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1972年，在新幾內亞一個島嶼上，當地人亞力向正在那裡研究鳥類進化的戴蒙德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這一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將戴蒙德問蒙了，如何做出回答，促成了戴蒙德這本《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寫作和出版，而這卻花費了他20餘年的時間。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激發和促使戴蒙德從研究自然演化轉向了對人類歷史演進的考察，藉助他自身對自然科學的造詣，吸收法國「年鑑學派」代表性人物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戴蒙德將視線投向了1.3萬年以來的歷史進程，希冀在一種歷史的延長線上思考，不同的區域空間如何產生了分化，並且持續影響到如今的貧富差異。但這只是此書的第一層次，實際上，在戴蒙德那裡，他是要通過對歷史進程的區域差異問題的考察來指向這一「元問題」，即本書英文副書名所示—「人類社會的命運」。

1997年，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甫一出版，立刻好評如潮，讚譽紛至沓來，當然也不乏批評的聲音。在20多年之後，重新閱讀這本書，也許我們會更為冷靜地重估這本書的價值，在批評者所說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讚譽者之間找到其合理的張力，追尋戴蒙德的寫作思路與主旨。

首先我們需要對這本書有一個基本的定位和評價，如果概括戴蒙德這本書的主題，那就是在回答亞力之問，其核心為：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擁有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歐洲人，逐步滅絕了當地的原住民，以及他們所建立起的帝國。正是較早擁有了技術和軍事優勢的歐洲人，以犧牲其他群體為代價進行擴張，從此拉開了貧困與富饒的分界。在戴蒙德看來，15世紀並非就是貧富分殊的起點，而應該追溯至更遠—早在1.3萬年之前，人類的演化就沒有按照同一種律動行進，因而產生了分化與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自然就是其所生活的地理環境，可以說地理環境是造就地區與國家貧富分化的重要因素。由此，戴蒙德認為，「我會這樣回答亞力：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歷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環境」。

儘管戴蒙德數次提及此書是要回答亞力之問，也的確是在回答這一疑問中展開了自己的思考，但在我看來，這只是戴蒙德創作此書的一種「修辭戰略」。可以說，藉助這一問答性的「修辭戰略」，他是要對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產權制度學派」提出挑戰。

大家知道，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為代表的「產權制度學派」，提出了制約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變革與財富創造的重要要素是制度安排。以英國工業革命為例，人們常常認為推動工業革命的原因是有一系列的技術發明，針對這一觀念，道格拉斯·諾思提出：那麼新技術和新工藝的發展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由此，諾思觸及了他要表達的核心，也是現代社會的關鍵性問題：人類在其整個過去都不斷發展新技術，但速度很慢，而且時斷時續，主要原因在於，發展新技術的刺激偶然才發生。一般而言，創新可以毫無代價地被別人模仿，模仿者無須付給發明者或創新者任何報酬。技術變革速度緩慢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直到晚近都未能就創新發展出一整套所有權制度。因此，諾思認為，只有在專利制度下，鼓勵技術變革和將創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於社會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勵機制才能形成。「簡言之，工業革命的經濟史學者着眼於技術變革是那個時期的主要動因。不過，一般而言，他們沒有問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一時期技術變革速度加快。常見的似乎倒是，在論證技術進步的原因時，他們假定技術進步是無需代價或者是自發產生的。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總之，技術進步速度加快，不僅應歸因於市場規模的擴大，而且應歸因於發明者在其發明創新創造的收益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能力的提高。」

戴蒙德很不贊成「產權制度學派」對歷史的解釋，他在書中直言不諱地說道，他不贊成制度決定貧富分化。戴蒙德指出，當經濟學家談論他們眼中的「良好制度」時，他們指的是那些激勵個體以積累國民財富為目標而工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並堅決認為制度是造成國家貧富的主要原因。而實際上，我們需要考察制度建立的動因與支撐制度運轉背後的要素，如戴蒙德所說，我們必須追問良好制度的起源，不能將它們看作從天而降、隨機砸中某些國家的餡餅。要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就得探究複雜制度背後各種人類社會中或好或壞的深層歷史淵源，即過往出現的良好體制，往往源於其背後的一根長長的歷史鏈條，從紮根於地理的終極原因一直連到體制的直接變量。現在如果我們想在缺乏良好體制的國家快速將其建立，就必須了解這根鏈條。由此，戴蒙德將問題推向良好制度植根的基礎，以及找到如何建立良好制度的各種要素。如果沒有這些要素作為支撐，不僅自己的原生的良好制度無法生成建立，而且即使後來簡單地模仿照搬發達國家的制度，最終這一制度的嫁接也往往會因水土不服而崩潰，最後成為所謂的「潰敗國家」。

這一思路不免讓人聯想到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思想傳統，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說，法律的內在精神是由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在內的很多要素決定的。這一思想後來為19世紀法國思想家基佐和托克維爾所承繼。例如，基佐就說過：「要理解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首先要研究社會是明智的；政治體制在成為原因之前，它只是結果；政治體制在塑造社會之前，已經被社會所塑造。所以，代之以研究政治體制或政府形式，我們必須首先研究人民的狀態，由此以便知曉，我們應該，以及將要有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說道：「憲法和政治法律就其本身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它們是一些死物，只有一個民族的民情和社會狀況能賦予其生命。」「民主存在於風俗、法律，以及多數人的觀念中。」因此，需要對包括地理環境在內的民風民俗展開考察。

正是沿着這一思想傳統，作為自然科學家，戴蒙德從1.3萬年前開始的「人類史」出發來思考歷史的演進考察，展現了自己宏大的歷史視野，並以自然科學家一以貫之的研究方式將複雜的歷史演進植入一個簡潔明了的因果之鏈，用追溯的方式即從歷史的起源上進行譜系式的考察。從方法論上來說，這一書寫方式有其獨特的價值，也是上面所述的西方思想傳統的顯現。但也應該看到，研究者在運用這一研究方法時，稍有不慎，或者沒有對歷史技藝純熟掌握運用的話，將會有滑入「歷史決定論」的危險，因為在倒敘的起源性追蹤中，研究者常常會將歷史建構為一種結構性的重負，即遠古所形成的那種「結構裝置」一直在禁錮着人們，始終成為包袱壓着人們，使其沒有選擇的餘地與可能性。在這裡，人的主動性似乎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連綿不絕的歷史譜系，原先富裕的地方依然富裕，原先貧困的地方則永遠貧困，這也難怪很多評論者對此書進行批評，認為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和歷史宿命論之嫌，而戴蒙德也常常會因這一誤解為自己辯護。

當然，自遠古以來，人類所處地方的地理環境的差異不免會帶來貧富分化，但如果在現代意義上來說，貧富差異的拉大始於15世紀末哥倫布的大航海，更為準確地說，是以18世紀開始的英國工業革命為發端。從全球視野來看，英國工業革命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以及「西方」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形成了通常所說的「貧富分化」。以下這組數據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1750年，英國占全球工業生產總值的2%，1880年達到了20%。1750年，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占全球工業生產總值的11%，1880年幾乎達到40%。從整體上看，今天的「發達國家」在1750年占全球工業生產總值的27%，1860年占比為63%，而1953年則高達94%。與此同時，其他地區則陷於衰敗，呈現出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例如，中國從1800年占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33%跌落到1900年的6%和1950年的2%，印度和巴基斯坦由1800年的20%跌落到1900年的2%。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工業生產值占全球總值的比例由1860年的37%下降到1880年的21%，而到了20世紀上半葉則為7%。因此，正是從工業革命開始，全球加速性地出現貧富分化，導致了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思所說的「全球分裂」。

工業革命帶來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分裂」，那麼是否可以據此認定「西方」占據優勢地位就是自1.3萬年以來的歷史演化所致，成為一種「歷史的宿命」？其實，不能做出這樣簡單唯一性的理解，就整體性的「西方」而言，其能夠獲得這一主導性地位，成為「富國」，完全是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人們不斷進行選擇的結果。正因如此，也許我們還可以從工業革命之後，沿着歷史演進之正序列的演繹法來進行考察，從而為這一貧困與富饒的「全球分裂」提供另外一種視角。

如果從時間線上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圖景。工業革命首先起源於18世紀50年代的英國，然後大約在19世紀50年代傳入包括近鄰法國在內的歐洲大陸國家，19世紀60—70年代則傳至德國和美國等國家，19世紀70—80年代擴展至捷克等東歐國家，到19世紀80—90年代進入俄國，此後走向全球。因此，從這一擴展與接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路線圖，其表明了一個淺顯的道理，即一個國家是否能夠走向工業革命，實現工業化，成為「富饒之國」，不在於其是不是首先發起工業革命，而是在工業革命發生後，那些暫時還處於「落後」和「貧窮」的國家都面臨着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融入先進文明發展的進程，接受工業革命的成果，還是自我封閉，拒絕改革？這是對統治者的嚴峻考驗，也是被拉開差距與形成貧富分化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由此，也就關涉歷史演進的一個核心問題：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就不再獨立進行第一次工業革命，而只能是在本土的條件下接受工業革命的恩惠，與這一歷史進程接軌。所以，我們不必過多地糾結於一個國家受其地理環境等要素制約而未能成為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而是需要更多地去研究如何對待工業革命及其現代性的那些思想觀念、態度和行為方式。如果在更廣闊的空間中進行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國家吸收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先進成果，成功實現了本國的工業革命；有些國家選擇改革，避免淪為依附國家；反倒是亞非拉諸國卻依然昏沉，繼續走着既定的老路，逐步遠離了現代世界。為何它們沒有跟上現代化的步伐，這才是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正是由此，歷史是「長時段」演進的產物，甚至受地理環境的制約，它會支配着人們的意識、觀念與行為。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也具有人的主體性、主動性和選擇性，如何選擇並在這一選擇中創造歷史，突破既定的種種限制，則為我們思考不同國家和地區分化為貧困與富饒提供了重要視角。

正如戴蒙德在此書中所說，考察歷史是為了走向未來。的確，對歷史的重思就是為了打破貧富分化是種既定宿命這一思維，從而選擇和決定自己的歷史命運。其實，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的命運並非僅僅源自1.3萬年以來的人們所居住的地理環境的差異，而是在這一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看誰能夠抓住那些轉瞬即逝的歷史機遇，創造性地越過既有的種種羈絆，主動融入現代文明的潮流之中，從而脫離貧困，迎來富饒，實現不單是國家的富強，更是每個人的幸福。因此，閱讀此書，重要的不是獲取戴蒙德在書中所提供的豐富的知識與那種對待歷史研究科學化的研究方式，而是要思考全球不同區域和國家的人們今後將會以何種方式走向未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非常贊同戴蒙德所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當作科學來研究，就像研究恐龍一樣，我們的收穫對當今的社會有益，因為我們會明白什麼塑造了現代世界，什麼又可能塑造我們的未來。」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收入《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信出版集團，2022.01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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