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希特勒憑藉納粹運動的迅速發展而掌權之前，對德國年輕人的教條灌輸就已經開始了。只要該黨仍然被認為處於邊緣地位，就只有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願意加入，公務員被普遍禁止成為該黨成員。真正掌權後，納粹馬上趕走魏瑪精英，獨占了勝利果實。通過堅持一系列共同的儀式，納粹強制實現了全體支持第三帝國的表象。
在學校里，身為納粹黨員的老師（常常身着衝鋒隊制服）試圖向他們的學生灌輸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面對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學生會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識形態偏見。
宣傳的高潮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舉辦，它對年輕人特別有吸引力。納粹政權歡迎國際青年來到新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為此暫停了壓迫和種族主義行為，以顯示「新德國」友善的一面。
除此之外，德國青少年也參與了自己的納粹化，協助占有了青年運動的遺產。20世紀初這場高中學生反抗運動最初是反對酒精和尼古丁的成人生活改革運動的一部分。1913年在邁斯訥高地（Hohe Meissner）舉行的「自由德國青年日」集會上，與會者們表現出對威廉時代成年人墮落的憎惡，也伴隨着強烈的民族主義。
通過接手郊遊、歌唱和篝火晚會這些很有吸引力的活動，納粹青年歪曲了運動的最初意義，將其變成年輕人對種族主義獨裁的支持。
1922年，希特勒青年團作為成人黨派的青年輔助團體成立，是未來黨的領導人的來源。在1926年吞併了一些競爭團體後，它迅速發展，到1932年已經擁有超過10萬支持者，在納粹掌權後更是激增至幾百萬人。
希特勒青年團集會。來源：露特·布爾文，《後來的迴響》
隨着精明練達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33年被任命為全國領導人，希特勒青年團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既進行準軍事訓練，也提供休閒活動。儘管這最終成為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課，但希特勒青年團認為自己才是未來的精英。
通過吸收競爭對手和禁止一切獨立協會，希特勒青年團逐漸壟斷了全部青年活動。
01
對10到14歲的孩子而言
希特勒青年團特別有吸引力
有各種理由可以說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
阿格內斯·莫斯曼考慮的只是愛國朗誦、唱民歌和行軍的「樂趣」。對埃娃·彼得斯來說，填寫少女聯盟的會員表給了她從家庭和學校獨立的「振奮之情」，因為「她想要幫助建設將持續千年的嶄新的第三帝國，並承擔責任」。當卡爾·黑特爾看着在飄揚的旗幟和隆隆的鼓聲中「望不到頭的『少年團』隊列邁步前行」時，他覺得自己「被吸引了」，希望「也許能加入」這個充滿活力的團體。
由於幾乎所有同班同學都加入了，霍斯特·約翰森也「想要成為『少年團』的一部分」，試圖推翻父母的否決。對保羅·弗倫策爾來說，這個決定則是為了顯示最低程度的順從，表明他的家庭並不反對新政權，即便「我的熱情非常有限」不過，只要能夠向其成員灌輸思想，希特勒青年團就很少關心動機。
在反納粹家庭中，孩子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際間的緊張關係。
當本諾·舍夫斯基喜歡的一位阿姨送給他一套包括棕色襯衫、肩帶和黑色領巾的青年團制服時，「我媽媽對此非常憤怒，把這些東西藏進了箱子」。即使在1937年當他被迫成為其中一員時，他的父母也只允許他最低限度地參與，禁止他參加任何旅行。同樣，當漢斯·席爾默看到兒子穿上制服時，他變得怒不可遏，「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團。我不能成為成員，因為他作為父親不會允許。雖然他感覺到他的共產主義父親認為「希特勒是個罪犯」，但這個年輕人卻不能理解這種冒犯的嚴重性。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齡人一樣。
在比他們大不了多少的「領導」的率領下，希特勒青年團提供了一批誘人的活動，對10到14歲的孩子特別有吸引力，把「少年團」變成了「特別重要的理念灌輸工具」。
一個固定活動是每周的俱樂部晚會（Heimabend），「晚會上有綜藝節目，還有豐富多彩的戰爭和勝利宣傳」。團體領導通常會展開關於「納粹運動英雄」「國外的日耳曼人」或「族群邊界上的民族鬥爭」的意識形態討論。但更有意思的是形形色色的遊戲，比如警察和強盜，常常會引發打鬧。男孩特別喜歡兩組遊戲者試圖奪取對方旗幟的野戰遊戲（Geländespiele），因為這讓他們可以在戶外四下奔跑，相互打鬧。晚會的最後是激動人心地演唱宣傳歌曲。
甚至更加有趣的是穿越鄉村的徒步旅行，或者規模更大的有組織野營，這是由青年運動開創的。在周末或假期，團隊成員會穿着制服集合，背着裝滿食物、衣服、毯子和餐具包的沉重背包，徒步前往美麗的湖泊、山間或森林。在那裡，他們會搭起帳篷，聚在一起聽恐怖故事，唱民歌，或者偷偷跑去競爭對手那裡偷旗子。鄉間漫步給了他們一種擺脫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在有組織的野營中，許多小隊會聚在一起，展開體育競賽，吹着號角、打着鼓、揮舞着旗幟行軍，或者聆聽黨的領導人講話，頌揚納粹的功績。
納粹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希特勒青年團或納粹黨輔助組織的成員身份來控制休閒活動。
儘管因為身為新教徒而感到不情願，但格哈德·克拉普夫對納粹騎兵團的馬術障礙賽印象深刻，因為他喜歡馬。雖然對政治感到厭倦，但海因茨·舒爾泰斯卻被「希特勒青年團空軍」所吸引，「因為在這裡，我成功地實現了駕駛」真的飛機的夢想。對青春期的男孩來說，這是激動人心的挑戰，即便「飛行」只持續了兩三分鐘。無獨有偶，霍斯特·格羅圖斯也非常熱衷於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空軍」，因為他想要設計飛機。通過對騎馬、飛行和划船等活動的壟斷，希特勒青年團甚至吸引了本來反對他們的年輕人。
不太受歡迎的是「為德國人民和祖國」服務的任務，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必須履行這些任務，以顯示他們對民族共同體的參與。總的來說，年輕人認同納粹意識形態的平等主義訴求，要求平等對待所有「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成員，即「有拳頭和頭腦的工人」。但是，大多數青少年並不真的想要身着制服站在街角上搖晃他們的錫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餓受凍」的納粹口號，為給貧困家庭的「冬季援助」（Winter Aid）籌款。
02
他們為未來的戰爭畫好了藍圖
由於希特勒青年團是黨的儀式上或有要人來訪時特別受歡迎的觀眾，成員們總是被迫參加和表現他們的熱情。
在這種活動開始前幾小時，團員將會集合，他們列隊遊行，在街上站成排，舉起右臂，呼喊「勝利萬歲！」此類展示的高潮是希特勒的講話，由電台直播，通過擴音器播放。格哈德·克拉普夫回憶說，元首一開始「字斟句酌，用較低的音調」簡述了納粹運動的歷史；然後，他逐漸提高音調和力度，「訴說凡爾賽的不公，情緒漸漸達到最高，令聽眾瘋狂」。隨着聲音變得嘶啞，他的講話達到了高潮，誓言將讓德國恢復榮光，使年輕人陷入了「無盡的歡騰」。雖然有人討厭被強迫參加，但許多人「離開時眼睛濕潤，仿佛聽了一場假日布道」。
希特勒青年團的吸引力還源於它能提供走上領導崗位的機會，讓青少年有了不同尋常的行動機會。
1938年，770萬成員需要數以萬計的領導者來組織他們的活動。因此，組織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識形態可靠或者受歡迎的青少年來領導由十幾個只比他們年輕幾歲的成員組成的小隊。致力於年輕人的自我領導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紐帶，因為這些小領袖就是青少年的模範榜樣。
一旦被選中，這些未來的領導將接受特別課程的訓練，學習如何組織每周的集會和準備旅行。埃娃·彼得斯仍然對「當時十四五歲或十五六歲的人組織、負責和完成的一切」嘖嘖稱奇。威廉·科列斯尼克記得，這種領導角色堅定了他的決心：「只有在成為德國少年團的領袖後，我才變得忠於民族社會主義。」
給予年輕人這種自由的理由是把「年輕人神化為」德國未來的保證者。
埃娃·彼得斯認為，積極的方面包括在民族共同體中「克服了階級障礙」，以及通過「血與土」的神話「實現了對樸素、真實和自然的渴望」。對於消極的方面，她羅列了數量多得多的希特勒青年團意識形態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反自由和反民主的『領袖和追隨者崇拜』」貶低了對人權的尊重。「生存空間觀念和種族主義的歷史觀」否定了理性和科學的世界觀。此外，「與啟蒙的人文主義傳統的決裂」助長了對強者權利的野蠻浪漫化。最後，「民族主義者誇大了對人民和祖國的感情」，導致了對所謂少數民族和種族的兇殘蔑視。
希特勒青年團的手冊解釋了成員在宣傳討論中應該內化的意識形態信仰。它首先強調了「人的不同」，這使北歐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優越，讓血統的稀釋變得危險：「因此，民族社會主義者首先的反對措施必然是旨在把猶太人從我們人民的文化和經濟生活中驅逐。」第二點是扭轉人口的下降，恢復與土地的健康接觸。第三是重新征服日耳曼部落曾經居住過、受到日耳曼文化影響的領土。
「這個事實證明日耳曼民族對這些地區的主張是合理的。」為了應對人口過剩，實現農業和工業的自給自足，帝國的領土必須擴張。儘管在語言上仍然表達得含蓄，但這已經為未來的戰爭畫好了藍圖。
03
「從現在開始，你屬於元首！」
這種模糊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關於元首的浪漫化觀念」，希特勒青年團發誓永遠效忠元首。
在一幅宣傳畫上，他「騎着駿馬，身着騎士盔甲，包着鐵甲的拳頭握着一面納粹旗幟」。根據格哈德·克拉普夫的說法，這幅廣為流傳的圖像標示了「一個超自然的英雄，作為忠實的臣屬追隨他……是每個德國人的『神聖職責』」。
對領袖的這種構想出自希特勒的攝影師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它試圖滿足大眾對強人的渴望，這是基於對俾斯麥用「包着鐵甲的拳頭」推行強權政策的誤解。
雖然有個德國少女聯盟的迷妹激動地表示，「德國的年輕人，希特勒是你們最偉大的導師」，但當霍斯特·格羅圖斯親眼看到元首時，他「有點失望」，因為這位領袖看上去不像是北歐英雄。儘管如此，這種崇拜似乎是馬克斯·韋伯的卡里斯瑪（charisma）概念的實際應用，該概念強調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非理性情感紐帶，要求盲目的服從。
希特勒青年團試圖塑造的德國年輕人理想類型，男性是雅利安戰士，女性是雅利安種族的母親。
加入青年團時要說這樣一句話：「從現在開始，你屬於元首！」像漢斯·克維薩這樣的領導者明白，「領袖原則」的「一方面是命令和責任，另一方面是服從」。在實踐中，這意味着不加質疑地執行上級的命令。
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應該「像灰狗一樣迅捷，像製鞋皮革一樣堅韌，像克虜伯鋼鐵一樣堅硬」。這種意象宣揚，性格和體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因此，男孩們自豪地佩帶的青年團獵刀上刻有「血與榮譽」的口號。女孩們被這種男性紐帶排斥在外，被要求發展出一種「信仰與美」的不同概念。
雖然現實常與這一理想有差距，但此類口號的不斷重複為青年人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服役做好了準備。
一些樂於加入的年輕人完全被希特勒青年團的宣傳和活動所征服。即便是強制募捐和周日燉菜也無法讓霍斯特·格羅圖斯泄氣，因為「他們帶着自豪更好地談論我們德國」。希特勒的成功——諸如通過1938年的「合併」征服了奧地利——向他證明，「納粹的政策是正確的，失業正在快速緩解，『民族共同體』比階級戰爭更好」。
與持懷疑態度的母親不同，年輕的霍斯特覺得「納粹掌權是好事。他們幫助德國恢復了其應有的偉大。他們是我的國家的領導者」。甚至當聽說一位朋友和他的父親被關進了集中營時，霍斯特也認為那是正確的，評論說：「他們是帝國的敵人，必須使其變得無害。」儘管他對反猶主義暴力的態度有些矛盾，但即使在戰爭期間，他仍然保持着「無條件的熱情」。這是希特勒青年團想要的那種成員。
與對青年團「幸福時光」的懷舊不同，大部分回憶錄對反猶主義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暗示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根據埃娃·彼得斯的說法，明顯的「反猶主義在少女聯盟中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也許只是因為它似乎不言自明」。漢斯·克維薩也聲稱，作為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他很少收到恐猶材料。許多青少年已經將對猶太人的宗教或社會偏見內化為其民族主義教育的一部分。即使一些猶太青年想要加入，他們也會被禁止成為青年團的成員，因為他們是「非德意志人」。
希特勒青年團一次又一次地開展反猶行動，例如抵制商店、焚燒左翼書籍或破壞猶太教會堂，儘管有些成員為這種暴力感到難堪。英格麗德·博克回憶說：「在學校和在少女團（Jungmädelbund）的第一年，我已經受到宣傳影響，認為猶太人被驅逐出德國是完全正確的。」
歸根結底，希特勒青年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對歸屬感的需要。身為在布拉格的無國籍烏克蘭人，威廉·科列斯尼克決定成為德國人，因為他不想做捷克人或猶太人。他加入了青年體操團體，被希特勒青年團所吸納，「作為少年團成員（Pimpf），我非常喜歡那裡」。不過，「驅使我投入納粹懷抱的是近乎病態的野心，那是由一個可憎的同班同學獲得晉升引起的」，因為他想要成為比對手更好的青年團領袖。
露特·布爾文在回憶她的少女團小隊時仍然充滿了感情，認為那是「一個友善的團體」。與許多前成員一樣，她還記得「熱情青年們始終微笑和快樂的臉龐，她們身體健美，守紀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對未來和元首毫無異議，充滿了自信」。這些積極的回憶顯示，總體而言，大部分年輕人樂於成為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
摘編排版熊Mur
配圖《喬喬的異想世界》《我們的父輩》
《希特勒的男孩》《元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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