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政治史和社會史學者，「加州學派」的提出者，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全球政策中心主任。在1750年前後的歐洲，英國的法律系統在很多方面都是相當獨特的。它擁有陪審團制度，通過普通法體系來指導司法審判，還有一個積極的議會來限制君主的獨斷行為。而最重要的可能是，英國對那些信仰除英國國教（聖公會）以外宗教的人也提供保護，於是在這裡，各種不同支派的新教徒便可以追隨自己的信仰。蘇格蘭的宗教和文化產生於加爾文教的思想和知識的土壤之中，到18世紀時，蘇格蘭的主要思想家們儘管仍然保持着虔誠的宗教信仰，但對宗教禮儀和教條的關注已經讓位於對自然界和工商業發展的關心，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如何提高人們的積極性來同時增進社會的道德水平和經濟繁榮。蘇格蘭被允許擁有自己的長老會教堂，這與英格蘭所主導的聖公會有着明顯的區別。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種有創造性的緊張關係（fruitful tension），英國人的精神生活既沒有轉向維護某一教派的正統地位，也沒有被迫放棄或禁止信仰別的思想。事實上，在英國各地都長期存在着關於人類本性、社會性質、宇宙本源和上帝地位的爭論。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愛丁堡大學、阿伯丁大學和聖安德魯斯大學，以及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等機構，還有許多在伯明翰、布里斯托和曼徹斯特等地設立的各郡或區級的學術俱樂部，共同推進了各類科學、機械、工業、道德哲學、歷史、認識論和政治理論的學術研究。在18世紀中，歐洲大陸國家所設立的大學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了教會體系的控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或者追隨於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潮（如法國和德國），英格蘭的主要大學（如牛津和劍橋）則主要成為上層精英們的精修學校，很少聘請真正嚴謹認真的學術型研究者。與之相比，蘇格蘭的大學則對醫藥、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他們的學生後來廣泛傳播到了英國和北美各地。如果說有某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創造出了一種新式的生產力增長和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打破了過去1 000年以來的農業社會循環的話，那麼這個因素就是新的思想。如我們在第八章中將要看到的，在1500年，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國家仍然是在已經存在了1 000年的思想框架中運行，儘管在一些農業領域、水利控制和手工藝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多進步，但在對自然世界的理解和獲取知識的方法等方面還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大規模變化。在此以前，關於世界和知識的新思想一般被認為是社會和政治秩序穩定的威脅。隨着新思想被扼殺，技術進步也就同樣逐漸消失了；由於那些對正統思想的挑戰被看做是犯罪行為而受到懲罰，人們也就沒有機會再進行新的研究和獲得有關自然界的新觀念了。在17世紀和18世紀初，這種趨勢存在於當時除英國以外的世界各個地區——不僅是亞洲，也包括歐洲的絕大部分地區。前文已經說明，在1500—1800年間，全世界所有處於溫帶地區的主要文明，包括歐洲、中東和中國，都經歷了類似的王朝崩潰、叛亂和革命，並在17世紀中期和19世紀中期兩次達到頂峰。17世紀中期的社會混亂尤其恐怖，其後果就是使得統治者們更為關注如何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因此，統治者們對政府制度和社會關係作了大量的調整，以更好地維護政治和社會秩序。如前所述，奧斯曼帝國擴充招募由中央政府支付年薪的土耳其禁衛軍取代了以蘇丹頒賜土地為基礎的舊式農村士兵系統；中國新建立的清王朝通過了滿漢民族隔離的法律來保護滿族的內部團結並將其保持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在歐洲的很多國家，國王和王子們通過壓制地方貴族來加強自己的力量和擴張官僚體系，這種王權專職的加強成為17世紀中期以後各國的普遍現象，國王們紛紛解散或者壓製法院和地方代表立法機關，而代之以自己任命的官吏，迫使貴族家庭更多地仰仗皇室和國王的鼻息。法國的路易十四、俄國的彼得大帝、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們都握緊了手中的權力，擴張自己的領土並主導着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的歐洲。他們的中央皇權模式被很多其他國家的國王所繼承，包括丹麥的克里斯蒂安四世、瑞典的查爾斯十一世、奧地利的瑪麗亞·特雷沙，以及歐洲各地一些領地較小的王子和統治者們。而且，歐洲和亞洲各地的統治者們開始認為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鞏固有賴於消除國內的宗教分割和論戰。事實上，很多人都相信17世紀中期的社會劇變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在此之前的數十年中，社會的基本信仰被遺棄或異端所遮蔽的結果。奧斯曼帝國的學者和官員們則聲稱需要恢復「善之循環」（circle of virtue），即蘇丹和臣民都應當真誠地遵守《可蘭經》訂立的規則，尤其是遜尼派順從政府權威的傳統。因此，奧斯曼帝國在17、18世紀的改革運動強調通過回歸傳統的信仰來解決政治和經濟上的問題。這與之前他們對宗教信仰的寬容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信仰自由的時期，奧斯曼帝國從西方引進武器並進行了改良，還研究西方的學術和宗教，後期的奧斯曼帝國則傲慢地維護着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地位，並開始對外部世界感到厭煩，輕視基督教的思想。善之循環也變成了蘇丹迫使每個人各安其位的僵硬社會關係的基礎，改革創新成了宗教改革運動者所痛恨的對立物，他們認為一切新的思想都只能導向錯誤和腐化，而對其進行譴責。這種緊張的環境的確實現了社會的穩定，但在之前幾個世紀裡，伊斯蘭科學和知識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因此被宗教道德所遏止了。在中國，清朝統治者試圖通過建立正統的儒教知識體系和推行傳統思想觀念來獲得自身統治的合法性。此前明朝統治者們所推行的也是儒家治國方略，但是明朝的日常思想生活是非常豐富的，遠遠超過了政府官方的表述，包括民粹主義、新教思想和各種學派的思想都大行其道。而在清朝的統治下，知識成為政府官方包辦的用於加強統治的工具，大批知識分子被派去考據儒家文本的沿襲歷程和清除文本在近期所產生的錯誤，進而達到淨化儒家經典的目的；官方的科舉考試也越來越僵化和注重考查對儒家經典文獻的記憶能力。因此，是在17世紀60年代清朝建立以後，中國才變成了一個嚴格恪守儒家正統的國家。事實上，被我們今天當作是屬於中國儒家政府和社會行為的很多典型內容，都並不適合於之前中國的歷朝歷代，而只是在清朝以後才發展起來的。這種僵化的正統思想的強制推行導致了知識的停滯甚至喪失。儘管清朝時期的中國廢除了奴隸賤籍，實現了市鎮發展、工業增長和農業生產的大幅增加，但中國此前所取得的數學方面的成就便就此消失了，那些曾經在以前歷朝歷代留下光輝業績的科學和機械發明，幾乎再也沒有出現過。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天主教反改教運動也開始遏止思想和知識上的創新。在17世紀以前，天主教會實際上是主張廣泛學習的，甚至支持過像哥白尼這樣有創造性的學者。然而，一旦遭遇了新教領袖們的攻擊和發現自身地位的下滑，同時天主教的領袖們也意識到了新的科學發現成了他們控制大眾信仰的威脅，教皇和其他天主教領袖們就開始着手壓制新的知識。管理着主要學術機構和學校的耶穌教會士們禁止教授新的日心說和牛頓物理學，堅持地球在宇宙中心靜止不動的觀點。甚至在荷蘭和法國，正統信仰的觀念也一直維持到了17世紀末，荷蘭歸正會嚴格禁止或限制在荷蘭信仰其他宗教，法國路易十四則頒布法令驅逐清教徒、禁止在法國信仰清教。而18世紀的英國，則擁有着一直保持獨立的普通法法院、活躍的議會、由法律保護的不同宗教信仰以及多種不同類型的官方教會，如果從英吉利海峽向大陸望去，從法國一直到土耳其再到中國，都是一片專制王權的海洋，我們就毫不奇怪英國人民一定會為他們能生活或在一個擁有個體自由和權利的國度而感到慶幸了。而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社會，才在此後的兩個世紀裡產生了驚人的結果。本文選編自《為什麼是歐洲？》。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內容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史蒂芬·平克｜自由與保守：西方左右派之爭的信仰根源查爾斯·蒂利｜歐洲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歷史引起的若干推論別爾嘉耶夫｜通往自由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與思想----------------------------------混亂時代 閱讀常識
歡迎點擊關注👇
鑽石舞台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