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布·斯里瓦尼桑
編輯丨吳酉仁
巴特勒島，位於佐治亞州一側，島上是一個種植園。
這個種植園到了美國憲法簽署人之一皮爾斯·巴特勒少校手中（Pierce Butler，1744-1822，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這個島嶼）後，園內奴隸就極少被賣出。隨着時間推移，奴隸數逐漸繁衍到了數百人。
再後來，種植園傳到巴特勒的兩個孫子手中。其中一個孫子在投機生意賠了一大筆錢，債台高築。1859年，巴特勒島的436個奴隸不得不收拾家當，被塞進貨車車廂，含淚離開他們的家和熟悉的群體。車上的這群人對未來忐忑不安、焦慮萬分，另一群人則對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奴隸拍賣活動興奮不已。
一、南方諸州步步進逼，奴隸主不斷獲勝
巴特勒島的那些可憐居民，被帶到薩凡納賽馬場，關在飼養珍貴賽馬的馬廄里，等待未來的命運。他們萬念俱灰，國家的命運也處於危急關頭。
早已去世的那位皮爾斯·巴特勒少校，與美國400萬奴隸的境遇有很大關係。作為美國的締造者之一，在起草憲法時，他參與了奴隸問題的討論。憲法最終草案第四條第二款明確規定：「一經索要」，逃跑到另一個州的奴隸就應被返還其主人。詹姆斯·麥迪遜還手寫了一條充分反映南部代表皮爾斯·巴特勒少校堅定態度的注釋：「逃亡的奴隸和僕人應該像罪犯一樣被交還。」巴特勒是南方最大的奴隸主之一，代表黑人多於白人的南卡羅來納州。對於巴特勒和其他南卡羅來納人來說，如果大量財產逃跑到聯邦另一個州就可以作為人而獲得自由，那麼加入聯邦就沒有意義。
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書中，俄亥俄河上漂浮的那些巨大冰塊是通往自由的階梯。在辛辛那提的好幾年裡，作者哈麗雅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聽說了很多奴隸從肯塔基州穿過河流逃往俄亥俄州獲得自由的故事。在《逃亡奴隸法案》通過之前，俄亥俄州的執法人員，不會輕易給抓捕逃亡奴隸的人提供幫助。
從1850年開始，情況發生了改變。聯邦法律要求俄亥俄州抓捕逃亡奴隸，當地法庭和治安法官有權對抓獲的奴隸進行審問，並要求當地執法官協助全美範圍內的捕奴者。這一法律甚至為治安法官裁決一個奴隸是否應該被送回提供了財務激勵——如果法庭認定被告是逃亡奴隸，法院將獲得10美元來抵消支出；如果被告被無罪釋放，法院將獲5美元。
聯邦法律還規定，「好公民」必須「恪守憲法條款」，如果喪失了「愛國心」去幫助逃亡奴隸，就會因刑事犯罪而遭到起訴。最後還需要說明的是，逃亡奴隸的辯解沒有任何意義：「本法律規定，在任何審判或聽證中，逃亡嫌疑人的證詞都不得被作為證據。」
奴隸主權力的擴大讓斯托深感不安，她開始動筆撰寫《湯姆叔叔的小屋》。就像巴特勒種植園裡奴隸們的前途被捆綁在主人的債務上，小說里湯姆的命運和主人謝爾比先生資金上的困境緊密相連。為了籌集現金，謝爾比先生勉強同意將湯姆賣給奴隸販子，而那個奴隸販子堅持再送個添頭，要求加入一個4歲的男孩。一聽到這話，那個小男孩的媽媽抱起孩子逃跑了。接下來，小說平行地講述了湯姆和母子倆分別的經歷。湯姆被賣到南方；母子倆擺脫了追捕，成功逃到了北方。這本小說在19世紀50年代賣出數十萬冊，第一年就賣掉30萬冊。甚至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都大為感動，給斯托寫了一封讚揚信。
♦1852年版《湯姆叔叔的小屋》封面
當斯托和北方其他廢奴主義者以各種道德上的理由，呼籲廢除奴隸制之際，普通美國人的經濟利益也正與奴隸制發生衝突。
希望在西部新開發地區定居的東部白人，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與那裡的奴隸主公平競爭。在任何一個奴隸制合法的地方，那些沒有足夠財富擁有奴隸的白人農場主，只能用自己的雙手勞動，全成了 「二等公民」。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觀察到，在肯塔基州，「人們總是把幹活和奴隸聯繫起來」，這使得工作成為貧窮白人的「恥辱之源」，他們雖然照顧着自己的土地，卻「害怕自己看上去就像個奴隸」。隨着除了雙手身無長物的家庭在中西部各地大量落地生根，奴隸制概念在經濟上，成了對平等精神的公然踐踏，成了對自給自足精神的巨大破壞。
政治方面，「1850年妥協案」也沒有緩解南北方的緊張狀態，反而加劇了政治危機。隨着人們不斷移居遼闊的美國西部地區，各州開始辯論新州該怎樣併入聯邦。在辯論中，「人民主權論」獲得了廣泛認可：將來打算併入聯邦的州，應通過廣泛的公民投票，讓當地民眾選擇願意以蓄奴州還是以自由州的身份進入聯邦。堪薩斯地區頒布《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實踐「人民主權論」理念，結果卻以災難性的結果告終：贊成和支持蓄奴的移居者，蜂擁前往堪薩斯，趕在投票之前成為那裡的居民。雙方頻繁發生流血衝突，史稱「堪薩斯內戰」。
1857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傑·B.托尼（Roger B. Taney）宣布了一樁案件的裁決結果，反對奴隸制的力量再遭重創。
案子涉及一個名叫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的奴隸。斯科特的主人帶他去了伊利諾伊州和威斯康星地區。斯科特在這兩個地區生活了一段時間。主人去世後，斯科特提起訴訟，要求獲得自由。斯科特的關鍵依據是，在北方的自由州，他的主人沒有權利蓄奴，主人將他帶到自由州，就意味着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所有權。
托尼在法庭上沒有直接判定德雷德·斯科特是否應獲得自由，而是對他的人類屬性和公民身份做出了裁決。托尼在多數意見中發問：「如果一個黑人，他的祖先作為奴隸被賣到這個國家，他是否屬於美國憲法催生的政治共同體，是否有資格擁有該法律文件賦予所有公民的權利、特權和豁免事項？」托尼認為，憲法締造者並沒有這個意圖，並且他宣布，即使是自由的黑人，包括南方黑人和北方黑人，都不是美國公民，因此否決了德雷德·斯科特在聯邦法院尋求法律幫助的權利。另外，這項裁決推動了一個新的憲法解釋：奴隸可以被主人帶到聯邦的任何一個州，並讓他永遠待在那裡，但他一直是主人的財產。
對於黑人來說更大的打擊是，這項裁決認為「密蘇里妥協案」中聯邦限制奴隸制擴張的內容違反了憲法（註：美國蓄奴州與自由州在1820年達成的一項協議，大致內容是除密蘇里州外，禁止北緯36.5°線以北各州蓄奴）。廢奴者發現，奴隸主的權利正在擴大。
♦1819年的美國，圖中黃色部分即密蘇里地區
總之，雖然北方對奴隸制很不滿意，但19世紀50年代，奴隸主仍然取得了一連串的政治勝利。當時的美國，只有一個有影響力的全國性政黨——民主黨。最高法院支持民主黨，全面禁止聯邦政府對奴隸制的限制。在參議院中，憑藉人數相等的平等地位，南方人保持了立法否決權。
這一切，導致奴隸價格一路上漲。
二、舉國矚目的大型奴隸拍賣會
1859年，巴特勒家那些在馬廄旁等待拍賣會開始的奴隸，無從知曉以上有關奴隸制的政治角逐。眼下，他們心裡關心的是下一個主人是誰。他是個和善的人嗎？能遇到原大家庭里的成員嗎？奶奶還能見到孫子嗎？兒子還能見到母親或阿姨嗎？如果再也不可能見到這些親人，要如何度過這最後的共同時光呢？
但對負責拍賣活動的約瑟夫·布賴恩（Joseph Bryan）來說，此時正是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他在美國海軍服役了十八年，退役後用短短五年時間靠販賣奴隸發了大財，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他手上的絕大多數奴隸，都通過在報紙上登廣告賣出，一般最多一次賣12個。一次性拍賣巴特勒種植園的數百個奴隸，這種事情很罕見。這次拍賣，也因此成了南方一件令人矚目的事情。
拍賣活動的消息輾轉傳到了紐約，傳到了那座城市最大的報紙《紐約論壇報》的出版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耳朵里。格里利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態度眾所周知。這位出版人派記者莫蒂默·湯姆森（Mortimer Thomson）去對拍賣會做深入調查。為深入了解情況，湯姆森裝扮成了一個奴隸販子。
♦記者莫蒂默·湯姆森
隨着拍賣日期日漸臨近，薩凡納港的旅店裡住滿了趕來參加拍賣會的人。湯姆森寫道：「一連幾天，在酒吧和公共空間聽不到其他話題，人們談論的都是這次大型拍賣會和對可能價格的猜測。」
在那幾天裡，包括湯姆森在內的很多人，參觀了位於郊外的那些馬廄。他看到被關在馬廄裡面的奴隸們，如何絕望地向潛在買主乞求，希望有人能把家庭成員一同買走。對買家來說，參觀馬廄是個技術活。拍賣人提供的16頁目錄冊很簡單，他們需要做一些深入調查：察看那些「人貨」的牙齒、肌肉和四肢，以判斷畸形、疾病和總體健康情況。湯姆森注意到，在這個例行過程中，奴隸販子總在大呼小叫，好幾個人對被監禁者進行了充滿敵意的審訊，向奴隸們拋出一連串問題並侮辱他們。
周圍安靜下來的時候，湯姆森悄悄觀察那些奴隸。他發現：
最後的時刻到來了。拍賣於1859年3月2日早晨開始。拍賣活動的主持工作被交給了拍賣師T.J.沃爾什（T. J. Walsh）。此君經驗豐富，深諳如何製造緊張氣氛，讓買方出到最高價格。
第一個家庭被領過來了，他們的批號是1。這是一個四口之家：
根據那位記者的記錄，最終的價格是2480美元：成年男性值1200美元，妻子900美元，兩個小孩子每個不到200美元。
♦1859年皮爾斯·米斯·巴特勒奴隸拍賣會的目錄
每次成交結果及其描述，都是一個深入了解當時奴隸價值的機會。
詞語「優等」指最高級的勞動者，是評價奴隸的基準，意味着看不到身體缺陷或損傷，沒有逃跑記錄。這是一種有法律效力的賣方陳述，也就是說，如果交易員或買方發現事實不符，他可以起訴賣方，要求獲得賠償。拍賣繼續進行。
蓋伊，批號419，年齡20，優等，成交價1280美元。菲爾丁和亞伯，批號分別為354和355，年齡分別為21、19，兩者都是優等，成交價均為1295美元。伍斯特和瑪麗，批號分別是103和104，成交價都是300美元。年齡是折價因素。伍斯特45歲，瑪麗40歲。登博，批號322，年齡20，最近剛與弗朗西斯結婚；後者批號404。這對年輕夫婦以每人1320美元成交。雖然作為田間勞力，女人價格一般低於男性，但估價的另一個因素是她們將來會生孩子。另一個提升已婚「優等」農活勞力價值的因素是，婚姻關係會降低其中一人逃跑的風險。
奴隸賣了一批又一批。價格最高的奴隸是20歲左右的男性，因為他們可以為買主貢獻終生的勞動力。對於小孩子來說，前幾年的餵養成本往往超過同期的產出。對於老年人來說，因為長時間無法在種植園給主人產生收益，所以價值等同於嬰幼兒。老年女性往往被指派給地里幹活的母親看孩子。年邁奴隸的價值是負數。
隨着拍賣錘最後一次落下，拍賣會取得了極大成功。巴特勒種植園的436個奴隸總共賣了303850美元。平均每個奴隸的價格將近700美元。這次拍賣活動的拍賣對象是一個奴隸社群，因而可以據此比較準確地估算奴隸中兒童、老年人和青壯年的人口組成。按照平均價格700美元計算，1859年美國南部的將近400萬奴隸，總價值約為28億美元。相較而言，當時美國3萬英里的鐵路是美國價值最高的工業資產，總價值只有10億美元。同時，美國奴隸的價值，也是過去十年裡加利福尼亞採掘的所有黃金的好幾倍。
這一切都說明，長期流傳的一個觀點是不可能的，即：如果聯邦政府用金錢從奴隸主手中為所有奴隸贖取自由的話，南北方之間的戰爭就可以避免。聯邦政府在1859年的總支出是6900萬美元。以這個數字計算，即使四十年的聯邦預算也抵不上美國所有奴隸的市場價值。
更何況，第二年，即1860年，奴隸價格漲得更高了。
♦19世紀描繪奴隸被賣情形的繪畫
三、價格泡沫：奴隸制最後的瘋狂
南部的奴隸，居然是工業時代的美國最有價值的資產，這聽上去有些不協調。但我們要充分考慮奴隸與海外貿易的聯繫。
黑人勞動力對棉花種植業至關重要，而原棉當時仍然是英國的工業命脈。即使在那些不種植棉花的州，奴隸的價值也是按照其在棉花種植園裡的價值來衡量，也就是根據棉花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成本來確定奴隸的價格。美國提供了全世界的絕大多數棉花。1859年，棉花出口額占美國全部出口額的一大半。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北方各州的經濟要比南部先進很多。其實，北方從英國進口的製成品和工業品，遠遠多於出口產品。是南部的棉花出口，抵消了北方大量進口國外產品導致的貿易逆差，讓美國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簡單來說，當時的美國北方正在經歷工業化，但還沒有完成這一過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農耕社會，只是程度上與南部有差別。美國的大多數海外出口產品，仍是來自南部的農產品。
在這種背景下，讓奴隸制出於道德或正義的考慮自行瓦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相反，大量證據表明，奴隸制正在從一個沒有人身自由的勞動力群體，變成南部諸州實質上的貨幣基礎。
在大多數農耕社會，最有價值的資產是土地。美國南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不僅土地有產權，就連勞動力，即人，其終生價值也可以合法地擁有和轉讓。最重要的是，和土地一樣，奴隸主可以將奴隸用作貸款的抵押物。而且，在貸款抵押方面，奴隸要比土地強很多。土地價格因為面積、位置、當地氣候、宜種作物、土壤肥力和水源等因素的不同而相差極大。和奴隸不同，土地也無法移動。如果借款人急於償還債務的話，賣掉一兩個奴隸要比賣掉一片土地更為容易。對於相隔很遠的債權人來說，相較於某塊未知的土地，他們更願意用一群二十來歲的奴隸作抵押，一旦借款無法按時償還，債權人可以迅速帶走作抵押的奴隸並高價賣掉。違約借款人在田納西的土地不容易被新奧爾良的貸款人評估和出售，但他的奴隸卻可以。
用奴隸作抵押很容易借到款，這反過來讓購買奴隸更容易。就像巴特勒奴隸的拍賣會上，幾乎沒有人拿自己的錢來買；大多數人借錢買。如果用奴隸作擔保來借錢的話，這個奴隸就成為抵押品，成了一種可以在市場上轉讓的有價債券，即使被抵押的奴隸還未易手。這種高流動性可以讓手裡擁有奴隸的人不斷借款買更多的奴隸。隨着19世紀50年代奴隸價格的上漲，南方奴隸主對奴隸市場的信心日益增強。在很多種植園，種植園主把以奴隸作抵押借來的錢，用作經營種植園的流動資金。
到1860年，由奴隸作抵押，由經紀人（向種植園主提供融資借款的經紀業務的群體）背書的借款票據，已有了廣泛的二級市場。借款給種植園主的商人可以將借據賣給其他人。這種借據本身往往就可以被用作貨幣。在這種貨幣體系下，最受歡迎的抵押物根本不是土地，而是未來交割的棉花或對奴隸的抵押。
不難想象，如果種植園主死亡，其遺產執行人往往會將奴隸賣掉，向債權人清償欠款。有的銀行甚至有專門圈養奴隸的圍欄，為的是萬一發生不良貸款可以迅速收回抵押的奴隸。翻閱大通銀行的歷史可以發現，它收購的兩家銀行，路易斯安那市民銀行和新奧爾良運河銀行，在美國內戰爆發前，曾接受過共計1.3萬多名奴隸作為抵押物。
在文化上，擁有奴隸也成了一個人財富方面的成人禮，是一種成功的標誌。擁有奴隸，哪怕只擁有一個，也標誌着貧窮白人的身份得到了提升。土地的肥力可能下降，棉花價格也可能波動，但擁有幾個奴隸，尤其是擁有一對奴隸夫妻，就可以同時擁有他們的後代，意味着獲得了一筆不斷增加的財富。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要獲得舒適生活、社會地位和財務穩定這些象徵社會最高階層的東西，就要努力成為一個種植園主，擁有一處宅邸，被自己的「人」（當時的富紳們對奴隸的委婉稱呼）簇擁着。這是北方所沒有的現象。
為了效仿那些「成功者」的理財智慧，奴隸被「資財有限的人、孤兒寡婦的信託資金視為最佳投資對象」。看似穩定的投資被槓桿扭曲了。就像是擁有信用卡會讓人感到自己的購買力比實際的更強，在信貸寬鬆的刺激下，美國奴隸制上演了最後的瘋狂——雖然北方關於奴隸制的不滿與日俱增，但奴隸價格直到1860年的總統大選時期，仍在攀升。
距離巴特勒奴隸拍賣會剛過一年，一場規模更大的拍賣會出現了。
約瑟夫·邦德（Joseph Bond）是一個富有的南方人，他死後，遺產執行人決定將邦德的所有地產和奴隸賣掉：超過1.9萬英畝土地和500多個奴隸。1860年1月的奴隸市場，形勢極為樂觀，邦德拍賣會拍出的奴隸價格超過了巴特勒拍賣會：566名各個年齡的奴隸一共售得580150美元。頂級幹活能手的賣價超過了2000美元。所有奴隸的平均價格超過1000美元。按照這個價格水平，美國的400萬奴隸當時的價值為40億美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小孩子和年輕母親也賣出了高價格。小孩子價格的上漲，說明買方和放款人對奴隸未來價格的持久信心——持久至那些小孩子長大到能夠幹活的時候。在寬鬆信貸的刺激下，買方只是將奴隸看作不斷增值的資產，看作總能以更高價格賣給下一個買方的資產。信貸，往往是投機狂熱的最後一個推手。
信貸也在腐蝕道德。一張張票據、契約讓奴隸制更為複雜。擁有丈夫去世留下的500英畝土地、6個奴隸和1萬美元債務的寡婦能讓奴隸自由嗎？她的債權人肯定會反對。年輕時為了積累財富努力打拼，背負巨債大蓋宅邸，但打算不再通過買賣奴隸賺錢的人，真的能接受這種思想進步嗎？廣泛的借債行為，以及整個南部的信用結構，都建立在這種最有價值的資產上。信貸已經滲透入奴隸社會的各個方面，並與其緊密聯繫在一起。南方人不可能主動給予奴隸自由，就像現代美國人不可能將貸款買的房子交給慈善機構一樣。負債會限制人的行為。
奴隸價格不斷攀升，讓賭注變得越來越大。過熱的市場，讓南部嚴重高估了奴隸制的價值；價格泡沫下，南方人不想放棄估價超過30億美元的奴隸制。對市場估值堅定而持久的信任，導致了財富增加的幻覺，也註定了美國接下來的命運。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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