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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d Gutberlet(54歲)

導讀:

活動停止、旅行禁令、學校關閉。幾個世紀前的德國人是如何成功抵禦瘟疫和霍亂的。

《明鏡》: Gutberlert先生,與中世紀不同的是,我們不再需要像忍受上帝的宿命詛咒一樣忍受大流行病。我們可以相對有效地對抗病原體。回顧歷史,它到底能告訴我們什麼?

Gutberlert: 當我說,回顧過去總是有價值的,你可能不會感到驚訝。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看看人們以前是如何每次更好地克服瘟疫所帶了的挑戰的。醫學進步也是一個歷史性過程。例如,在19世紀,德國的細菌學是開創性的,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是徹底改變醫學的人之一。就像我們今天不斷遇到冠狀病毒的圖像一樣,科赫首次用顯微攝影技術使流行病的病原體變得清晰可見。

《明鏡》: 您在新書中專注於德國的流行病史。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度過瘟疫、天花和霍亂的?

Gutberlert: 他們每次都從流行病中吸取教訓,就像我們現在所做的一樣。如果我們在不久的將來遇到另一種大流行病,我們可以借鑑新冠的經驗。當瘟疫在14世紀中期襲擊德國時,人們對以前的流行病沒有這種記憶。隨後,傳染病成為了一個持續的夥伴,一種持續性的威脅。然而,人們並沒有簡單地認命,而是制定了對抗策略。最著名的例子是檢疫,於 14 世紀末首次在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使用。

《明鏡》: 但從那時起至今,人們對這項不太受歡迎的措施並沒有發生變化。

Gutberlert: 確實如此,我們對上個世紀的其他措施也是如此,這些措施放在今天仍然有效,例如隔離、活動禁令、旅行禁令、健康證明等。

《明鏡》: 當中國在2020年初封閉武漢時,我們仍然認為封鎖在這裡很難執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看看歷史書嗎?

Gutberlert: 絕對的。過去也出現過學校關閉的情況。上一次是在1917/18年西班牙流感期間。而在鼠疫爆發期間,甚至還使用醋來消毒。當然,所有這些都只是在有限範圍內有效,因為病原體和確切的感染途徑並不清楚。如果考慮到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傳播途徑在所有細節上都不是立即明確的,那麼這與今天就很相似。

《明鏡》: 這些措施是否也像今天這樣具有爭議性?

Gutberlert: 事實上,應對瘟疫和霍亂的措施屢屢遭到破壞。富人將自己從病人名單中刪除,並無視埋葬的禁令,窮人出於生活壓力而被迫繼續工作,城市出於經濟原因隱瞞了疾病的爆發,旅行者偽造健康護照。

《明鏡》: 英國鄉村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發明針對天花病原體的疫苗接種隨後被證明是抗擊流行病的一大突破。但即便如此,這也引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爭議。

Gutberlert: 詹納的工作無疑引發了19世紀初的疫苗接種熱潮。同時也存有很多質疑和巨大恐懼,畢竟當初有接種動物物質。首先,我們必須制定標準以使新程序變得更安全。但這需要時間。因為某些潛在風險事後才能被觀察到。與今天相比,人們當時有更多理由對疫苗接種持懷疑態度。

Edward Jenner

《明鏡》: 當時也有討論強制接種疫苗的問題嗎?

Gutberlert: 那當然,而且非常有爭議性。當時的德國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是由聯邦州來管理。是不是跟今天的德國很像?某些州傾向於自願性措施、另外一些州則採取強制性疫苗接種。所有政府都在推廣這種做法,許多政府試圖通過為某些群體接種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

《明鏡》: 當時有哪些州採取了強制性疫苗接種?

Gutberlert: 一個規模很小的州,現在或許只有施瓦本本地人還知道: Hohenlohe-Langenburg。那裡的一位侯爵早在1805年就實行了強制性疫苗接種。這也不是很難,畢竟該地區的人口很有限。規模稍微大一點的州如巴伐利亞州或黑森-達姆斯塔特在1807年實施了強制性疫苗接種。普魯士採取了另外一種方案: 只針對某些特定群體進行強制性疫苗接種,例如軍人和孤兒。

《明鏡》: 強制性接種天花疫苗是如何產生的?

Gutberlert: 這種病毒在1870/71年戰爭後由法國戰俘帶入德意志帝國。由於疫苗接種成功地控制了疾病,平民中的疫苗接種紀律下降了,病毒又可以繼續擴散。當時有大約13萬人身亡。於是,1874年頒布了強制接種疫苗的規定。順便說一下,這是德國唯一一次全國性疫苗接種。由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疫苗接種計劃,天花現今已被完全清除。

《明鏡》: 新冠危機使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重新進入公眾的視野。為什麼這個世紀的大流行病被遺忘了?

Gutberlert: 誠然,即使是歷史學家也很少注意到這一點。這是基於西班牙流感在當時是一場 "災難中的災難 "的事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的整個時代以崩潰的方式而告終。在德國,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10月底、11月初的短短兩周內達到了高峰。而公眾不得不意識到,與多年宣傳的謊言相反,戰爭已經失敗了。當時有30多萬德國人死於西班牙流感。

《明鏡》: 與新冠病毒一樣,我們今天仍然不清楚西班牙流感究竟來自哪裡。它是否和天花一樣,是由士兵傳播開來的?

Gutberlert: 這是三種理論的其中一種。它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是因為一本美國暢銷書: 由美國士兵將一種病毒引入歐洲。當然,這種病毒也有可能來自法國北部。就像今天一樣:一種新的病原體不會被記錄在它的起源地,而是它首先展現其影響的地方。無論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超級傳播者,全世界大概有五千萬到一億人喪生。

《明鏡》: 從過去幾個世紀的流行病歷史中,你最重要的發現是什麼?

Gutberlert: 有兩個。首先,我看到了與今天大量的相似之處,無論是預防策略、陰謀論還是反對接種疫苗的人。其次是圍繞時代進步的主線,不僅僅是醫學的進步。我們通常着眼於流行病帶來的恐怖,這有其合理性。與此同時,人們一直都嘗試着克服它,即使沒有人知道疾病從何而來以及如何傳播。社會不斷地發展出更好的應對策略,並在處理疾病方面得到了一些實踐。霍亂則極大地推動了大城市的現代化,因為它們在衛生方面非常落後。整體上而言,大流行史是一個成功的故事。我們當下的抗疫也取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功,比如能在短期內研發出新的疫苗。

《明鏡》: 對這種進展的樂觀是否很諷刺——畢竟還有數百萬艾滋病患者。

Gutberlert: 你可以看看瘟疫、艾滋病和新冠之間在歷史上平行關係:每次都是各種病原體遇到了處於危機中的社會。事實證明,在男女同性戀者爭取接受和公民權利的鬥爭中,艾滋病起到猶如(心臟)起搏器的功能。這對許多艾滋病患者沒有幫助,但之後出生的人卻從中受益,不僅在醫學上,也在社會上。因此,新冠可能會推廣我們國家的數字化進展,因為很明顯,衛生官僚機構在抗擊大流行方面的速度太慢了。

《明鏡》: 你對新冠危機的看法是否與你開始研究時不同?

Gutberlert: 的確如此。問題的時效性會讓人的觀點變得更加尖銳。當你將這個問題追溯到過去多個世紀時,你會變得謙虛。儘管我們在新冠危機中經歷過眾多恐懼:我們的處境比我們的祖先要好得多。對抗大流行病的研究從未像過去一年那樣迅速。當應對某件事情需要超過一眨眼的時間時,我們這些晚現代的、富裕的、沒有耐心的同時代人應該時刻注意到這一點。(完)

原文鏈接:

https://www.spiegel.de/wissenschaft/corona-und-fruehere-seuchen-das-sollten-wir-wohlstandsverwoehnten-zeitgenossen-uns-immer-bewusst-machen-a-93a87754-944f-4088-840e-021ad36d4eee

編者有話說:

本人多年前跟這位Gutberlert先生有兩面之緣。第一次在柏林Kreuzberg區咖啡館。我當時主動找到他,想對他進行一次採訪。他本人是自由工作者,身兼作者、柏林導遊和歷史學家於一身。

我們第二次見面(採訪)是在施普雷河旁邊的咖啡館。

攝於2016年五月份

他是一位多產作家。《Heimsuchung》(災難)是他最新出版的書籍。

《災難》

一本關於柏林的小冊子

《德國最重要的33次歷史事件》

一本關於間諜的書籍。(他送了我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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