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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郭金興

來 源：先知書店店長薦書

本文共計2453字數，閱讀約需要6-9分鐘。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永遠處於變化之中。變化蘊含着機會，企業家就是那些能夠創造性的把握和利用這些機會，以實現個人抱負的群體，而這種創造性、能動性和有所作為的進取心就是所謂的企業家精神，這是發明創造、技術突破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源泉。

這種創造性古已有之，甚至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天性，火種的保存與語言的發明就是明證。然而，僅有這種創造性似乎並不能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儘管曾經有過某些重大的進步和突破，也曾經出現過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但是以持續的技術進步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為特徵的現代經濟增長，在工業革命之後方才出現。

那麼，從歷史經驗來看，企業家精神因何受到了抑制，或者說何種社會條件才能培養和激發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與其他個體一樣，其行為是由預期的收益和成本決定的，因此，他們能否發揮企業家精神，以及是否將其運用於生產性活動，取決於文化和制度等社會條件，正是這些社會條件決定了企業家採取各種行動所面臨的激勵和約束。

首先來看文化。文化塑造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從而決定每個人對世界和社會的感知，這從總體上限定了企業家所能利用的機會。有關各種行為是否正當的認知，在很大程度上還會決定企業家所能獲得的非物質回報。

馬克斯·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和制度的崛起歸之於新教倫理的勃發，這一觀點已為人所熟知。與之類似的，喬爾·莫克爾認為中世紀以後歐洲的啟蒙運動使其世界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即不再認為人類社會是神秘莫測、亘古不變的，而是通過理性可以認知和改造，從而實現不斷進步的。這就為企業家精神的興盛創造了條件。

因為在一個一成不變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只能是零和博弈，企業家行為也必然是非生產性和分配性，只會擾亂正常秩序，引發社會動盪，因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受到普遍抑制，而戰爭成為揮霍創造性和博得利益、聲望與地位的正當途徑。

從這個角度，也許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何東西方傳統文化都會貶抑經商活動，將其斥之為不正當、不道德的行為，這顯然降低了企業家的社會回報。在一個秉承進步主義世界觀的社會中，創新和創造被視為增長和進步之源，偉大的企業家成為社會推崇的偶像和英雄，這必然會激勵企業家精神的蓬勃發展。

文化的包容性是發揮企業家精神的必要條件之一，因為無論是思想還是技術，真正的創新在一開始時都是某種「異端」。在一個排斥異端的封閉環境中，真正有創造性的企業家很難脫穎而出。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無論在企業還是在政府部門，將保守視為美德的管理者都只是循規蹈矩的「官僚」而已。17世紀法國對胡格諾派新教派的迫害使其大量流亡英國，為後者工業革命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技術與人力資源，20世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則是另一個明顯的例證。

發揮企業家精神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撐，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實有效的產權保護。如果對於財產未來的使用和收益缺乏信心，人們就會失去投資的動力，同樣也沒有動力去施展自己的企業家才能。歷史經驗表明，對產權的侵犯經常來自於王權和政府，因此，通過法治來有效地約束政府被視為保障產權和促進增長的重要條件之一。

正因為如此，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逐漸確立了議會相對於王權的合法權力和優勢地位，這為18世紀的工業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對王權和政府的限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即消除一切不必要的特權、壟斷、許可和限制，以創造一個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促進企業家才能由非生產性活動轉向生產性活動。

這並不意味着政府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者無為而治，恰恰相反，為企業家精神創造一系列必要的社會條件，都需要政府積極而有效的作為。這至少包括以下幾項基本內容。

一是一個成本可以承受的專利保護制度，以實現兩個重要的目標，即為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提供必要的激勵，同時促進知識和技術的傳播。缺乏有效的專利保護，必然導致「山寨」成風甚至形成一種文化氛圍，這會降低創新者獲得的經濟回報和非物質回報。

但是專利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產權糾紛，甚至淪為「專利流氓」用來不當獲利的工具。顯然，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專利制度，是每個致力於創新的政府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二是有助於發揚企業家精神的金融體系。企業家的創新活動需要通過金融體系調動大量的資源，也需要金融體系為各種交易活動提供便利。即便在古代，創建稍具規模的企業和拓展企業的業務範圍，僅靠自身的積累也難以完成。

因此，一個靈活有效的金融體系肩負着挑選真正創新者的重任。通過金融體系，只有將更多地資源配置給那些富有企業家精神的群體，社會總體上才會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創新和增長的速度也才會更快。

三是其他的軟硬件基礎設施。企業家的各種創新活動需要有人才作為支撐，因此公共教育體系的發展和進步至關重要。而且，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類型的創新活動，需要的人才特質也會有所區別。
比如，在經濟趕超階段，模仿創新是主要的創新方式，因此基礎教育和工作紀律可能更為重要；實現經濟趕超以後，前沿創新成為主要的創新方式，教育的中心就應轉向高等教育和創新思維。歷史經驗還表明，道路交通和信息交流等基礎設施同樣重要。

對我們這個以創新作為基本發展戰略的國家，了解歷史上企業家精神的興衰，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不難發現，當前對企業家精神的很多抑制因素，在各個國家的不同時期都曾經出現過，是發展與轉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幸運的是，根據歷史的經驗，我們大概可以歸納出發揮企業家精神需要具備何種社會條件，但不幸的是，歷史同樣告訴我們的是，文化和制度都存在很強的慣性，如何實現這些條件，仍有待於艱難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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