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錢穆，你首先會想到什麼？想到他的哪些作品？
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讀錢穆？這樣的問題，恐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
他的作品，長銷不衰，影響幾代人，「通古今之巨變、融生命之體悟、成一家之言說。」
錢穆是文化史學的集大成者，以現代人的視角，在傳統與當代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往小了說，錢穆一生，只兩件事：讀書與教書。
理想國版錢穆作品系列，第一批八本已面世。今天，理想君分享錢穆的十個剪影。
1950年，父親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來信要我們弟兄三人赴港就讀。這時大哥和我均已參加工作，三弟也考取了北京清華大學，因此，決意不去。我們都認為父親之去香港，肯定是一種不愛國的表現，我們革命青年豈能也走這條路！我們回信時還附了一張剪報，頗有用報上的話來表達的意思。那時讀了評白皮書等文章，我曾認為既然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並論，大概父親也是司徒雷登之流培養出來的。後來才知道父親並非教會學校出身，也沒有留學美國。他辛亥革命前在常州中學讀書，未畢業即轉南京鐘英中學，不久武昌起義，學校停辦，又未畢業。他於是回鄉在小學教書。從此刻苦學習，終於「自學成材」，由教中學而到教大學，成為知名學者。他事實上連中學畢業的文憑也沒有。我在派出所工作時給他的回信雖然很「革命」，其實是很幼稚的。以致他在1980年由台赴港，要我們兄妹四人同去香港會面時，曾經擔心我不肯去。正好那時我下放蘇北還未回城，必須先回蘇州辦手續後，才能成行，所以，進展就遲了一些，直到父親見我真的到了他身邊，他還說：「我真怕你不願到香港來看望我這『不愛國』的父親。」
一九六四年，《論語新解》出版終成事實。當年三月，錢先生在新亞研究所學術演講討論會上作《談論語新解》的演講，「希望諸位都能仔細讀，能不止讀一遍」，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新注和朱注的異同。最後說「我寫《論語新解》，除今天所講，尚有甚多用心處而並不見於文字者，諸位每讀一書，能進而了解到著此書者之用心處，如此便是做學問的最重要之門路，由此門路進，始是真於學問能有所窺見。」（以上引文等，均見錢先生著作《新亞遺鐸》）後來，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寫過一篇《我所了解的學人生活》，講了錢先生的一些事，其中也講到《論語新解》，原文這樣：「賓四對於衣食很馬虎，只對他的著作從不馬虎。他一生的著作固然不少，而待付印時，定要親自校，有的他自己校到三次。直到他七十以後，兩眼動過手術，目力大不及前，才肯讓別人替他校，但仍要親自作最後一校。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他印《論語新解》一書。他要用三種不同的字體，那時，香港幾家印刷廠都無法承印。最後找了一家熟的印刷廠，許多鉛字臨時新鑄，為此印刷費無端增加了很多。那時我們的經濟剛好轉，還談不上積蓄，手邊的現錢尚不足付印刷費。我記得書印好後，賓四帶幾部回家。他那種開心的情景，到現在，我還忘不了。我開玩笑說，你一定要用三種不同字體，花這麼多錢，印這書，有幾個讀者能了解你這份用心。他聽了，自我解嘲地道，將來定會有像我一樣看重《論語》的人，自會懂得著者的用心，現在至少使讀此書者看起來省力，我自己看了歡喜就夠了。」（錢胡美琦《賓四先生與素書樓》）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近日編印的《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其封面上除書名外，印有錢先生照片一幀和手書對聯一副：「勁草不為風偃去孤桐何意鳳飛來。」錢賓四先生全集《素書樓余瀋》中有「詩聯輯存」部分，收有錢先生所撰聯語若干，但其中無此「勁草孤桐」聯，估計此聯或是先生錄寫他人成聯。《素書樓余瀋》中還收有一些書信，其中一些先生給學生和後輩的信里，似也有「孤桐何意鳳飛來」的精神在內。如一封給嚴耕望的信中說「弟不欲應徵中大歷史系教授，亦未為非計。擔任此職，未必對中大能有貢獻，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己精力，亦減無聊是非。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此層所關不細，尚幸確守素志，繼續不懈，以慰夙望」。晚年在給北京大學學生的孫女婉約寫信中說「做學問主要在自己覓得喜愛，不要急切求人道好，此層盼你細細記住也」。
陳寅恪先生傳記中曾見有陳先生提出的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克思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朋友們勸他不必要這樣提，陳先生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以上見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102頁）錢先生傳記中有一通先生寫給老師呂思勉先生的信（原信不存，此據讀過此信的人回憶記下）「老師勸我滬港倆地自由往來，這是我做不到的。回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心洗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學生對中國文化薄有所窺，但不願違背自己的主張……願效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能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陳勇《錢穆傳》227頁）二事時間略同（均在五十年代初），似乎也頗有戲劇性地相似，竟是不謀而合，不約而同，用不同的語言表達相同的觀點了。陳先生的要求未獲同意，錢先生後來也久居香港，終老於台北而未能再回大陸。錢先生「溫情與敬意」這句名言，見於《國史大綱》一書前的「閱讀此書應有的信念」，共四條，溫情和敬意見其中第二條第三條，因篇幅不多，茲全文照錄：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的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國史大綱》出版時的一事，或可作一例。書稿交出後，久之未有下文。後來知道，是「中央某處」審查後，認為書中「洪楊之亂」一章應改為「太平天國」。章中多條都要改。先生書面答覆說「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遂有志革命。至於洪楊起事，尊耶穌為天兄，洪秀全自居為天弟，創建政府稱為太平天國，又所至焚毀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逕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後來審查處就退讓，批示同意照原稿印行了。自殺，雖然是自己動手，造成死亡，但決不可理解為都是自覺自愿自己要找死的。古今皆然。錢賓四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說，他寫《國史大綱》以前陳夢家先生和他有過兩次談話，「余之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而在余之《國史大綱》引論中，乃竟未提及。及今聞夢家已作古人。握筆追思，豈勝悵惘。」其實，陳先生年歲比錢先生小很多，怎麼就早早地已作古人了？錢先生握筆悵惘之時，恐怕不知其詳。陳先生先是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後來才去掉了「畏罪」二字和其後五字，或者用「非正常死亡」代替「自殺」二字。
陳夢家先生與夫人趙蘿蕤女士
錢先生《師友雜憶》上講到過一次「歡送」二同學赴延安的事。會上馮友蘭先生對赴延安兩生「倍加讚許」，而錢先生「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說「青年為國棟樑，乃指此後言，非指當前言。」如果你們不努力讀書，也不能就成為國家棟樑。」今日國家困難萬狀……國家需才擔任艱巨，標準當更提高。目前前線有人，不需在學青年去參加。……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會後，馮先生又和錢先生在宿舍里辯論。馮先生說，你勸學生留校安心讀書不錯，但不該對去延安學生加以責備。錢先生說，你獎許兩生赴延安，又怎能勸諸生留學校安心讀書？二人力辯，終於誰也沒能說服得了誰。曾有偉大人物將胡適、錢穆、傅斯年三位先生歸為同類，其實雖可說他們有共同性，而其差異性才是更大的。這裡恐怕胡先生是比較顯然願意為王者師的，而錢先生似較顯然是一學者型做學問的人。他也曾向「王者」(蔣介石)提過建議，寫過祝壽文和去世後的紀念文，而其主要精神，恐偏重於鼓勵他肯定他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中國文化」。雖然整體上主張道統應當「領導」政統，不能屈從於政統之下，而實際上「為王者師」的言行，似不顯。與「做導師的好學生」相比，有一點「為王者師」的抱負，或許並不是壞事。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卷首，提醒讀本書者，對於本國歷史，應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在其前言中，又對那種認為前人一無是處，甚至把今日種種毛病都歸之於前人的遺害的態度為歷史虛無主義而予以批評。「王者」若能採納一點他的意見，至少文化大革命不會如此「徹底」，「橫掃」之時會留情一點吧。知識分子不能為王者師，不能翹尾巴，要思想改造，而且「知識越多越反動」。許多知識分子是按此指示辦理的，但效果也沒見怎樣好，有的人後來改變了，稍為改變一些，於是有人認為好，有人認為不好。這應當也是正常的吧。「性命」一詞，既有生命的意思，還可以有別的意思。這詞始見於《易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這裡顯然是不能在「性命」和「生命」之間畫上等號的。性是本性，命是天命。兩個字組成一個詞，或許可解釋為天賦予人的本性。也就是應當有的做人的原則。在亂世，要保全這原則，堅持這原則，則不應當到諸侯那兒去求聞達，應當是很合理的了。如果這樣解釋，「苟全性命」中的「苟」字，就不能再用姑且來解釋，而要另找別解了。「苟」可理解為差不多，而差不多，既可以是寫實的，也可能是謙語，不能說自己做的很好，就說差不多了。這樣，諸葛亮的「苟全性命於亂世」就可以說是「在亂世要努力地堅持做人的原則」。這就和下面的「不求聞達」不相矛盾了。
堅持做人的原則和姑且保存生命，其意義正好相反。諸葛亮苟全性命，就會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用詞同而實質大不同。《辭源》只提供了苟全性命的一種解釋，如果本文的解釋能成立，則《辭源》就顯得有些不夠了。錢穆先生《中國通俗思想講話》一書中，論及過這 「苟全性命」，認為不可把性命與生命混為一談，本文據之立論。
——《「苟全性命於亂世」》
理想國·錢穆作品
「錢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
——黃仁宇
「錢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家……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出學人。」
——狄百瑞
理想國出品的錢穆著作系列，首批包含《孔子傳》《論語新解》《秦漢史》《四書釋義》《宋明理學概述》《學籥》《陽明學述要》《莊子纂箋》八種。通過核查資料，精編細校，參校諸多版本，期以文字更精準的版本貢獻於讀者。錢穆作品，以現代人的視角，在傳統與當代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七歲入私塾。曾就讀常州府中學堂、南京私立鍾英中學，高中肄業後，輾轉任教於無錫、廈門、蘇州等地小學、中學，並勵志苦讀，精研學問。1930年《劉向歆父子年譜》問世，為學界推重，轉入大學執教。先後任教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武漢大學、江南大學等校。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教於台灣中國文化書院。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一生著述，廣涉經史子集，後輯為《錢賓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編，凡一千七百萬字。
👇錢穆作品系列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