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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房地產要「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什麼是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新舊模式轉換過程中要解決哪些問題?

近日,《2022·CF40中國金融改革報告》發布,(詳情→)分報告《構建房地產新模式》(以下簡稱「報告」)對房地產市場存在的「三高」現象——高房價、高負債、高度金融化進行事實梳理並分析其背後的原因,辨析了房地產市場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提出構建房地產新發展模式的解決方案。

今天我們推送該報告的前半部分,這部分詳細梳理了我國房地產市場「三高」現象背後的事實、成因及問題。

高房價——報告指出,土地供給彈性不足,尤其是大都市住宅用地供給缺乏彈性推高了都市圈房價,而這又是制約流動人口在都市圈定居的最直接因素,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將產生諸多負面影響。但房價高不等於房價泡沫,高房價帶來的痛苦未必會像泡沫那樣很快破滅,可能會長期持續。

高負債——報告認為,房地產行業在積累資產存量時,形成了規模較大的、難以通過銷售收入和運營收益覆蓋的「沉澱資產」,這使得房企負債率居高不下,同時可能制約全社會信用擴張、引發需求收縮和宏觀經濟不穩定。

高度金融化——報告指出,高度金融化表現在房產在中國居民資產配置中的投資屬性較高,以及房地產相關貸款在全社會貸款中的占比較高。報告認為,當前看到的房地產與金融部門的廣泛聯繫不宜簡單理解為「房地產綁架了金融系統」,解決問題的關鍵也不是讓房地產與金融部門脫鈎,而是要重新建立起基於商業規則的、透明可監管的融資渠道來滿足房地產的融資需求。

《構建房地產新模式》課題負責人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課題組成員包括CF40研究部副主任、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員朱鶴,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員鍾益、盛中明、孫子涵。

張斌代表課題組發布《構建房地產新模式》報告

房地產行業快速成長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很多問題。有些問題來自情緒,對問題本身並沒有很好定義和認知;有些問題是特定發展階段難以避免的成長煩惱;還有些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並威脅到國民福利提升和行業健康成長。我們把對房地產問題的各種討論概括為「三高」現象:高房價、高負債、高度金融化。通過對三高現象的認識及其背後原因的分析,辨析房地產市場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並回應一些普遍關切但存在爭議的問題。
房地產行業高增長正在面臨趨勢性拐點,大量房地產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房地產市場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了挑戰。中央明確提出要「建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建立新模式的前提是找出辨析當前和未來房地產市場發展存在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方案。隨着住房市場發展邁過高峰期,炒房、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部門不再是房地產市場的主要矛盾,未來房地產市場會由「易熱難冷」轉向「易冷難熱」。房地產市場當前和未來面臨的最突出矛盾,一是都市圈過高的房價制約了大量中低收入群體在工作所在地的大城市定居;二是房地產行業資產負債表收縮威脅到當前和未來的宏觀經濟穩定。針對這兩個矛盾,這裡提出了面臨新市民的都市圈建設方案,以及針對房地產行業的債務重組方案,這兩個方案都是儘可能地利用市場自發力量解決問題,需要政府在土地、教育和醫療服務、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調整,不給政府增加過多財政負擔。
高房價
1.事實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保持在高位,大城市尤其突出。2020年我國前五十大城市房價收入比達到12.3倍,其中一線城市20.3倍,二、三線城市分別為11.4倍和11.3倍。房價收入比排序前五位的城市分別是深圳(33.9)、上海(26.6)、三亞(24.6)、北京(23.4)和廈門(19.2)。儘管中國的人均收入剛剛跨過人均1萬美元,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比肩那些人均收入4萬美元以上經濟體的大城市房價。2019年全球核心城市中心城區的房價對比中,中國內地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房價位居前十,房價與紐約、舊金山、巴黎等全球知名城市相當。
圖12019年全球10個核心城市中心城區房價
數據來源:Numbeo
都市圈房價過高。相比大城市房價收入比,更值得關注的是都市圈的房價收入比,這更緊密關係到中低收入群體在大城市的居住成本。以美國紐約與英國倫敦為例,根據「Zillow」和「Zoopla」APP上的掛牌交易價格計算,紐約曼哈頓的上西區與上東區的二手房均價為1.6-2.3萬美元/平米,約合人民幣10-15萬元/平米,倫敦西區的威斯敏斯特、肯辛頓與切爾西的二手房均價為1.8-2.1萬英鎊/平米,約合人民幣15-17萬元/平米。這些地區地處城市中心,擁有知名景點與商圈,並且配套完善、交通便利,相當於北京的東城、西城。按美國與英國的全國國民人均收入計算,紐約曼哈頓核心區域的房價收入比最高接近30,倫敦核心區域的房價收入比最高也接近20。而到了紐約都市圈邊緣的斯塔滕島與布朗克斯,部分區域的二手房均價約為3800-5700美元/平米,約合人民幣2.5-3.6萬元/平米,房價收入比迅速降至5以下;同樣地,倫敦郊區貝克斯利和哈弗林的二手房均價約為4200-4900英鎊/平米,約合人民幣3.5-4.1萬元/平米,房價收入比也降至3以下。綜合來看,這意味着如果不去追逐紐約、倫敦核心區域的住房,普通家庭用3-5年左右的收入即可覆蓋都市圈一套房產的購置支出。在中國,北上廣深核心區域的房價收入比超過30,這些城市較偏遠郊區的房價收入比也均超過15,有的區域接近30。不僅大大高於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的郊區,也大幅高於本國三四線城市10左右的房價收入比。都市圈過高的房價收入比,超出了中低收入群體負擔能力,把大部分新進入者都擋在了都市圈外面。
圖2中國一線城市核心區域
與較偏遠郊區的房價收入比
數據來源:諸葛找房、國家統計局
圖3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核心區域
與較偏遠郊區的房價收入比
數據來源:Zillow、Zoopla、紐約市政府、倫敦市政府、世界銀行
都市圈的高房價遏制了大都市成長,為大都市發展豎起了過高的圍牆。與發達經濟體的都市圈相比,我國大城市都市圈容納的人口比例較低。東京、大阪、紐約都市圈人口比重占全市人口比重都超過70%,倫敦也達到63%,北京城六區以外的都市圈只占全北京人口的不到50%。都市圈的高房價遏制了都市圈擴張,在大都市工作普通工薪階層難以在大城市安家。
表1全球代表性大城市
核心區域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重
數據來源:日本統計局、紐約市政府、Statista、Wind
2. 原因
房價上漲背後,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房價上漲背後的不合理成分有些來自市場發育滯後,有些來自政策扭曲。
一是土地供給彈性不足,尤其是大都市住宅用地供給缺乏彈性。給定收入增長和買房的需求增長,住房供給富有彈性意味着房價上漲會帶來住房供給的顯著改善,這會帶來人口流入和城市擴張,房價增速由於住房供給改善也相對溫和;缺乏供給彈性的城市則難以帶來住宅數量增加,人口流入和城市擴張受阻,收入提高帶來更多的是房價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哈佛大學城市問題教授葛雷瑟基於美國的研究得到上述結論,這個結論放在中國也同樣適用。從全國100個大中城市的數據看,房地產用地(住宅、商服)的供應力度並未隨着房價攀升而提高。相反,由於房地產用地供給彈性不足,房地產用地出讓單價連年走高,成為推動房價攀升的重要因素,這在住宅用地上體現更為明顯。2008-2021,100個大中城市建設用地出讓中住宅類用地的占比從38.5%降至33.1%,住宅用類用地的出讓單價則從2254元/平米升至12998元/平米,13年間提高了近6倍,年均漲幅14.4%。商服用地歷年的出讓比例維持在10%左右,出讓單價13年間上漲了1.7倍。除住宅、商服用地以外的工業及其他用地,其出讓規模較大,單價很低,2021年100個大中城市工業及其他用地出讓單價為553元/平米,住宅類用地出讓單價是其23.5倍。考慮到還有很大比例的工業、基建和公共管理用地由無償劃撥方式供應,住宅用地的相對高價程度在實際中會更加顯著。
圖4 100個大中城市國有建設用地出讓中住宅、商服用地占比及出讓單價
數據來源:Wind
圖5 中國主要城市住房供給彈性與房價
數據來源:CEIC、Wind
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應則更為緊張。用2009-2018年平均新增住宅土地面積除以常住人口反映該城市的新增住宅供地強度。北、上、深等大都市住宅供地強度最低,人均新增住宅供地面積不足10平米。二線城市新增住宅供地強度有非常大的差異,從人均新增住宅供地面積不足10平米的福州、西寧,到接近30平米的武漢、瀋陽和烏魯木齊。三線城市新增住宅供地強度也有顯著差異,從不足5平米到超過30平米不等。總體而言,二三線城市的住房供給彈性要顯著高於大都市。
二是基礎教育醫療服務和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制約了都市圈的住房供應提升。購買住房也是購買其所在位置帶來的交通、教育、醫療、商業配套等各種服務流。住房供應的重點不是住房本身,而是住房附着的各種服務和交通基礎設施。通過完善都市圈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可以增加高品質住宅的供給,這是緩解中心城市房價壓力的主要手段。紐約、東京等大都市圈的發展,都藉助於大力發展郊區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縮短到中心城區的通行時間,完善教育醫療配套措施,進而實現郊區住房對中心城區住房的替代。這不僅讓大都市圈容納了更多人口,也降低了大都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中國在特大城市周邊的交通基礎設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公共服務的完善程度都還有較大差距,制約了郊區對中心城區住宅的替代,成為拉低大城市房價的重要掣肘。
三是保障性住房供給不足,與人口流動脫節。保障性住房的分布與新建商品住房分布和人口流動分布有明顯區別。在市場競爭力量驅動下,新建商品住房基本還是緊跟人口流動,在人口流入地區多蓋房。保障房建設則不然,根據能獲得數據的2010-2011年保障房建設情況來看,保障房集中在新疆、黑龍江、安徽、江蘇、浙江等幾個省份;中南部地區,尤其是人口大量流入的珠三角地區,保障房建設很少。保障房不能跟着人口流動走,尤其是人口希望流入的大都市保障房供給滯後,沒能遏制房價上漲或者緩解房價上漲對低收入群體的過重負擔。
圖6 33省(區、市)安居工程土地供應情況
數據來源:CEIC
四是我國金融服務供給不足,提升了房地產的投資屬性。一方面,債務主導型金融體系助長了房地產投資需求,加劇了房價上漲。債務主導型金融體系增加了房地產的投資屬性。支撐債務主導型金融體系的重要元素是抵押品,而房地產是天然的抵押品。哈佛大學教授葛雷瑟指出,債務主導型的經濟體當中,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普遍使用房地產作為抵押品,並因此提升了全社會對於房地產的投資偏好。中國是典型的債務主導型金融體系,金融機構也普遍使用土地和房地產作為抵押品,這大幅提升了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增加了對房地產的需求。另一方面,養老和保險金融服務滯後,房地產成為家庭養老和保險的替代金融投資工具。
五是融資成本過高並傳遞到房價。與其他行業相比,房地產企業融資面臨較多限制,融資成本偏高,這從兩個方面推升了房價。一方面,對房地產企業的貸款限制遏制了住宅供應,推升了房價。我們對分城市的房價的回歸模型中顯示,對開發商的開發貸款與住房價格顯著負相關,開發貸款下降直接帶來新增住宅供給下降,加劇房價上漲。另一方面,在住房需求較為旺盛的環境下,房地產的高融資成本都轉化為更高的房價。
3. 問題
高房價給本地和新進入居民帶來了過於沉重的購房負擔,給城市發展豎起了看不見的圍牆。賓夕法尼亞大學方漢明等學者(2015)等分析某大型商業銀行的120 個城市的住房抵押貸款數據,探究高房價對購房人群的經濟壓力,特別是對低收入群體。其中也有對房價收入比的估算。他們對比分析了各類型城市中的兩類購房群體:一類是家庭收入在貸款購房人群中占比 10%以下的低收入群體(P10),另一類是家庭收入在貸款購房人群中占比 45-55%的中等收入群體(P50)。他們的研究發現,對於低收入群體,房價收入比在 8 以上,住房開支成為非常大的負擔;對於中等收入群體,房價收入比在 6-8 之間,住房開支負擔也很沉重。兩類群體中,一線城市的住房收入比顯著高於二、三線城市。
都市圈過高的房價收入比使得在希望遷居一線城市的家庭望而卻步,也大大超出了眾多在一線城市打工群體的支付能力,眾多一線城市打工者不能在長期工作的城市安家。2020 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 61%,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 45.4%,二者之間存在着 16 個百分點的差距,全國常住和戶籍城鎮人口差約為2.3億左右。這說明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仍未實現市民化。僅北上廣深四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差就達到3950萬人。流動人口的定義雖然源於戶籍分割,即使戶籍制度大幅放開,在都市圈的高房價面前,大量流動人口也難以在核心都市圈定居。都市圈的高房價是制約流動人口在都市圈定居的最直接因素,這對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將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一是遏制了流動人口的消費。由於不能在大城市定居,大部分流動人口在長期預期上並不把工作所在的「常居地」當成「定居地」。在消費選擇上,流動人口往往在城市工作期間節衣縮食,不願消費。從統計數據觀察,根據王美艷(2017)的研究,農民工消費水平遠低於城市居民。2016 年新生代農民工家庭(1980 年及以後出生的農民工)的消費支出中,食品支出為9527 元、衣着為1589元、生活用品及服務為680元,老一代農民工家庭的消費支出水平則更低;從絕對數來看,均遠低於城鎮居民家庭在食品(23643元)、衣着(4935元)、生活用品及服務(4920元)上的支出。農民工消費水平低於城市居民,不僅是因為收入水平低,也源自儲蓄率更高。張勳等(2014)基於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庫(CHIPS)計算了2007年不同類別居民的儲蓄率,發現農民工群體的儲蓄率顯著高於城鎮戶籍居民和在農村就業的農村戶籍居民。崔菲菲等(2020)使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山西農戶跟蹤觀察樣本的數據,測算得到:山西省2003-2017年間,農民工到村外縣內就業、到縣外省內就業、到省外城市就業的家庭儲蓄率分別為39.9%、41.3%和43.3%,農民工儲蓄率高於全國平均家庭儲蓄率,且勞動力轉移地點與家庭儲蓄率正相關。主要原因就在於:相對於在省內工作,農民工在省外大城市就業的定居可能性更小,所以更傾向於減少消費、增加儲蓄。
二是流動人口的返鄉置業中,相當一部分形成浪費,阻礙了資源配置優化。在大部分的人口流出地,流動人口在大城市工作獲得收入、抑制消費積攢儲蓄後,出於婚姻、養老甚至於社會評價等原因在本地購置房產。人在外地打工,出於婚姻、社會評價等目的的房產購置大多空置。考慮到人口流出地的現實情況,空置的房產也較難獲得租金收入。在此過程中形成的房產需求會抬高當地房價,增加了實際留守當地定居的居民房價負擔。
三是流動人口在大城市工作、創造稅收,但要求其戶籍地為其提供社會保障,加劇了人口流出地的政府收支矛盾,強化地區間發展的不均衡態勢。流動人口的長居工作地在大城市,他們的工作通過為企業創造增加值等各種途徑為其常居地的政府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財政收入。同時,常居地政府並不需要去全額負擔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支出。以社會保障為例,體現工作地政府社保支出的主要是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城鎮職工養老、醫療保險以及工傷和失業保險,2017年農民工在上述4類保險中的參保比例僅分別為21.6%、21.7%、27.2%和17.1%,遠遠低於全體職工參保比例。而反觀人口流出地,由於人口流出、產業不足,政府財力有限,但基本上全部的流動人口都會在戶籍所在地參保城鄉居民養老、醫療保險,這兩類保險的政府支出負擔雖然要低於城鎮職工養老、醫療保險,但依然對財力受限的人口流出地政府形成壓力。更要考慮到,在如此的財政收支壓力下,人口流出地政府更難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發展基建,進一步制約當地經濟發展。如果流動人口在大城市定居的房價門檻能夠降低,再配套戶籍社保制度改革,人口流出地政府的收支將會減少壓力,區域發展也會更加均衡。
4. 爭議
(1)高房價對應了泡沫化,並影響到金融穩定
中國大城市的房產價格很高,這是事實。然而,高房價是否意味着房價存在泡沫,泡沫是否很快會破滅呢?房價高不等於房價泡沫,高房價帶來的痛苦未必會像泡沫那樣很快破滅,可能長期持續。
房價收入比反映了房價痛苦指數,這個比率越高,購房者的壓力越大,然而,這個指標用來預測房價泡沫並不合適。很多房價收入比高的大城市未必比那些房價收入比低的小城市房價泡沫更高。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去居民消費支出作為居民儲蓄,用居民儲蓄除以居民債務利息,以此得到居民部門的利息保障倍數。
萬科公司譚華傑基於大量國際經驗的研究表明,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反映了居民償付住房抵押貸款的能力,是預測房價是否大跌最有效的指標,預測能力遠好於房價收入比、居民部門債務槓桿率等其他諸多指標。他們的研究發現,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高於1.5倍時,基本沒有國家/地區發生過房價大跌情況。美國2007年房價大跌前夜,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1.46倍;日本1989年 1.49倍;香港1997年1.23倍;芬蘭在1989 年0.73倍,2007年1.55倍,同期西班牙1989 年僅為0.99倍。國際經驗這個指標低於1.5的臨界值會導致房價大跌和居民部門債務困境。中國目前的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大約61萬億,消費約38萬億,儲蓄接近23萬億;家庭部門各種貸款55萬億,按照加權平均貸款利率5.5%計算需要支付的利息大概3萬億,利息保障倍數在8左右。遠高於國際警戒線水平。這說明中國居民償還住房抵押貸款能力有較高的保障,至少從國際經驗來看,房地產價格短期內大幅下跌並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很低。
(2)高房價擠壓製造業利潤和居民消費
房價上漲過程中,企業經營面臨更高的要素成本,不僅是更高房租,還有更高的工資。有一種廣泛的憂慮是,房價上漲帶來的成本上升會侵蝕企業,尤其是製造業利潤,惡化製造業生存環境,甚至成為眾多企業破產的主要原因。
無論是短期數據還是長期數據,房價增速和企業利潤增長呈現出正相關關係。僅從這種相關關係不能得出什麼強有力的結論,不能以此認為房價上漲有利於增加企業經營,但至少提示我們,房價上漲與企業經營之間的關係可能並非提高成本那麼簡單。房價上漲對企業經營的影響,至少要考慮以下兩個方面的機制。
房價上漲增加了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要素成本,但是,對於不同類型企業經營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對於市場定價能力較強的企業,房租或者勞工成本上升的結果往往是產品或者服務的價格上升,房價上漲對企業盈利的影響有限。對於市場定價能力較弱的企業,企業至少以下三種方式應對:
一是改變產品/服務的要素投入密集度,比如,用土地節約型技術代替現有技術,典型的例子是高房價地區更流行的快遞行業即是節省了城市中心地帶的用地;再比如中心城區商場轉化到郊區的大型購物中心。二是加大研發力度,用其他方面的成本下降抵補房價上升帶來的成本上升。三是退出本地市場,退出本地市場的企業還面臨兩種選擇,轉移到其他地區繼續經營,轉移到其他部門繼續經營,或者徹底退出之後資源閒置。只有最後這種情況下,資源閒置,這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產出損失。
房價上漲會對企業經營帶來普遍的壓力,並迫使企業做出調整,但是,考慮到企業的應對措施以後,房價上漲只是在非常特定的環境下才會帶來真正的產出損失。資源閒置和產出損失的大小取決於要素市場流動性,如果房價上漲衝擊帶來的失業能夠很快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損失更小,反之,損失更大。
房價上漲刺激了房地產供給上升,以及由此帶來了基礎設施改善、城市擴張和規模經濟效應。這也正是我們從過去幾十年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看到的普遍現象。規模經濟效應可以從降低成本、提高專業化和生產率水平等多個角度改善企業的生產率,改善了企業生存環境。一個與此相關的證據是,隨着人口密度的不斷提高,企業的數量也隨之上升。當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0-2500人的區域,企業數量在0-87家之間;人口密度2500-5000人之間的區域企業數量在88-238家之間;人口密度5000人以上的區域企業數量達到340家。可以看出,越是人口密集地區,對企業的吸引力越大。
房價上漲,既給企業帶來了經營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也給企業帶來源自規模經濟的發展機遇。綜合兩方面的情況來看,房價對企業經營的影響,關鍵取決於房地產的供給彈性。供給彈性過低,房價上漲而房屋供給沒有提高,難以帶來城市擴張和規模經濟收益,房價上漲的負面影響更突出;保持適當的供給彈性,房價上漲伴隨着房屋供給顯著提高,不僅接下來的房價上漲會得到遏制,城市化進程也有明顯推進,對企業創造了更多發展機會,正面影響更突出。我們通過回歸分析看到,房價與企業利潤呈現出負相關關係,與住房供給彈性則是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圖7 房價增速與企業利潤增速時間序列圖

圖8 房價增速與企業利潤增速截面圖
房價上漲增加了購房和租房家庭的負擔。特別是對於中低收入群體,住房支出相對於收入而言過高。一種普遍的擔心是,高房價擠出了其他方面的購買力。這種現象在很多家庭存在,但是,加總意義上看高房價是否擠出了消費,則需要更進一步研究。
房價上漲改變了居民生活中各種支出的相對價格,對不同家庭消費支出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家庭部門面臨着住房支出還是其他消費支出的選擇。住房作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不同家庭面臨着顯著差異的需求替代彈性,已經有穩定居住地的家庭需求替代彈性相對較高,沒有穩定居住地的家庭則缺乏需求替代彈性。對於缺乏需求替代彈性的家庭,房價上漲將迫使家庭不得不增加住房相關的開支,並因此擠壓其他消費。對其他消費的擠出程度取決於該城市的住房供給彈性,較高的住房供給彈性下房價上漲帶來住房供給顯著改善,住房開支增長有限,對其他消費的擠出也有限;較低的住房供給彈性下,住房開支增長更大,對其他消費的擠出也更顯著。
圖9 房價增速與居民消費增速時間序列圖
圖10 房價增速與居民消費增速截面圖
數據來源:Wind
除了房價上漲對消費的擠出效應,還應該考慮房價上漲過程中,房地產供給改善,城市化率水平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規模效應和收入水平提升,這會對消費形成正面的影響。綜合兩方面因素考慮,房價上漲與消費之間的關係並不明晰。
高負債
1. 事實
房地產開發建設周期長,拿地和建設等環節均占用大量資金,是資金密集型行業。然而從行業比較和國際比較來看,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債務水平極高,並非依靠行業屬性就能解釋。行業比較來看,統計全部非金融行業的A股及H股上市、主營業務在內地的公司資產負債情況,可見房地產行業的資產負債率在所有非金融行業中為最高,2020年達到79.3%,高於排名第二的資本貨物業6.2個百分點,高於其他行業的幅度則在17-40個百分點不等。國際比較來看,中國上市房企的資產負債率也大幅高於主要發達國家,2020年分別高於日本、美國、德國、法國和英國10.6、22.7、24.9、41.0和42.0個百分點。從上市公司的有息債務存量看,主營業務在內地的港股上市房企和A股上市房企的有息債務合計占主營業務在內地的全部港股企業和全部A股上市企業合計的比例從2010年的12.3%升至2020年的21.5%。拉長時間看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以2010年前後為分界點,房地產業的債務水平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幅度波動,而是一路迅速走高。2000-2010年,房地產業整體負債率在波動中整體下降了1.1個百分點;2010-2020年,資產負債率整體提高了6.2個百分點。
圖11中國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行業分布(左)
圖12 主要國家上市房企總資產負債率(右)
數據來源:Wind
圖13 上市房企有息債務存量占比(左)
圖14 中國全部房地產開發企業資產負債率(右)
數據來源:Wind、國家統計局
2.原因
2010年後房地產行業債務水平持續攀升,與這一現象同時存在的是房地產行業的「高周轉」模式。「高周轉」模式指的是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加快前期的開工進度,快速獲取預售資格,然後用購房者提供的預付款支撐下一階段的購地支出和新開工。高周轉模式可以追溯到2010年,萬科等房企率先運用高周轉模式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銷售額,這一年也被稱為高業績和高周轉的「元年」。「高周轉」模式在業內並沒有立刻流行起來。直到2016年,房地產行業重新開啟「高周轉」模式,碧桂園將這種模式發揮到了極致。隨後,全國範圍內的各類房地產企業逐步接受這種房地產經營模式。至此,速度成為房企之間相互競爭的關鍵——拿地的速度、新開工到拿預售證的速度、賣房回款的速度。
房企轉向「高周轉」的背景是土地價格已漲至較高水平的同時,房價上漲的空間也已經有限,行業毛利率隨之降低,房企開始通過高速周轉來擴大收入和利潤。其實現的條件是房企可以通過大量預售房屋也即銷售「期房」來獲取資金。現有的統計數據也可以證明「高周轉」是現實存在的:2008-2021年,商品房銷售中的期房比例大幅提高,從64.4%升至87.0%;同時,房地產開發資金中來自預收款的比例也從24.6%升至36.8%。
圖15房地產「高周轉」模式的數據特徵
數據來源:Wind
「高周轉」核心是資金的高周轉,是追求現金流儘快為正,其結果應該是房企的資產周轉和收入實現速度加快,理應對應着資產周轉率的提高、對債務的依賴程度下降。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在高周轉模式高歌猛進的同時,房地產行業的資產負債率不減反增,資產周轉率也在顯著下降。我們整理了在滬深兩市及香港上市全部內地房企的年報數據,計算得到全部房企的資產周轉率從2010年的26.4%降至了2020年的22.0%,降幅4.4個百分點。這說明房地產行業整體的資產運營效率是在下降的,與普遍的「高周轉」模式並不相符。
圖16國內全部上市房企(含H股)總資產周轉率
數據來源:Wind
其中需要特別解釋的是2017年上市房企資產周轉率的驟降(較2016年降2.6個百分點)。2017年上市房企資產增速為36.0%,基本穩定在前兩年的水平;但2017年的營收增速卻較上一年度顯著下滑11.8個百分點至20.6%,使得資產營收的增速差達到15.4個百分點,為最近十年最高。這也直接拉低了上市房企的資產周轉率,此後基本維持22%左右的水平。
圖17上市房企(含H股)歷年資產和營收的增速差
數據來源:Wind
這與商品房銷售的數據吻合,2017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為13.7%,較上年下降21.1個百分點。其中一、二線城市銷售更顯疲態,銷售額合計分別近乎零增長,商品房銷售主要依靠三線及其他城市,2017年以後,三線及其他城市的銷售也開始有所下滑。但銷售走低的同時,2017年房企拿地規模卻顯著增長,全國住宅類土地成交面積較上年增長25.8%,其中三線及其他城市增長更為顯著,增速達到29.4%。
圖18全國及各類城市商品房銷售額增速
數據來源:Wind
圖19全國及各類城市住宅類用地成交面積增速
數據來源:Wind
2017年的土地成交高增也是2013年房企大規模拿地後的第二個高峰。但2017年的房企拿地擴張與2013年存在顯著不同。2013年,可見房企在各類城市的全線擴張,全國住宅類土地成交規模增42.7%,其中一二線城市增28.0%,三線及其他城市增41.7%,均在較高水平。而2017年的拿地擴張則主要依靠三線及其他城市。
這佐證了在一二線城市地價持續高企時,房企經營模式的一個特點:通過在三線城市及以下地區下沉市場擴大規模,並希望通過擴大銷售快速回款維持資產周轉率的穩定。但在資產存量逐步累積的同時,房企高周轉卻不能提高資產周轉率、降低資產負債率。基於此,我們可以推斷在積累資產存量時,房地產行業形成了規模較大的、難以通過銷售收入和運營收益覆蓋的「沉澱資產」。
通過基本事實梳理,可知中國房企的高負債並非由「高周轉」模式導致。基於「高周轉」和高負債的並存,可以推斷房地產行業在積累資產存量時,形成了規模較大的、難以通過銷售收入和運營收益覆蓋的「沉澱資產」。因為如果高周轉模式可以覆蓋房企的所有資產,其資產周轉效率高、收入實現能力好,房企的高債務也能被正常業務收益所覆蓋,不至於債務持續積累。
房地產企業之所以積累了巨大規模的、缺乏現金流覆蓋的沉澱資產:一方面是因為在房價快速上漲期房企希望囤積較多土地和建成建築庫存;另一方面因為這些囤積的土地和建築相當一部分是未能在持有、開發後獲得預期現金流。房企拿地並不容易。房企需要從地方政府獲取土地,地方政府則希望通過房地產開發完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人居環境、吸引人口聚集、產生規模效應促進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在推進城鎮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出售土地的同時往往會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配套建設養老院等准公益性物業或者自持部分住宅用於發展租賃市場,也會鼓勵房企涉足產業園區開發並持有部分物業。房企在土地價格不斷上漲、拿地難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也主動或被動地對接地方政府的需求。由於不可預期的諸多原因(如准公益物業經營收益不如預期、自持住宅所在地人口流出以及產業園區等閒置等),上述部分配建或自持的物業就成為了房企的「沉澱資產」,其對應的房企債務由於缺乏現金流覆蓋,也存在更大的債務風險。從公開資料觀察,這些「沉澱資產」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向。
一是土地「限地價、競配建」模式中房企的配建建築。2010年前後,國土部門為了管控房價、地價上漲速度,同時為了支持建設保障房、養老機構等公益性建築,結合房地產行業特點,提出了「限地價、競配建」這一土地出讓模式。所謂「限地價、競配建」,即在土地拍賣中,當報價達到最高限制地價後,競買方式轉為在居住用地中競配建公共租賃住房的建築面積,凡接受最高限制地價的競買人均可參與競配建,報出配建公共租賃住房建築面積最大者競得地塊。
例如,2011年廣州就以「限地價、競配建」的方式推出位於番禺的三宗住宅用地。有兩宗地塊的競買階梯達1000平方米,也就是每次拍地舉牌,就要多建1000平方米公租房。又如,2015年,在北京順義的某宗土地出讓中,招標文件規定建築出讓地塊的建築總面積為12.8萬平米,房企拿地後需建設機構養老設施和限價保障房的面積最低分別為3.5萬和3.8萬平方米。最後經過多輪競拍,某開發商以多配建2.6萬平方米限價房的條件競得該地塊。最終開發商僅有2.9萬平方米可用於建設一般商品房。類似的舉措是在側面鼓勵開發商參與保障性住房以及經營性養老機構的建設、經營。開發商對這些要求的積極對接也成為順利拿地的條件之一。這些配建項目的收益並沒有十分穩定的預期,且投資回報期限也較長。
二是房企拿地中被要求自持的住宅。2016年9月30日,北京出台房地產市場調控新政,要求強化「控地價、限房價」交易方式,試點採取限定銷售價格並將其作為土地招拍掛條件的措施,並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自持部分住宅作為租賃房源。隨後,北京市推出了海淀、大興等多塊住宅用地,競買規則要求土地報價達到競價上限後,進入競自持商品住宅比例階段,部分地塊自持比例達到100%。此後,全國多地效仿這一規定,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自持住宅開展住房租賃業務。通過出台相關管理辦法,規定各下轄各級政府可根據房地產市場狀況及住房租賃市場需求情況,在房地產開發項目建設條件意見書中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在新建商品房住宅項目中自持一定比例的住房用於租賃。
這一模式給房企帶來兩類經營壓力。一是房企拿地成本較高時,自持住宅難以通過合適的租賃運營方式收回成本。例如,2016年,房企萬科曾高價獲得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兩個100%自持地塊,其中一宗地塊由北京萬科以50億元單獨獲得,另一宗由北京萬科與北京住總組成的聯合體獲得,拿地資金同樣高達59億元。為平衡資金成本,該項目三居室月租金為1.5萬元-1.8萬元,四居室月租金為3萬元-4萬元。若項目全部建成且100%出租,每年租金收入大約為2.73億元到3.28億元之間,10年租金收入為27.3億元到32.8億元之間。這意味着樂觀情境下萬科在該項目上的投資回報周期至少在10年以上。二是某些資金實力弱的房企自持三四線人口流出城市的住宅後,難以獲得預期收益。在一、二線城市地價居高不下時,中小房企往往希望通過擴展地價較低的三、四線城市業務,房企在這些城市通過自持住宅項目獲得可售住宅用地後,若城市居民購房需求不振,自持住宅亦難獲收益。
三是配套政府要求的產業地產。通過前文的敘述可以發現,由於土地供給的政策性較強,房企拿地難度較大。對一些資金實力稍若的房企尤其是區域性房企而言,由於並無實力獲得較多的高價住宅用地,面臨着出局的威脅,而通過各種間接手段獲取相對廉價的土地成為其持續經營的可選路徑。有房地產業內人士稱,部分房企有意願通過產業園區建設、產城融合等業務間接獲取自身所需土地。
通常情況下,產業地產回報周期至少需要5到8年甚至更長時間,對於開發商而言,不僅在開發過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建成運營過程中,仍需要不斷投入資金,這種投入大、回報周期長模式多數企業難以承受。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一些產業地產開發商以降低自持比例、增加銷售比例來回籠資金;也有一些企業通過與政府談判獲得一定可供銷售的住宅用地。基於這一現狀,部分開發商轉而囤積一些相對容易獲取土地且較為便宜的產業地產。但是,這一模式的風險在於,如果缺乏足夠的產業入駐,並且如果城市規劃和政策變動,房企不能獲得預期的可銷售比例,產業地產也將成為缺乏現金流的資產。
3.問題
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債務水平極高。如果商品房銷售收入高增長,房企利潤足以彌補沉澱資產帶來的額外債務成本,房企還能保持正常運行。一旦高銷售和高利潤不能持續,巨額的沉澱資產對房企會帶來巨大現金流壓力,房企和房地產市場難以正常運行,對宏觀經濟穩定又會帶來巨大衝擊。
房企的債務及付息壓力,會持續損耗房企現金流,房地產企業喪失自救的空間。沉澱債務基本由難以出售、出租的沉澱資產帶來,在現有的市場條件下,這部分資產難以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但債務和利息支出仍會持續存在,房企的現金流將會被持續損耗。假設房企的沉澱資產和債務從2010年開始累計,這部分資產負債不能產生現金流,其對應的應付利息幾乎相當於房企的一項固定成本,每年增長。按8%的平均融資成本計算,從2013年開始,每年應付沉澱負債的利息就占到全部房地產開發企業營業總收入的10%以上,2015年達到14.5%。到了2020年,房企沉澱債務累積到19.08萬億,需要為其支付利息1.5萬億,相當於當年營業總收入的12.9%。
房企受困於沉澱債務和現金流緊張難以正常運營,將通過影響政府、工業企業信用基礎和居民風險偏好,制約全社會的信用擴張。首先,當房企不再大規模開工拿地後,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將會銳減,考慮到以往的顯性專項債和城投隱性債擴張都或多或少地以土地收入加持的政府信用作為支撐,土地出讓收入不再增加,政府信用擴張將受到制約。其次,房地產開發聯通了上下游包括建築、建材、家居等十餘個製造業行業,其停滯將會顯著影響工業體系的營收實現,影響工業企業的信用基礎。最後,房企正常交房遇到困難,部分房企為了回收現金流打折出售,這些都會影響到住房抵押貸款增長。
高度金融化
1. 事實
房地產高度金融化的表現之一是房產在中國居民資產配置中的投資屬性較高,房產是中國居民資產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發布的《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中有近六成是房地產,這一比例大幅高於其他國家。據廣發銀行與西南財經大學共同發布的《2018年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顯示,中國居民有接近80%的財富投資於房地產。作為對比,美國、日本居民部門資產總房地產的占比分別僅為25.1%(2021年)和18.3%(2020年),分別較中國2019年的水平低34.0和40.8個百分點。住房資產在我國居民家庭資產配置中的投資屬性較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數據,我國城鎮居民家庭的住房擁有率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為58.4%,有兩套住房的占比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為10.5%。超過四成的家庭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中國居民家庭在滿足了基本居住需求後,傾向於繼續多持有房產達到增值目的
圖21中美日居民部門資產中的住房和金融資產占比
數據來源:Wind、自行測算
支撐居民部門持有房產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儲蓄資金,而非高槓桿率舉債。中國對居民購買住房有較高的首付比要求,限制了通過高槓桿舉債買房。中國住房抵押貸款在全社會廣義信貸中的占比也不高。2021年,德國、日本、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占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分別為31.8%、25.0%和21.0%,均高於中國(19.9%)。2016年之前英國的相應比例也高於中國,2016年以後中國略微超過英國。
圖22各國住房抵押貸款占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
數據來源:Wind、自行測算
房地產高度金融化的表現之二是房地產相關貸款在全社會貸款中的占比較高。從房地產全口徑融資看,2012年房地產全口徑融資(包括房地產相關貸款、債券、非標存量)增量1.4萬億,占當年新增社融總量比例為8%;此後占比連續4年上升,在2016年達到32%,2017年政策收緊降至23%後又在2018年回升,此後又連續兩年下降。這只包括了房地產開發貸款和住房抵押貸款,沒有包括房地產行業中通過賣地收入支撐的地方融資平台貸款。
圖23房地產相關融資增量占當年社融增量的比例
數據來源:Wind、自行測算
因此,當前看到的房地產與金融部門的廣泛聯繫不宜簡單理解為「房地產綁架了金融系統」,解決問題的關鍵也不是讓房地產與金融部門脫鈎,而是要重新建立起基於商業規則的、透明可監管的融資渠道來滿足房地產的融資需求。
2.原因
家庭資產過度集中於房地產,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房價持續上漲預期,給投資者帶來了較好的回報。房價上漲背後包含了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前文已有分析這裡不再贅述。二是金融資產的投資回報率較低,投資工具匱乏。我國家庭部門的金融資產包括了以現金和銀行存款為主的貨幣類金融資金,還包括了私人借債、股票、債券、基金、衍生品和其他金融資產的非貨幣類金融資產。貨幣類金融資產當中,銀行存款的名義利率較低,很多年份低於通貨膨脹率。非貨幣類金融資產當中,私人借債占據較高比重但難言回報,證券類金融資產對絕大部分家庭而言是負回報。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2010-2018年期間只有前10%的最高收入組家庭平均才能獲得證券類投資的正回報,其他收入組的證券類投資都是負回報。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家庭金融資產構成中嚴重缺乏收益率穩定的養老保險類金融資產,這類資產只占到全部金融資產的11%,遠低於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居民部門買房保值的動機。三是持有房產的成本較低,我國對持有存量房地產還沒有廣泛開徵稅收。
房地產企業大量舉債,原因也有多個方面。一是房地產長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部分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大量運用債務槓桿擴張規模,以此實現業務超常規發展。二是房地產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為了配合拿地和開發持有了大量缺乏現金流回報的沉澱資產,並由此形成了債務的滾動積累。三是對房地產融資的正規金融渠道較窄,房地產企業不得不大量藉助高成本的非正規融資渠道,這也加劇了房地產企業的被動高額負債。
3.問題與爭議
針對居民部門舉債購房、金融機構將大量資金給與住房抵押貸款或者房地產企業,一種看法是信貸資源過度湧入房地產部門,擠壓了其他部門的發展。與此相對立的一種看法是房地產住房抵押貸款和開發商貸款的增長創造了全社會購買力,支撐了對其他部門的產品和服務需求,不是擠壓了其他部門發展,而是支撐了其他部門發展。
這兩種看法哪個能站得住腳,要看當時的宏觀經濟環境。如果市場自發的信貸需求旺盛,金融部門普遍採用信貸配給的方式分配信貸,信貸資源過度流入房地產行業會擠占其他部門的發展機會。如果市場自發的信貸需求不旺盛,金融部門缺乏優質信貸客戶,房地產行業相關的貸款則不會擠占其他部門發展。不僅如此,房地產行業創造的貸款,無論是按揭貸款還是開發貸款,都會形成企業、政府和居民的收入增長,支撐全社會購買力增長,支撐了其他部門發展。
我國在2012年以後,資本密集型行業跨過了發展高峰期,市場內生的企業部門信貸需求大幅下降。企業發展最短缺的不是信貸,而是收入和利潤,有了這些企業不難拿到信貸,沒有這些信貸多數成了壞賬。這種環境下,房地產行業的相關貸款支撐了全社會信貸增長,支撐了對企業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力,對其他行業發展起到的作用是支持而不是擠占。

版面編輯:魯西|責任編輯:魯西

視覺:李盼 浩然

監製: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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