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一、山西出版事業在中國古代出版印刷史上

的地位與貢獻

（一）晚唐五代時期山西的雕版印刷

（二）北宋時期山西雕印書籍的狀況

（三）興盛一時的金平水刻書

（四）平水刻書業在蒙元時期的延續

以及山西版刻業的衰微

二、山西留存的印刷品實物對中國古代

出版印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

我在這裏要講的「山西留存的印刷品實物」，包含兩重意思：一是指古代山西雕印並留存於世的印刷品，二是指山西保存下來的宋遼以前的早期印刷品。

中國古代印刷史的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比較微弱。

一方面，專門的研究，數量實在太少，相關的研究，又多出自古籍版本學者。古籍版本與出版印刷本來密不可分，由版本學研究而兼及印刷史問題，不僅沒有什麼不好的，而且會使印刷史研究做得更爲切實。但問題是當今中國的版本學者，大多不過古董家路數，但知宋本、明本，不究其來龍去脈，很少有人會像業師黃永年先生那樣，在相關的歷史背景上，以發展的眼光來審視、看待一個個版刻書籍之間的內在聯繫。近年，在華人學者中間，雖然出現一些追慕東西兩洋學術風尚所做的「歷史」味兒十足的印刷史研究，但由於幾乎完全不懂中國古籍爲何物，作者往往懂的太少而想的又太多太多，實際上更沒有什麼意義。

另一方面，在中國古代印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北宋和遼代以前，由於存留於世的實物數量非常稀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很重要的書籍還收存在國外，有的一直很難看到，哪怕是照片，也無法一睹其容，這在客觀條件上，給研究者造成了巨大困難。

晚近以來，外在的研究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發現一大批遼代刻本和北宋刻本。二是國外收藏的中國古代早期刻本，大多都有書影公佈。三是在古籍市場上出現一批北宋和遼代以前的早期刻本，既有海外回流的，也有中國內地新近出現的；各地圖書館、博物館也新收集到一批早期刻本。充分利用這些早期刻印的書籍，可以大大推進中國古代早期印刷史的研究。

在上述三項外在研究條件的新變化中，有兩項與山西具有密切關係。首先，文物考古工作者新發現的遼代刻本，以應縣木塔秘藏的刻本爲最大一宗。其次，在文物市場上出現和各地圖書館、博物館收集到的早期刻本，也以山西最多。下面，我就就自己所知，簡單談談我看到這些新材料後產生的一些很膚淺的想法。

（一）兩件早期刻本與晚唐五代時期的雕版印刷

唐五代時期，是應用雕版印刷術的早期階段，由於材料的限制，目前學術界對這一階段雕印書籍狀況的認識，還相當模糊。利用山西存留下來的這些早期印刷品的實物，可以幫助我們在前輩學者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這一時期版刻書籍的實際情況，逐漸明晰一些基本的狀況。

譬如，唐人柳玭在《柳氏家訓序》中講述說，他在中和三年夏隨唐僖宗入蜀時，在成都城中見到當時刻印售賣的書籍，其「印紙浸染，不可盡曉」（宋闕名《愛日齋叢鈔》卷一）。這反映出他所見到的雕印本書籍，刷印的質量，還存在很大不足，以致字跡浸染，無法清楚辨識。但這究竟是成都書商印書出現的個別現象，還是當時的雕印技術普遍如此，需要歸納總結一定數量的印本，纔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敦煌所出雕印於咸通九年的《金剛經》，上版時間比上述柳玭的經歷還要早十幾年，可是，它字劃分明，尠少浸染漫漶之處，卷首還有一幅刻印精美的佛說法圖，說明不同的印刷品，往往會呈現不同的樣貌。出自山西的那件由「隰州張德雕板」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殘卷，若如方廣錩先生所言，其梓行年代是和咸通九年《金剛經》差相近似，甚至較之更早，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唐代後期印刷品的品質，總的來說，已經達到一定水平，能夠有效地保證讀者辨識印刷文本的內容，影響印刷術在各個領域廣泛普及的因素，更多的恐怕是人們守舊的觀念，而不是成品的質量。這樣，我們也能更加清楚地理解何以在五代之初就會出現「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的局面（《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同時也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後唐馮道等人倡議刊刻所謂《九經》及其附屬的《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對推動印刷術走向全面普及的重要意義。

敦煌所出唐咸通九年刻本

《金剛經》

（據《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本）

即使按照我本人比較保守的推測，姑且把這件《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殘卷的刊行時間定在五代時期，將其同咸通九年的《金剛經》放在一起，前後相互比照，還是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上述問題。因爲直到五代時期，傳留於世的印刷品，數量仍然十分有限，由此反推唐代後期的情況，也需要更多五代時期的實物，纔能切實有效地說明相關問題。

單純就五代時期雕版印刷品的情況來說，同樣由於傳世實物過於稀少、文獻記載也不夠充分，到目前爲止，人們的認識，還有待歸納總結更多當時的印本，纔能更加明確，更加全面。在這一方面，高平市博物館所藏《妙法蓮華經》殘卷以及方廣錩先生舊藏的同一經卷的另一部分，自然會具有重大價值。

雖然同樣都是雕版印刷，但印本篇幅的長短，對刻工、印工的技術要求也會有所不同。簡單地說，短的容易，長的難。這是因爲篇幅太短了，對雕版刷書效率的要求，就會降至很低；相反，若是雕印長篇鉅製，這一要求則會提高很多。可以想見，衹有很成熟的技術，纔能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依然保持良好的品質。

在唐武宗會昌五年以前，就有僧人雕版印製了長達六十卷、刷印每部書使用紙張多至八百幅（即每版一幅）的《四分律》（別詳拙稿《司空圖的〈爲惠礭化募雕刻律疏〉與唐代後期佛教典籍的印製規模》，刊《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其後，咸通三年入唐、六年歸國的日本僧人宗叡，於佛學之外的「雜書」，帶回去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這《玉篇》的篇幅雖僅及《四分律》一半，但也已相當可觀。

可是，過去留存於世的雕版印刷品，篇幅卻都比較短小。即使如此，雕印的品質，也不是很好。敦煌發現《切韻》、《唐韻》類韻書殘卷，如《大唐刊繆補闕切韻》等，大致都刊刻於五代時期或更早，其書原本基本上都與宗叡帶到日本去的「西川印子《唐韻》」一樣，是編作五卷，這就算是存世五代以前刻本中原刻完本篇幅最長的雕版印本了。就敦煌發現的五代時期前後刊刻的這類韻書殘篇而言，版刻質量，也不是很高。

約五代時期刻本

《大唐刊繆補闕切韻》

殘卷

（據饒宗頤編《敦煌書法叢刊》）

這樣，就又觸及了前文剛剛提到的問題，即在這種情況下，由後唐馮道等人奏請朝廷刊刻的所謂《九經》，何以能夠爲社會上層的文人學士順利接受並迅速導致印刷術在更大範圍內的推廣？現在，透過「隰州張德雕板」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和山西所出《妙法蓮華經》的殘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五代時期，至少有一部分木版刷印的書籍，其雕版印製的技術，已經比較完善，效果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特別是那部《妙法蓮華經》，原來的全本共有七卷，雖說不是很長，但已比敦煌發現的《切韻》、《唐韻》類韻書多出兩卷，能夠在較大規模上體現這一時期雕版印刷工藝所能達到的高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刻本的筆鋒字腳卻比敦煌發現的《大唐刊繆補闕切韻》等韻書都要成熟，都更完善，也更加優美。像這樣的刻本，顯然就比較容易被士大夫接受。不難想象，刻書的作坊和匠人既然能夠雕造印製出此等程度的《妙法蓮華經》，也就同樣能夠刊印所謂《九經》之類的上層文化讀物。

事實上，衹有多看到一些像《妙法蓮華經》這樣既具有足夠篇幅、同時又雕印精良的五代及其以前的以前的印刷品，我們纔能真切地理解：正是基於當時的雕版印刷技術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印刷品的品質已經能夠得到上層士大夫的承認和接受，馮道等人纔會在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亦即顧不上像漢唐時期那樣雕刻石經來給天下士子提供標準經書範本的情況下，命國子監將「經典校定，雕摹流行」，以「深溢（益）於文教」（《冊府元龜》卷六〇八）。

宋刻《冊府元龜》殘本

（據中華書局影印本）

《冊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如下一段記述，尤其能夠體現後唐朝廷這次刻印經書對其文字精準性的重視：

如此慎重其事，對經版文字的規範性和準確性，顯然是有很高要求的，而朝廷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期望並將其付諸實施，在雕版印刷的技術方面，自然業已具備相應的基礎，高平市博物館所藏和方廣錩先生舊藏的《妙法蓮華經》殘卷，就是對此最好的證明。

前面我在論述「隰州張德雕板」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殘卷時，分析指出「隰州」二字應當是用以標記刻工的籍貫，而這位張德師傅則是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的工匠。假若拙說成立，那麼，其實質性意義在於這一題名顯示出至遲從刊刻這一經卷的晚唐五代時期起，雕版印刷業的工匠，在工作的地域上，就已具有流動的性質。從情理上來推測，正是由於這種刻工的流動具有很大普遍性，這位張德師傅纔需要特地記明自己本來的籍貫和居地是在「隰州」。

工匠既然可以流動到家鄉以外其他地方的作坊裏去打工，作爲一種僱傭關係，同樣也可以離開正在工作的作坊轉到其他地方的另一家作坊幹活，甚至作坊業主帶領或指派刻工、印工等工匠到外地攬活。

充分認識刻工的這種流動性，有助於我們在沒有刻工姓名的情況下，也能夠藉助版刻的字體特徵，來積極地考察不同地域之間雕版印刷技術的內在聯繫，把握中國古代版刻技術發展的系統性，至少先從這樣一個側面，擺脫開那種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古董家路數。看似無關緊要的「隰州張德雕板」這幾個字，其實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