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Schnappi
來源：衛報
翻譯：胡安
【前言】
今年1月15日上午9點半左右，40歲的高慧民在時報廣場地鐵站等車。高女士是德勤的一名高級經理，當她低頭看手機時，一輛火車呼嘯着進站，一名男子從後面推了她一把。她被駛來的火車撞死了。
高女士的遭遇激起了人們的震驚和憤怒。她是亞裔，而此時，紐約的反亞裔仇恨犯罪正在激增。謀殺她的嫌犯馬歇爾·西蒙有兩項暴力重罪記錄，並因涉嫌違反假釋而被通緝。據報告，他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史，無家可歸，多年來一直在醫院和監獄之間出出入入。儘管警方表示，沒有跡象表明高女士的死是反亞裔仇恨犯罪，但檢察官表示，他們正在審查「每一項證據，以確定被告的行為是否出於種族偏見」。
不管兇手是誰，他的動機是什麼，高女士的悲劇顯然是進一步加深了許多紐約人的恐懼，他們害怕幾十年前危險的地鐵再次變得不安全。
1.
新任市長埃里克·亞當斯（Eric Adams）做出了回應。亞當斯說，高女士的死「真的讓我們更加擔心我們的地鐵系統不再安全」。他還指出，一些紐約人現在「感覺我們的地鐵系統總體上是無序的」。
上周，喬·拜登來到紐約市，在紐約警察局總部會見了亞當斯和紐約州州長霍楚爾（Kathy Hochul），討論全美不斷上升的犯罪率問題。總統此次訪問的重點是遏制紐約和美國其他主要城市的槍支犯罪。此前，紐約警察傑森·里維拉和威爾伯特·莫拉在上月響應家暴報警後遭到槍殺。
拜登說：「解決辦法不是撤資警察局。我們需要給你們提供工具、培訓和資金，讓你們成為合作夥伴、保護者——社區需要你們。你們也需要了解社區。」
亞當斯已經誓言要讓警察在地鐵中「無所不在」，從1月6日到1月26日，在全市範圍內增加了5萬次地鐵檢查，每天在地鐵中額外部署1000名警察。
然而，政治上的回應簡化了目前紐約市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這不僅僅體現在地鐵里，更出現在全市各個地方。
2.
據統計，與前幾十年相比，地鐵相當安全——儘管比幾年前稍微不那麼安全。據《紐約時報》報道，自2019年以來，每百萬乘客中的暴力犯罪率有所上升；儘管紐約仍然是美國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紐約時報》報道稱，2021年「最嚴重的犯罪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5%，包括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上升的謀殺案件」。但是，總體犯罪率遠未達到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高點。
然而，對安全的定義會因人而異。許多紐約女性表示，統計數字並沒有說明全部情況。「不，我覺得不安全，」40歲的按摩治療專業學生坦尼婭·墨菲（Tanya Murphy）說。「在地鐵里居然隨隨便便就會被推下去，這些只會讓人感覺更不安全，我的朋友總是叮囑我說，『嘿，在地鐵里要小心。』」
最近的一個周三，55歲的普雷斯利（Therin Pressley）在時報廣場地鐵站進行一項籌款活動。他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助長了地鐵上的暴力犯罪。「在某種程度上，我感到安全，因為，看看我：我6英尺5英寸，我大概200磅。」他說，但又補充道：「這裡有人在公共汽車、地鐵上帶着槍……這裡有警察被槍擊，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反街頭騷擾組織Hollaback!的執行主管霍格·阿爾泰加（Jorge Arteaga）說，公共場所的安全經常涉及有身體暴力的記錄，而威脅行為也應該被考慮。「我們對安全的定義是什麼，人們還在被謾罵嗎，被毆打，被吐口水，這些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在內？實際上，當你去社區里和人們交談時，他們覺得更安全嗎？可能不是，」 阿爾泰加說。
阿爾泰加表示，人們在遭到騷擾時往往不會報警，特別是當行為沒有上升到犯罪級別時，這意味着官方的衡量標準並不總是準確地傳達人們的真實體驗——女性，尤其是少數族裔女性，不成比例地受到騷擾的影響。
他說，疫情導致的客流量下降也改變了搭乘地鐵時的感覺。「如果我在地鐵上發生了什麼事，我會覺得會有人站出來支持我嗎？」 阿爾泰加說。「大多數情況下，很多人會說『不』。」
洛杉磯的AAPI平等聯盟（AAPI Equity Alliance）執行董事曼殊沙·庫爾卡尼（Manjusha Kulkarni）表示，安全不僅僅是針對人身攻擊。「尤其是對我們社區的女性而言，很多人可能會因為感到不安全而被迫改變自己的生活。」
庫爾卡尼和阿爾泰加都認為加強警力未必能解決這些問題。庫爾卡尼說，支持者希望更多地討論解決安全感的實際方法，比如確保車站有充足的照明，以及周圍的工作人員提供幫助。
3.
克里斯托弗·赫爾曼（Christopher Herrmann）曾是紐約警察局的犯罪統計分析師，現在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他強調，地鐵仍然非常安全，「在紐約地鐵中成為受害者的幾率一直是百萬分之一或更高。中彩票的幾率和在地鐵中受害的幾率差不多——真的很低。」
但他指出，低客流量可能與發生的犯罪類型的變化有關。「客流量率較低時，有時會出現一些更暴力的犯罪，因為我認為壞人在這種時候會更大膽，他們相信會更少有人會介入」。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大量無家可歸者都會在地鐵逗留，就像高慧民謀殺案的嫌疑人一樣。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和客流量的下降，都凸顯了這一事實。
比安卡·貝勒諾（Beanca Beleno）平時上夜班，深夜下班乘地鐵回家，她說她現在在地鐵上看到很多古怪的人。有人吸煙。有人咆哮。有人在睡覺。
「我敢說情況更糟了，尤其現在疫情還在持續，然後又是冬天，」貝勒諾說。「他們到處都是，在所有的地鐵站和列車上。」
地鐵的員工對此同樣十分擔心，他們沒有責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員工很害怕，」大都會交通管理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雅諾·利伯（Janno Lieber）上個月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除了我們的乘客，我們的員工也在掙扎，他們也擔心會遭到攻擊，因為他們可能會遇到一些患有不可預知疾病的人。」
對許多在地鐵中流浪的無家可歸者來說，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的治療仍然是無法企及的。法律援助協會無家可歸者權利項目的律師戈德費恩（Joshua Goldfein）說：「我想每個紐約人都會告訴你，他們在地鐵上看到的無家可歸的人比以前多。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問題已經更加明顯，原因是我們沒有為這些人提供足夠的其他地方居住或居住。」
當被問及如何幫助地鐵上的無家可歸者時，紐約市社會與無家可歸者服務機構（New York City social and homeless services）的官員表示，該機構已經加大了服務力度，並在地鐵終點站和客流量大的地鐵站加大了力度。霍楚爾最近宣布，紐約州將派遣行為健康專家在地鐵上提供幫助，這些專家將幫助無家可歸者獲得社會服務和避難所。
有些人謹慎樂觀地認為，這些措施可能會有所幫助。
利伯最近說：「我們知道很多有精神健康問題的長期無家可歸者在哪裡，我們需要繼續創建一個系統，首先讓他們離開站台和火車，然後進入一個長期的、支持性的環境......但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乘客免受這些騷擾和傷害。這就是我們的重點，」利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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