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劉子健
編輯丨吳酉仁
今年是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
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和行動，遠遠超出法律和政府政策的變革，實際指向了制度變革。「役法（職役）改革」便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個案。
一、變法之前役法沉重，百姓不敢求富
職役經常被誤解成力役/ 徭役。
其實，職役指的是為地方政府服務。在漢代，它是地方領袖之責，他們以其得到證明的能力和公眾的尊重，被從人群中挑選出來，並得到正式的政府任命。在地方官的監管之下，這些鄉官在當地擁有相當大的社會聲望和行政權力。有能力的人會被政府提升為文官，不少人能做到三公九卿類的高官。
不幸的是，之後的幾個世紀裡，這些鄉官的地位衰落了。到宋代，甚至連「鄉官」一詞也被人遺忘了。他們的位置被當地政府徵調或分配的役員所取代，職役不再是受人尊敬的職責，而是伴隨着屈辱和經濟破產的痛苦的攤派。
宋代地方政府的服役人員規模巨大。其中，州及以下地方官府中的辦公人員人數眾多。最為人熟知的，是那些被統稱為衙前的人。他們在吏的直接領導下，處理稅收、倉儲、運輸、官衙維護、辦公用品供應及大量雜務。根據服役人員各自的職責，他們有許多具體名稱，略舉如下：帖吏、書裱使、客使、通應官、廷子、斗子、解子、庫子、掐子、承符、人力和手力、散從。一個大的地方官府，可能有超過一千名此類人員。宋朝全國的服役人員，總數肯定超過一百萬。確切地說，離開他們，政府管理根本無法運轉。此外，還包括鄉村的里正、戶長和鄉書手，這類人員的主要職責為收稅。耆長、弓手(或弓箭手)和壯丁，則承擔警衛職責。
這些群體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衙前。他們可以分成兩類。主動請求在地方官府服役、並將之視作職業的，被稱作長名衙前。他們不領俸祿，從官府監管的作坊(坊，主要是酒坊)、集市(場)和渡口(津或津渡)收入中，獲取服役的補償。另一類則不是自願服役，而由政府徵調。他們被稱作來自鄉村的官府差役(里正衙前和鄉戶衙前)，或被徵調的官府差役。
這兩類官府差役的處境大為不同。
經驗豐富的職業差役，緊靠在胥吏身邊，有相似的機會掙取或非法獲得豐厚的收入。相反，被徵調的差役則叫苦連天。他們不知如何在官府中行事，也不知如何提供所需的服務。他們不懂得賄賂胥吏以幫助自己並分配到比較輕鬆的任務，也不懂得如何避免被職業差役欺騙。他們總是被攤派更沉重的負擔，被迫為貪得無厭的官僚提供社會事務、私人宴請和個人奢華方面的供應。
這類人遭受的無休止的痛苦，帶來了許多弊端。許多人會故意使自己變窮（編輯註：當時的政策是衙前須由富戶擔任，官府通過資產清查來劃線，過線者便是富戶，便會被納入到攤派名單之中），或假扮成窮人，希望藉此逃避服役。他們採用的逃役辦法包括：虛報財產，不進行人口登記，表面上甚至實際上將家族分為幾個獨立的家庭。其他手段更為悲慘，如殺嬰、自殺，或把寡母、寡祖母嫁出去。有些乾脆逃亡，到大城市中以貿易、手工業為生，或為僧為盜。
這種情況不會長期被政府忽視。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建議削減州縣數量以整合地方政府，進而減少職役的徵發量。這一措施從全國超過一百萬的服役人員中清除了23622 人。皇祐三年(1051)，韓琦推行了一項名為「五等法」的小規模改革。根據負擔的輕重，將職役分為五個等級；根據財富的多少，被徵發人員也被劃為對應的五個等級。
類似的改革嘗試並未減輕多少痛苦。正如司馬光所指出的，富室仍然由於被徵發服役而破家，其結果是鮮少有人想要致富。
♦ 司馬光上奏宋英宗，說「鄉戶衙前」導致民間百姓「不敢求富」，為了不被選中擔任衙前，然後得一個家破人亡的結局，他們寧願做窮人。
二、變法派與反變法派，到底在爭論什麼？
王安石推行了一場根本性的改革。原本由相對富裕的家庭輪流分配徵發服役的差役法，被新的募役法所取代。
募役法的要點如下：
（1）所有人戶，包括那些從前無義務被征服役者，都要以貨幣形式繳納服役豁免稅(免役錢)。（2）免役錢分級管理，鄉戶每五年進行一次財富核查，按核查結果分為十五等；從前免於服役的坊郭戶(城市人戶)，每三年進行一次財富，根據核查結果分為十等。（3）從前免於服役的官戶、單丁、未成丁、女戶及寺觀，需要繳納相應等級一半的稅額。（4）稅中包含一成的附加稅，即「寬剩錢」。其本意是為了應付緊急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欠稅和赤字，但後來實際上用於其他目的，如給吏支付俸祿。（5）免役錢，包括寬剩錢在內，每年支付兩次，與土地稅同時繳納。（7）官府原有的長名衙前被保留，改為領受俸祿，由地方政府來為役員支付報酬。（8）鄉村裡的職責，既未折算成稅錢，也不搞雇用，仍然是舊式差役。募役法遭到了無數官員的堅決反對和強烈指責。其中有著名的保守派和溫和派領袖，如司馬光、張方平、韓琦、蘇軾蘇轍兄弟、楊繪和劉摯。他們的各種爭論概述如下。（1）它強加給所有人額外的稅務負擔，開了個壞頭。(蘇軾、蘇轍、劉摯)（2）免役錢外的寬剩錢最不合理。它以彌補可能的拖欠和虧空為藉口收取，但被用作許多其他目的，除了欺騙和壓榨百姓毫無意義。(韓琦、蘇轍)（3）免役錢的數額由中央政府統一划定，再分配給地方政府一定數量，幾乎沒有考慮到地區差異和地方上的實際情況。( 楊繪、劉摯 )（4） 用錢支付會造成貨幣短缺，即「錢荒」。為了繳稅，所有農民不得不在同一時段內售賣產品以獲得現錢，會因此造成對他們不利的物價下跌。許多家庭因此而破產。(司馬光、楊繪、劉摯、張方平)（5）從前差役從相對富裕的家庭中徵發，更值得信賴，雇來的人則不太可靠。後者希望被雇用，是因為他們沒有穩定的職業。他們在社會中得不到尊重，服役便不可能有好的表現或效果。(司馬光、蘇轍、張方平、劉摯、楊繪)除了這些原則層面的意見之外，反對者對免役錢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批評。他們認為：（2）官員急於取悅中央政府，有意展示他們的行政管理能力，會將許多人戶置於他們所不屬於的高等，徵收遠超出必要的稅收。(司馬光、劉摯、張方平、韓琦)（3）稅等過於僵化，沒有考慮饑荒或其他困難。(劉摯、張方平、韓琦)（4）稅負不明智、不公正。它不一定會減輕上等戶的負擔，因為從前他們只是輪替服役。另一方面，重負還落在了從前無此負擔的窮人身上。(所有反變法領袖皆如此認為)（5）那些過去免於服役負擔的人，仍然應該得到豁免。單丁戶、不成丁戶、女戶令人同情，寺觀也應予以考慮。(所有反變法領袖)♦ 王安石像。王生於1021年12月19日，今年是他誕辰1000周年。面對這些批評，王安石讓曾布做出了尖銳的反駁。曾布沒有試圖在原則層面為新制度辯護——既然皇帝已經批准了這些原則，再爭辯實無必要。他只對免役錢的分等和管理這些具體的批評，進行了反駁：（2）沒有事例報告說官員有意徵收比政府計劃的更大數量的稅額。如果有類似情況發生，乃是誤解或濫用制度的官員之失，而非制度本身。（3）稅則沒有提供在艱難之時的蠲免或其他緊急措施，但從前的差役制也沒有任何靈活性。（4）儘管上等人戶的預定稅額規模頗大，但每一戶在任何一年，都只支付政府所需的全部勞役中的很小一部分。這種負擔不會像在差役制下那樣幾乎是災難性的——當輪值之時，一個家庭不得不提供整年的全部勞役，很容易破產。（5）既然是為地方政府服役，那麼該地所有人戶共同承擔這一負擔，才是公平的。從前被豁免的人戶，不應再繼續享此特權。募役法在一片反對之聲中得到普遍推行。雖然北宋後期政策多次反覆，但整個南宋時期，地方政府服役主要靠募役制提供。王安石的這項改革，成為後來中華帝國的一個既定製度。♦ 司馬光像。司馬光生於1019年，長王安石兩歲。跳出當年的黨派之爭來看，王安石的募役法改革有五個重要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改由錢幣繳稅。在貨幣經濟更發達的南方地區，募役法運轉良好；但在北方則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大致說來，新政在南方獲得了相對更多的支持，而在北方則遭遇到了頑強的反對。第二，募役法是有效的國家財政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創立這一制度的一個迫切原因，在於西夏邊境附近的軍事行動引起的開支。其他事務也需要資金，如為地方政府的吏支付俸祿。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新政的目的只是增加財政收入而不削減開支。減少州縣數量、地方貢奉數量及運輸的努力從未間斷，其目的在於減少地方政府服役的數量。第三個特點是其沉重的稅務負擔。差役法的突出缺陷顯而易見——被征服役的上等人戶一年裡即可致貧。但是，支撐募役法的稅收所造成的痛苦，雖然不那麼明顯，卻更加廣泛而深遠。北方和其他一些地區越來越多的盜賊，某種程度上也可溯源於重稅。重稅是新政方案的特性。第四，募役法強化了階層的不平等。募役法將負擔擴散至窮人。在募役法下，富人可以貸款給缺錢支付稅款之人，然後從中獲利。原則上，王安石將國家利益置於任何特定階層之上。在所有階層之中，他傾向於幫助在人口中占多數的相對貧窮的人，而非富人。但不論新政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做了多少事，它都被加之於多數民眾的重稅大幅抵消了。最後，募役法助長了地方政府吏役的擴張。大量被雇的役人現在加入了吏的隊伍。無論對役人還是吏，幾乎都沒有有效的監督，尤其是在他們與上等戶和官戶的腐敗勾結方面。隨着政府的擴張，它需要更多的吏和役人來執行這些運作，很難避免賦予這些人更大的責任，也很難避免賦予他們更多的濫用權力的機會。募役法的這五個特點，構成了對整個新政提出批評的基礎。遺憾的是，反對新政者上台後也束手無策。他們想不出更合乎需要的政策，只好恢復改革前的制度。
（來源：騰訊新聞）
本文摘選自《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劉子健著，張鈺翰譯。世紀文景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獲出品方授權。原文較長，有刪節。大小標題系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劉子健，祖籍貴陽，生於上海，曾就讀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1948年赴美。1960年入斯坦福大學任教。1965年，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美國宋史研究界頂級學者，國際宋史交流領袖人物。著有《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兩宋史研究匯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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