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典型的中世紀情感是宗教性的，它把自己傾注到基督的福音，以及中世紀時期所研究和沉思的教父神學上。」

高/考/藥/櫃

「典型的中世紀情感是宗教性的，它把自己傾注到基督的福音，以及中世紀時期所研究和沉思的教父神學上。」當我們試圖勾勒出一幅有關中世紀的思想感情的圖景時，最具代表性的印象也許是人們對於十字軍戰爭的狂熱或是對於修道理想的推崇。然而，這些圖景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成年男性，我們在這樣的敘事中看不到女性，也看不到兒童。作為社會裡的邊緣人物、作為成年男性視角中的「他者」，中世紀的「女性」與「兒童」常常被傳統歷史記載所遺忘。因此，如何在中世紀歷史中發現女性與兒童，如何探尋被宏大敘事埋沒的真切情感，如何超越男性視角理解舊制度下的性別關係和家庭關係，是中世紀社會史和家庭史面臨的幾大難題。

菲利普·阿里埃斯所著的《兒童的世紀》開兒童史研究之先河，其本人也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他的研究使讀者確信『童年自有其歷史』。」在菲利普「發現兒童」十餘年後，以色列歷史學蘇拉密斯·薩哈又以《第四等級——中世紀歐洲婦女史》一書試圖「發現」中世紀的婦女，即探討作為一個「階層」的中世紀婦女的社會等級、法律地位、實際生活與思想觀念。在此過程中，薩哈還對《兒童的世紀》一書的部分結論提出挑戰，並在阿氏研究的基礎上對當時的家庭狀況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本篇讀書報告建立在對上述兩書的對比閱讀及查閱相關文獻的基礎上。不難發現，二位作者的對話主要集中在對中世紀「母親」與「家庭」的不同認知上，因此，本文的寫作也將以兩書中有關「母親」這一社會角色的議論為主線，全文一共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從根本上說，「母親」屬於「女性」的一部分，作為女性，每一個中世紀母親都會經歷中世紀婦女在性別關係中所面臨的普遍境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藉助兩書中對於中世紀法律制度、社會狀況中有關兩性問題的考證與描述，我們將分析中世紀「母親」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所承擔的社會期望。

其次，對於大多數中世紀婦女而言，「母親」既作為個人生命歷程中的重要階段，也代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那麼，作為個體的她們對自己的「母親」身份具有何種認知和情感，作為家庭成員的她們在家庭共同體內承擔哪些職責和義務？這些都是本文第二部分將着重探討的問題。

最後，我們將討論《兒童的世紀》與《第四等級：中世紀歐洲婦女史》的另一個突出共同點：即他們關注的對象都是被傳統敘事遺忘的「他者」。我們將分析作為「他者」的「兒童」與「婦女」是如何被歷史遺忘的，並簡要說明在「發現」「他者」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並探究引入其他學科理論分析工具的可行性。

中世紀歐洲的婦女面臨着一個怎樣的社會？社會如何塑造中世紀對女性、對「母親」的要求與期許？在討論前我們需要明確的是，「中世紀歐洲」是否可以被視作一個統一的整體？事實上，無論是在《兒童的世紀》還是《第四等級：中世紀歐洲婦女史》中，出於綜合研究的需要，作者均將「中世紀歐洲」看作一個「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但兩書的細微區別在於，阿里埃斯尤其關注中世紀中後期由於資產階級發展而出現的學校與家庭的變化、以及隨之而生成的「兒童的觀念」，因此，阿氏突出展示了不同世紀之間社會狀況的差異。而薩哈在書中則着重從空間上對比不同地區之間社會狀況與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差異，而未從時間角度強調中世紀社會的演變。（本段論述也許能在以下兩方面對各位的思維有所啟發：其一，在討論一個歷史對象/概念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確該概念的「歷史性」並討論研究此對象的可能性；其二，阿里埃斯在《兒童的世紀》中所描述的「時間上」的「變化」與薩哈在《第四等級》一書中所關注的「空間上」的「社會結構」正好構成了歷史學思維的兩大要素，即歷時性與共時性，在大家所學的高中歷史中，也被稱之為「時空觀念」。或者，你也可以從「連續性」和「斷裂性」來思考兩位作者着眼點的不同。）

在將「中世紀歐洲」視為一個整體後，我們還需要辨明的是，中世紀「婦女」可以作為一個同質的群體嗎？薩哈所論的「第四等級」是指在11世紀三等級論（11世紀開始，西歐社會在時人的觀念中被視作是由「僧侶」、「武士」、「勞動者」三種等級構成）的基礎上，將婦女視作「一個特殊的階層」。但這種劃分這並不意味着婦女「階層」內部的平等。

事實上，無論是在中世紀還是其他時代，作為「婦女」或「母親」的個體之間都存在極大差異。早在20世紀70年代，婦女史學家傑達·勒納就對這一問題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就一種分析範疇而言，女性群體是特殊的，女性對男性的附屬關係也是特殊的，前者是指女性並不作為一個與男性判然有別的凝聚力強的整體，她們與同集團（這裡的集團是由其他社會屬性如階級劃定的）的男人的緊密關係超過她們與其他階級、種族婦女之間的聯繫；後者是指前工業社會兩性同時術語被壓抑的範圍。」（女性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是女權主義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阻力」，因為當女權主義/女性主義被視作一種政治話語與政治任務時，往往會忽略女性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而基於女性視角的歷史著作將揭示這種差異。在我看來，雖然承認女性內部的異質性也許不利於所有女性形成一個所謂有共同身份的群體，但這其實是對每一個個體女性真正的尊重與理解，也是我所信奉的女權主義。）因此，在將中世紀「婦女」視作一個完整的研究對象前，我們首先需要討論該群體內部的差異。

在薩哈眼中，「中世紀社會時常將婦女按照經濟狀況、婚姻地位的不同加以劃分，但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劃分模式」，這也恰好反映了中世紀婦女狀況的複雜性。

就最基本的階層劃分而言，貴族婦女享有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上的優勢，但「對她們的要求也要比其他婦女多」，這種要求具體體現在迫於領主要求而締結婚姻、處理地產和家務、學習上層社會的社交技能等方面。而城市的市民婦女則有着不同的生活處境。由於城市中社會分工相對複雜，城市婦女的組成也是多元的，富裕市民的妻子、勞動階層的妻子、女僕、妓女等多種身份構成了「城市婦女」這一集體，後兩者法律地位低下、被社會所輕賤，而前兩者則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前述婦女相比，鄉村婦女對集體政治的參與相對較多，且「在勞動中的重要地位賦予了農村婦女一定程度的自信心和行動自由。」

中世紀的不同階層對婦女提出了不同要求，也塑造了該階層特定的「母親」形象。不同階層「母親」之間的差異首先體現在其為後代提供的生活環境上。貴族階層、富裕的市民與農民群體往往擁有更高的生育率與更好的生活條件，在這樣的環境中兒童更容易存活並健康成長。其次，不同階層的「母子關係」並不相同，而這種關係部分取決於母子相處的時間。貴族婦女一般不會親自哺乳，貴族兒童在哺乳期被交給奶媽、斷奶後則由保姆照顧、6至7歲時便被送到其他領主的宮廷或修道院。由此看來，貴族階層的母子接觸時間非常少。城市中富裕市民階層的母子相處時間類似於貴族階層，而在勞動階層，母親親自哺乳、父親「不像有錢人那樣總是離家在外」，故其家庭關係較為親密與牢固。在論及鄉村的母子關係時，薩哈對阿里埃斯的觀點提出了質疑。阿氏認為「兒童的觀念」發源於中世紀中後期，並由上層逐漸推廣至下層，薩哈卻援引E·勒·羅伊·拉迪里對蒙泰羅地區的研究，認為「中世紀農民社會對待孩子的愛與溫情從未變更」，並進一步利用文學描寫和帕爾米斯宗教裁判所的審判記錄證明在農村社會，「社會結構和教育體制對於母愛的副作用要少於貴族階層。」

雖然不同階層的「母親」擁有完全不同的處境，但薩哈將中世紀歐洲的婦女視作一個「階層」也自有其道理，即中世紀的婦女面臨着普遍性的歧視。就法律和制度層面而言，婦女不能管理公共事務或擔任律師、法官等職務；就婚姻而言，婦女無權決定自己的婚姻，且在婚後的家庭地位也始終低於男性；就文化而言，雖然部分階層的婦女能夠接受初級教育，並在基督教神秘主義、世俗文學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貢獻，但13世紀以後，「一系列比較組織化的教育機構為男孩們建立起來」，高等文化愈發成為男性特權，阿里埃斯的研究則揭示了後續教育狀況中的女性處境：「如果說，17世紀的學校教育尚未成為階級壟斷，它卻一直受性別壟斷」，「除了學習料理家務外，女孩沒有接受任何意義上的教育。」（本段文字乃是對中世紀歐洲婦女所面臨的普遍性處境的論證。這種「共性」的「劣勢」背後是父權社會下「社會性別結構」對女性的壓迫。雖然前述部分提到了女性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但從傳統社會至今，無論處於哪一階層，男性的主導地位與「特權」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本部分，我們將以「個人」和「家庭」兩種視角為切入點，以探討有關中世紀母親的多層次內涵。

首先，作為個人的中世紀母親如何認知自己的「母親」角色？在心理學理論的幫助下，我們不妨將「母親」這一角色視作是一種延續的「圖式」，即中世紀女性通過模仿其他婦女與母親的行為來習得符合「女性」身份與「母親」身份的態度與行為。（1983年，Sandra Bem根據對美國兒童的心理學研究，提出性別圖式理論，將認知發展與社會學習理論相結合。「圖式」理論強調在社會期待的基礎上，兒童形成與女性和男性相聯繫的特質和角色的概念。然後他們使用這種信息調節他們自己的行為，他們的自尊逐漸與他們堅持的這些性別圖式所伴隨(Bern, 1981)。具體可參考《女性心理學》一書。）現代心理學中有關性別形成的理論普遍承認性別特質、行為和角色都是「由社會塑造的，在兒童和其他人的接觸中習得，而不是由生物學遺傳而來的。」在現代社會，這種「社會期望」經常通過父母針對孩童行為所採取的獎賞和懲罰所表現出來。而在中世紀，當父母與子女之間缺少直接、長時間的聯繫時，對性別意識的感知應當是在男女兩性不同的社會活動中獲得的。

因此，每一個中世紀婦女對「母親」這一人生階段和社會角色的認知都應當是在在她們從孩童期便開始參與的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對貴族女孩來說，她們在年幼時在修道院接受的教育或是在其他領主宮廷中對貴族言行舉止的學習是她們了解「母親」這一角色定位的開端；對城市女孩來說，由於她們中的大多數都「留在家中由家庭教師傳授知識」，所以，其對「母親」這一身份的感受最直接來自她們自己的母親，這種延續性有利於母親形象的固定化；在鄉村，「共同勞動也是孩子接受教育，繼承傳統的一種方式」，按照薩哈的觀點，農村婦女「對孩子的照顧溫暖親切而又直截了當」，也許就是在這種親切的關愛和互幫互助中，農村女孩較早學會了如何關心、照顧他人，而這正是「母親」所需要的品質。最後，由於中世紀的婦女結婚年齡普遍較小，童年期較短，因此在其婚姻初期階段的經歷也影響着婦女們「母親觀」的形成。

婦女在修道院、學校、勞作、婚姻中獲得的對「母親」的認知是社會整體「母親」觀的反映。薩哈在阿里埃斯研究的基礎上指出中世紀社會對「母親」角色持否定態度，這一態度與當時的兒童死亡率、宗教觀念和家庭觀念等多方面因素有關。

上文提及的「家庭觀念」與接下來我們對家庭組織的討論有關。在《兒童的世紀》一書中，阿里埃斯認為，中世紀晚期以來，學校的專門化使「兒童」逐漸成為與社會所「分離」的群體，但在經歷這種分離的同時，作為個體的兒童卻在家庭中收穫了更緊密的結合。阿氏的論述涉及到「家庭」組織的變化和家庭觀念的變化。

通過對肖像畫的分析，阿里埃斯推斷出：「家庭的觀念」產生於15、16世紀，並在17世紀得到最終的有力表達。雖然家庭始終存在，但「從15世紀開始，家庭的事實和觀念開始發生變化」,「如此強烈的情感是以婚姻制家庭為中心而形成的」。換言之，正是家庭組織的變化促使了家庭觀念與情感的變化。

由於《第四等級：中世紀歐洲婦女史》一書所論及的時間範圍是12世紀初到15世紀50年代，因此，我們不妨藉助本書的結論來描述「變化前」家庭組織的構成及「母親」在這種家庭結構中的職責。

中世紀的宗教理論對「家庭」的關注往往只注意其「兩性婚姻」維度的意義並注重禁慾，而忽視了家庭在男女兩性性慾之外的其他層面。相對而言，世俗文學的婚姻觀更為全面，「在一些世俗文學作品中，婚姻被視作人生和社會的中心」，但對婚姻的討論也主要着眼於夫妻之間的關係，並突出妻子的義務與職責。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這一時期，由親子關係為核心的家庭組織結構尚未完全建立。

那麼，家庭組織為何會發生上述阿氏所論的轉變呢？據喬治·杜比的研究，10世紀時家庭的聯繫十分鬆弛；11、12世紀，由於國家解體，政治權力重新分配迫使人們通過血緣聚集，血緣關係由此強化；13世紀「修道院經濟、動產的擴展、交易的頻繁，和與此同時君主權威的上升，還有公共安全，這些新的形式都加劇了家族的收縮和對共有財產權的放棄。」杜比的研究將國家權威和家庭紐帶視作為個人提供保護的兩種途徑，並揭示出兩者的強度呈現此消彼長的狀態。

什麼是他者呢？許倬雲先生在《我者與他者》一書中以「我-他」理論為切入點，討論了中國歷代皇朝的對外關係問題。許先生的關注點在於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統如何界定「他者」，這樣的視角看似與本文所提到「母親」、「婦女」、「兒童」主題無關，卻可以給我們一種別樣的啟發。比如，在論述魏晉南北朝的「胡漢觀念」時，許先生指出「泛胡」只是一種觀念而非具體的族群。這種觀念具有變動性，反映了「我者」在面臨身份認同時的複雜心理。而以中世紀男性為中心，中世紀的「母親」，不也是相對於「我者」而言的「他者」嗎？在此基礎上，我們也許可以更好理解作為「他者」的「兒童」與「母親」為何被歷史所遺忘。

中世紀的兒童是如何被遺忘的？當社會的情感交換與人際交往的場所不以家庭而以社會團體為核心時，作為子女的「兒童」被父母所「遺忘」；當社會分化程度較低，人們集體工作、集體娛樂時，低齡階段的「兒童」被大人所「遺忘」；當社會觀念受基督教影響，人們的注意力在「神性」而非「人性」上時，世俗的「兒童」被宗教所遺忘。

中世紀的母親是如何被遺忘的？作為女性，在社會地位與法律權利上受制於男性，其「人」的身份被遺忘；作為歷史參與者，書寫歷史的權力被男性所壟斷，其真實的情感被遺忘；作為家庭成員，與孩子的相處時間稀少，其母性的顯露被遺忘。

在發現「他者」的過程中，歷史學家面臨的主要困難來自史料。除了關於「他者」的歷史史料十分匱乏外，少有的有關「兒童」、「婦女」、「母親」等問題的史料中也帶有濃厚的男性主觀心理。

正如婦女史學家Joan Kelly-Gadol所言:「婦女史有雙重目的:把婦女還給歷史, 以及把歷史還給婦女。」在研究中如何能超越男性視角的局限，如何真正從歷史上女性的眼光出發去理解歷史，也許是婦女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文的第二部分曾藉助心理學以說明中世紀婦女的「母親觀」形成的過程，在嘗試理解中世紀婦女的心理時，這種方法是否可取呢？

現代心理學著作對「母親」的研究更多從女性感受本身出發，關注母子關係。這與啟蒙運動以來兒童觀的產生與演進、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核心家庭的重視以及對教育價值的認同感等因素有關。如芭芭拉·阿蒙德就從「母性矛盾心理」出發，分析了「母親」這一角色所承受的複雜處境與心情，並闡述了不同母子關係中這一矛盾心理的表現方式。

這類研究對我們理解中世紀的母親是否有幫助呢？

從積極的角度看，現代「母親」身份與「母子」關係畢竟是歷史演進的產物，現代女性對「母親」這一角色的認知也會帶有傳統延續下來的色彩，換言之，現代心理學研究的「母性心理」與中世紀母親的心理並非截然不同的。其次，在現代女性心理學的諸多案例中，不難發現許多與中世紀時的母親相似的言語表達與行為選擇（雖然在現代，這些言行常被視作是「病態的」，如對孩童的漠視和殺子現象），這也使得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作為母親的女性在特定情境和關係中的普遍心理。此外，現代心理學理論與中世紀現象的矛盾之處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古今差異的切入點，如有學者認為，「從生物學觀點看，女性在她的母親身份中，或者在她做母親的能力中，有一種無可置疑的、不容忽略的生理優越感。」為何這種生理優越感未能改善中世紀對於「母親」這一角色的忽視呢？中世紀母親自身能感受到這種優越感嗎？這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但是，在利用現代心理學成果時，需要警惕的地方也有不少。首先，現代社會和中世紀社會有着不同的經濟方式、社會結構、階層關係與價值觀念，因此，即使其言行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現代母親和中世紀母親對自己的言行也許懷着不同的心情與理解。其次，現代心理學在研究「母親」時選定的觀察對象主要是「母子關係」中母親的心理，這種「母子關係」的特點是母親參與了孩子養育全過程、並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在《第四等級：中世紀歐洲婦女史》和《兒童的世紀》兩書中我們都會看到，中世紀的母親並未直接、長期參與孩子的養育過程，因此中世紀的母子關係與現代社會當有很大不同。總之，我們應當在一種合理的範圍內謹慎使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幫助我們了解中世紀母親的心理。（在上述有關「是否能夠將心理學運用到婦女史研究中」的討論中，我們的核心思考是：在我們希望儘可能突破「異質性」的隔閡和限制、真正理解歷史上的婦女時，心理學的使用究竟是一種幫助還是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