裝，搭配乳白色襯衫，領口上別着一枚蘇維埃建築師協會（Union of Soviet Architects）的徽章，她說，那場浩劫剛過去時，她曾經很害怕談起自己所親歷的一切：「因為我知道結果會是怎樣……我祖父的前車之鑑對我來說已經夠深刻了。」但如今，她會細緻入微地描述每一件事的細節，帶着那種老兵對舊日輝煌大加渲染、卻略過那些最黑暗時刻的懷舊情緒。她仍在為丈夫和兒子的故去而悲痛，兩人均已因癌症去世。她的女兒，曾和父親一起看着電影度過了在普里皮亞季的最後一個下午，則完全不想討論發生的一切。第二年我們再次見面時，普羅岑科給我帶來了自製的復活節禮物，她的清理員證件的原件，以及在禁區中那漫長的幾個月里使用的筆記本。「這上面仍有輻射的臭味……有點兒像雨——那是臭氧。」她說。當我無法分辨出這種氣味時，她在桌旁俯下身去，將頁面上的塵土直接吹進了大驚失色的我的鼻孔中。
「哈！」她嗤笑了一聲，眼睛裡閃着頑皮的神氣，「如果你需要為這個擔心，我就根本不會把它帶來啦！」
我找到維克托·布留哈諾夫的那天，是個秋日的上午，離他的80歲生日只有幾天時間。他和妻子瓦蓮京娜還住在他出獄後兩人一起居住的那間4層樓的公寓裡。布留哈諾夫已經因為視力下降而從烏克蘭能源部退休了，那之後，他變得日益離群索居。兩次中風讓他幾乎失明，整張臉也變得麻痹無力，但他的思維依然敏銳。他回憶起了自己剛到切爾諾貝利那幾個星期里的意氣風發和雄心壯志，以及與各級黨內領導打交道時的艱難。他談起了在普里皮亞季的一片沼澤中，從無到有地興建一座城市所面臨的重重挑戰，以及越來越龐大的計劃，越來越多的反應堆，準備在河對岸興建的核電廠二期工程。但當話題轉到摧毀了四號機組的那場事故發生當晚時，他緩緩地從椅子中站起來，走進了另一間屋子，留下他的妻子繼續講述這個故事。
幾個月後我重新拜訪他們時，布留哈諾夫遭遇了第三次中風。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左臂骨折了，醫生用灰色泡沫吊臂帶給他打了個十分複雜的固定，懸垂在小腹之前。躺在公寓後間的一張綠絲絨沙發上，腦袋後面墊着一堆枕頭，布留哈諾夫上身穿一件淺藍色的T恤，下身是海軍藍的運動褲，腳上裹了一雙厚厚的襪子。他的頭髮全白了，剪得很短，皮膚乾枯如紙，顏色也慘白如紙。他那雙深藍色的眼睛茫然地注視着半空，沒受傷的那隻手不停地顫抖着。但當他說話時，儘管麻木的嘴唇和鬆弛的舌頭令詞句混淆不輕，語速卻還是和以前一樣快。他為自己在爆炸當晚所採取的行動辯護，堅持說，他是直到第二天坐在直升飛機里繞着四號反應堆飛行時才首次獲知反應堆全毀的消息。在審判中，他承認自己作為一名管理者對所發生的一切負有罪責，但這只不過是他的工作而已。「廠長對核電廠中發生的一切及其員工都負有主要責任。所以我必須負責。」
他堅稱，他之所以沒有費力氣在法庭上替自己辯護，是因為心知肚明，上面已經對將會發生的一切做出了決定。而蘇聯解體之後，他更沒興趣向烏克蘭當局提出澄清罪名的請求。「這完全沒意義，」他說，「沒人會管這事的。
但就算他承認說，自己仍會為對這場事故負有的責任而愧疚，可在談起這件事時，他的口氣仍像是在討論某個行政上的技術細節。「我依然覺得對那些人員和建設安裝負有責任。」
而當我請他說說最大的遺憾是什麼時，那些潛伏已久的雄心壯志重新又復甦了。他掙扎着要坐起來。
「我最遺憾的，是沒能活着看到我位於10層樓頂樓的辦公室，那能讓我將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盡收眼底。」他說。
瓦蓮京娜明顯被這突如其來的蘇聯式技術專家的狂傲自大搞得不知所措，她用一條波點手絹拭去丈夫嘴角濺出的唾沫星子。「我沒聽懂，維佳，」她跟他說，「我沒聽懂。」
「根據計劃，要建起一座10層的高樓……」他剛開了個頭，便轉移了話題，「我開玩笑的，當然。
之後，這位老人失明的雙眼迎上了我的視線，他的眼光凌厲，閃着藍寶石的光芒。有那麼一刻，我感覺核電廠廠長維克托·布留哈諾夫，這位社會主義勞動紅旗手獎章和十月革命獎章的獲得者，正直直地盯着我，而很可能，他根本就沒有在開玩笑。
2016年4月26日那天早上，普里皮亞季美麗宜人的天氣驟然變冷，寒風如刀，沿着普里皮亞季河直向電廠那邊刮去，暴雨如鞭，從鉛雲低垂的空中傾盆而下。搖搖欲墜的石棺上，立起了一個高達數百米的巨大拱形建築，曾經的「巧克力大王」、烏克蘭總統彼得羅·波羅申科就站在那下面，對着一個話筒。他那被放大的聲音迴旋在不鏽鋼的屋頂下，聽起來就像是一部粗製濫造的希臘神話電影中的眾神之王宙斯正在發話：
「撒旦沉睡在普里皮亞季之旁。
他躺在那裡，這個該受詛咒的魔王，偽裝成普里皮亞季河岸上的一株枯柳，躺在這條曾經蔚藍清澈的河流的岸上。」
正對着總統講台的，是一群身着灰藍色夾克的建築工人，他們被攔在熒光橙色隔離帶之後，跺着腳取暖。
「一支黑燭在原子鐘上為他點亮。
荒棄的村莊也躺在那裡，因為他而悲愴。
他的根如利爪插入沙土。
風聲呼嘯着鑽進他空洞的耳孔。」
在波羅申科身後，重型卡車和挖掘機費力地堆起了一個土坡，穿着橡膠靴子、帶着口罩的男人們，巡行在矗立於四號機組廢墟周圍的一棟新建築的陰影中。每當一陣冰寒徹骨的冷風向這位總統刮去，γ輻射的水平便會急劇升高。便攜式輻射劑量計不停發出報警聲，這個施工現場依然處於嚴重污染之中，在外面進食或飲水都是被禁止的。
「他在房子上塗寫下流的語句。他偷走了聖像，丟下自己的面具。現在，他要安睡了。
這是他的國度。他是這裡的君王。」
朗誦結束後，波羅申科發表了一席演講。國家電視台對他的演講進行了現場直播，以此紀念切爾諾貝利災難30周年。他談到了這起事故在烏克蘭獨立和蘇聯解體中起到的催化劑作用，並將這件事定義為一系列危及國家存亡的事件之一，列在蘇聯衛國戰爭和2014年裡米亞事件之間。他談到了事故的長期代價，11.5萬人永遠無法回到自己在隔離禁區中的家，250多萬人生活在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土地上，還有數十萬計的切爾諾貝利事故受害者，仍將需要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支持。「這場浩劫所導致的後果，仍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他說，「它的沉重負擔落在烏克蘭人民的肩膀上，很不幸，我們離永遠戰勝它的那一天還很遠。」
這位總統隨即轉向在他四周的建築工地上拔地而起的亮閃閃的拱形建築，設計師將其命名為「新安全殼」（New Safe Confinement）。他宣布，這個新的建築結構「將像一個巨大的穹頂一樣把石棺蓋起來」。仍未完工的這個項目，源自當初庫爾恰托夫研究所1990年綜合體探查行動所喚起的恐懼，1997年，七國集團（G7）制定了一系列實施方案，卻因為誰該為此買單的爭執與角力而推遲了十多年。儘管對建設資金加以嚴格管理，以防貪腐成風的烏克蘭政府從中漁利，這一項目最終完工時的官方造價還是高達最初預計的3倍，超過了15億歐元。全球43個國家聯合捐獻了這筆巨款。按照設計，這一建築可以將老化的石棺穩定地密封起來。它是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民用工程項目之一：這座108米高的巨型鋼拱足以將自由女神像裝在其中，裡頭安裝了各種通風和除濕設備，其體量相當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3倍。
「新安全殼」的建築師們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自打1986年中型機械製造部US-605建設小分隊的專家們放下手中的工具後，就從來沒有在任何其他建築項目中遇到過。四號反應堆的放射性仍相當強，無法在其周圍開展工作，因此這座鋼拱是在400米外的一個單獨的施工現場建造起來，然後再由法國承包商使用軌道和數十個液壓活塞將其滑動就位。重達36,000噸的鋼拱是人類建造過的最大的陸上可移動結構。即便有着專門建造的混凝土輻射屏障的保護，現場地每個工人都需要被嚴密監測輻射暴露水平。工作時間長則幾小時，短則只有幾秒。
然而，波羅申科表示，他有信心，在國際援助的支持下，其中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新注入的8750萬歐元，他的國家會見到工程完工的那一天，從而最終將這場災難變成歷史。「烏克蘭人民是堅強的人民，」他說，「就算是核惡魔，我們也可以戰勝。」
6個月後，薄霧和雪再次降臨，將普里皮亞季城邊的原野變成了一片銀白。波羅申科站在歐洲銀行的高管、法國駐烏克蘭大使和已經88歲高齡的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漢斯·布利克斯身邊，參加一場盛大的落成典禮。就在維克托·布留哈諾夫與來自莫斯科的蘇聯黨政高官曾經喝着干邑白蘭地，為他們的宏大項目打下奠基樁的那個地方不遠處，立起了一座有暖氣的帆布帳篷，那裡面，一群西裝革履、衣食無憂的人也在以香檳、開胃小吃和一盤盤的泡芙慶祝。入口處，身着海藍色套裝、繫着鮮紅頸巾的年輕女子，將可以掛在脖子上的紐扣式輻射劑量計分發給賓客，用來監測輻射暴露水平。另外一些人走進了雪地里，以外面那座偉大的民用建築奇蹟為背景自拍。終於推送就位的「新安全殼」巨拱，將石棺黑魆魆的剪影完全包在了裡面。當陽光透過陰沉沉的雲層射下，鋼拱在秋日裡閃閃發亮。
作為好大喜功的最新證據，完工的建築結構以體量之巨大彌補了造型優雅的欠缺，但倒也頗符合一座飛機庫或市郊購物中心式的審美。在莫斯科，最早的那些石棺的建築師們對它大加嘲笑，堅持認為這是個荒唐而徒勞無功的工程。但如果它真的能發揮預想中的作用的話，「新安全殼」可以將四號機組的廢墟萬無一失地再封閉個幾百年。「我們合上了一個傷口，一個核傷口，一個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傷口。」漢斯·布利克斯對在場群眾說。新的建築還將成為瓦列里·赫德姆丘克最後安息之地的一座紀念碑，一座放射性陵墓，用以紀念成為事故直接受害者的那幾代人。
工程師們希望，環繞在它遺體周圍的「新安全殼」，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令拆解四號反應堆熔化堆芯殘骸的工作最終得以進行。然而，即便在最終竣工期限即將到來時，也沒人知道，到底該怎樣完成這項工作。不止一位資深核專家擔心，即便到了現在，那場浩劫發生三十多年後，無論是人還是機器，都無法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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