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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和民企，誰才是國家納稅的主力軍？

按照常識，答案毫無疑問，是民企。

然而，司馬南在11月22日發布的視頻《宋方敏將軍：警惕國企私有化輿論泛濫成災》中，卻說：

不僅如此，數日之前，他突然發難，將矛頭直指聯想公司，連續發布多條視頻抨擊聯想，指斥聯想「資不抵債」，曾致使「國有資產流失」。

圖片來源：bilibili@司馬南

到現在，他的抨擊重點又從聯想一家企業擴大到整個民營企業範圍，可謂是對民營企業「痛下殺手」，毫不留情。

在這次視頻中，他言辭激烈地表示國企改革存有很大問題，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並質疑了民企對國家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為此，司馬南列舉了一系列數據。比如在納稅方面，他說：

這些數字乍一看很有衝擊力。不過仔細思考後，不禁會讓人懷疑：

他說出的這些數字，是否準確？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長老財經

答案是，在他的限定條件之下，基本準確。

工商聯在《201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名單》中，確實指出民營500強企業2013年營業收入總額為13.21萬億元，納稅總額為4744.32億元。在納稅數額上，與中石油一家國企差不多。

然而，在此之外，另一項重要數據司馬南卻沒有提及，那就是經營效益。13萬億的營收，看起來很多，可這背後的利潤到底有多少呢？

4977.36億。

這麼一看，500家民企的淨利潤與納稅總額相差不大，似乎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吧？

而一個更耐人尋味的點是，司馬南選取的數據是2012和2014年統計的，這已是將近10年前的數據了。這段時間，中國經濟有多大變化，相信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

那麼，為什麼他不使用2020年的數據，來進行論證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如果使用2020年的數據，他的立論就站不住腳。

根據財政部2021年1月28日發布的《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報告，全國稅收收入為15.43萬億元。

其中，國企貢獻了多少？

國資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中顯示，國有企業應交稅費為4.61萬億元，約占全部稅收的29.9%。

那麼剩下的70.1%從何而來？

當然來源於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圖片來源：搜狐

而在民企當中，依據工商聯的《2021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民營企業500強稅後淨利潤為1.97萬億元，納稅總額達到1.36萬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的8.84%。

與之相比，中石油2020年稅費僅為2697.61億元，早已不是2013年，一家稅費頂500家民企的景象。

可見，司馬南使用2013年左右的數據來對「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進行說明，是一種為了論證他的「客觀結論」而「主觀」使用數據的行為，令人無法接受，更令人十分懷疑他的目的所在。

而除了稅收本身，司馬南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質疑，比如減稅與稅率的問題：

他說的對嗎？

恐怕也不對，甚至可以說問題重重。

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國務院關於2019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中，曾指出2019年全年減稅降費共2.36萬億元，其中民企合計減稅1.26萬億元。那麼，剩下的1.1萬億主要減在了誰頭上呢？

只能是國企。

圖片來源：新浪

所以，國企並非沒有降稅減負，而是與民企享受到了類似的優惠政策。

而稅率上，相比較民企，國企的很多產業稅率確實很高，比如煙草業的甲類捲菸，稅率高達56%，一半以上都繳稅了。

但是，這背後的問題是，為何稅率這麼高？

事實上，很多行業中，國企的經營是半壟斷性乃至壟斷性的，它們的崛起不是像很多民企那樣，於巨大的市場風險中，依靠着企業家的智慧與員工的拼搏，通過市場競爭一點點脫穎而出，國企有行政力量在後面為它們墊底、撐腰。

既然如此，那麼「取之於行政，還之於行政」，國企的稅率高，並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馬南對「國企改革存有很大問題，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進行論證的方式，可謂是完全不負責任。他得出的結論，對民營經濟來講，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參考價值。

其實，民營經濟究竟應該處於何種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致辭時便已說得很清楚：

要知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後才初步建立，時至今日，也不過出現了40多年而已，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圖片來源：中國企業報

可是，對於如此重要的民營經濟，許多人不僅沒有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甚至還仍舊帶着偏見與敵視的眼光去看待它們。

當然，這與人們的心理認知有關。

從古代到現代、東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孔子對於商人都沒有什麼太好的評價。

《聖經》中說「愛錢是萬惡之源」。「重農抑商」的政策幾乎延續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士農工商」中，商人永遠排在最後。

哪怕到了當代，人們在新聞、電影、各種社會問題當中，看到的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負面的，「無商不奸」「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說法流行於整個世界。

但這種心態會帶來許多問題，人們往往過於重視企業所有者的個人利益如何，而忽視了民營企業在經營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正如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是什麼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一文中提出的：

圖片來源：中國網

張維迎的判斷是，多數民營企業在創造價值、創造財富，否則沒有辦法解釋，為何中國經濟能持續多年的高增長，為什麼中國人均GDP可以從300美元增長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卻依然要受到許多人的敵視，更要長期承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

一方面是行政壓力。

由於官員手中掌握的裁量權很大，使得企業活動常常受限於行政許可。很多企業家在應對市場風險的同時，還要忙於應付行政問題，疲於奔命，很難將全部精力放在創造價值的市場經營上。

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國企。

國企和民企間的競爭，從來不是公平的，國企享有許多政策和法律賦予的特權，而民企在融資、市場准入等方面，始終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區別對待，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腳。

可反過來，擁有法律和政策賦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國企，經過大量研究證明，在效率上難以與民企抗衡。

一些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落敗，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本應被淘汰，卻仍舊依靠行政補助而苟延殘喘。

部分國企利潤高，甚至進入到了世界500強企業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並非是企業的技術先進或產品優異，而是由於行業壟斷地位，或擁有許多免費或低價資源的使用權，從而在成本上大大領先於同行業的其他企業。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都在呼籲，要進行「國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也與國企有關。

過去30年間，中國的高增長建立在低勞動成本、出口導向的基礎上。隨着勞動成本增長，出口愈加困難。因此，就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將重心轉移到創新上。可國企由於自身的特性，很難具有創新性。

因而，這一轉變能否實現，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營企業。否則，一個創新性不足，勞動力又不夠廉價的國家，在未來必然會面臨競爭力不足而被淘汰的問題。

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與老齡化等不斷加劇的問題，便使得通過改革國企、鬆綁民營經濟來釋放市場活力，變得越發刻不容緩。

圖片來源：國民經略

因為究其根本，這樣的做法是在將資源配置到對國民財富的積累、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最好的地方，是為了使全民的總體財富能夠得到更大的增長。就像張維迎所言：

它關乎的並非個人利益，也非行政權力，而是全體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