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整整兩年了,我們也聽過無數次的一驚一乍。
忘記從何時起,外貿預期下行壓力日益加大,開始占據各路財經欄目的重要版面。
被改變的外貿預期
1月下旬公布的年度成績單顯示:
2021年,全國進出口總值累計達到6.05萬億美元。
過去一年裡,外貿增量干到1.4萬億美元,相當於2005年全年的貿易規模。
但理性來講,對外貿易的增長強勁,本質上依賴兩大核心要素:
一是2020年疫情衝擊之下,出現了統計學意義上的「窪地效應」:
2020年,對外貿易在經歷「一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企穩、三季度全面反彈、四季度鞏固提升」之後,全年的增長率同比只有1.9%。
正因如此,2021年想要完成既定增速目標其實並不難。
你想想看,同樣是玩跳馬遊戲,你按着潘長江跳和按着姚明跳,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二是疫情衝擊下全球供應鏈遭受較大衝擊,使得大量訂單轉向我國,進而形成替代效應。
最典型的就是相當一部分訂單從東南亞和印度回流,這要放在2020年以前,你敢信?
另一方面,國內為了守衛供應鏈,也採取了很有針對性的策略:
1)堅決執行疫情動態清零
2)做強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
3)支持加工貿易發展
4)舉辦線上廣交會
這就不難理解為啥2020年我們會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不少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稱為「疫情紅利」。
然而,所謂「疫情紅利」終究是把雙刃劍——
時至今日,全球貿易仍然不得不面對三重幽靈:
貿易保護主義
供應鏈加速重構
國際分工秩序持續動盪
此外,海運物流、匯率、用工以及原材料方面也施加了不小的壓力。
經濟修復的弛緩性和市場主體預期的悲觀態度共同決定了——
等到新冠疫情徹底被控制住,這些全球貿易的幽靈都不見得能壽終正寢。
2021年外貿增速大幅反彈之後,預期下行的猜測也便由此而來。
就在這個時候,許多沿海發達省份跟着躺槍了,理由是——
它們曾經靠外貿紅利拉起來,現在外貿預期下行,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扛不住了!
最有市場的栗子就是——
重慶要把廣州挑落馬下?成都、武漢要把杭州、南京甩在身後?長沙、鄭州、合肥要領先佛山、東莞、常州一個身位?
外貿表現,和你想的不一樣
事實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可以負責任地說,一些地方營銷號自當水軍,寫寫軟文這麼說沒問題:
一篇爽文,你賺一個振奮人心,它賺一個點讚轉發,完美!
可要拿它當真事兒來指導投資,就要了親命了。
下面,請看樓市老司機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反「迷信」——
1)外貿依存度連年走低
首先科普一個概念,啥叫外貿依存度?
說白了,就是進出口貿易總和與GDP之間的比值,它主要體現三重指標:
經濟體依賴對外貿易的程度;
通過進出口結構體現產業分工;
反映經濟體參與國際經濟的深度。
從改革開放時起,有幾個年份的數據格外值得注意:
首先是1978年的貿易依存度只有9.8%,很明顯,那時我們對國際經濟參與度不高;
1990年,外貿依存度猛漲到30%,2002年突破50%;
中國貿易依存度上升最快的時期,出現在2001-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之後的最初五年;
在2006年,達到67%的峰值之後,我們的外貿依存度便開始一路下降。
巧合的是,經濟轉型和內外需結構調整當時已經提上日程;
2008年次貸危機的警鐘敲得很及時,老這麼依賴對外貿易拉動增長終究不是個事兒;
到2011年前後,中國外貿依存度就已經回歸到了入市前後的水平;
到了2020年,貿易依存度僅剩32%上下。
此時我們的外貿依存度僅比日本高出不足3個百分點,連韓國的1/2都不到。
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縱使國際產業鏈和全球分工出現一定動盪,但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基本面整體衝擊已經明顯降低;
好在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是在2006年爆發,否則我們還真不一定有今天的招架力。
2)外貿強省正在以質換量
在外貿下行壓力之下,最常被盯上的東部省份無外乎廣東、浙江、江蘇。
過去15年中,上述外向型經濟省份外貿依存度也在逐年走低,但外貿順差卻不斷走高。
以2006年和2021年的首尾數據對比,便一目了然: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省份無一例外努力做着兩件事:
一是積極擴大內需,以擺脫外貿的高依存度。
從2006年到2021年廣東、浙江、江蘇三省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上升了3.42倍、3.75倍和4.10倍。
二是提升貿易質量,截至2021年底,三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一直處在穩步上升的態勢。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個別沿海城市的確需要格外注意:
作為「世界工廠」的東莞,2020年外貿依存度高達137.9%,位列全國第一;
蘇州、深圳、金華幾座城市同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其外貿依存度均超過了100%。
3)東西部之間的國內貿易生態鏈已然形成
這條貿易生態鏈,事實上早在「內循環」概念橫空出世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其主要的存在方式有兩個:
一是市場分工主導下的產業轉移;二是一對一的幫扶摘帽。
這裡只說成果——
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開始增強對高技術產品的採購力度,並且通過資源整合人才培養初步實現了製成品的迭代;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西部地區也相應提高了加工貿易梯度轉移承接點的數量,在吸引整產業鏈條和關聯產業協同轉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單是2021年,全國就有多個省份的地市譬如河北張家口、吉林延邊、湖南湘西以及湖北恩施,都取消了接受幫扶。
足以證明東西部之間的幫扶和產業轉移是值得肯定的。
去外貿化的15年裡,經濟版圖的新變化
1)東強西弱的基本格局未曾改變
從2021年的經濟增速來看,東部省份並未出現明顯下滑:
其中,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福建、上海、北京等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省份,增速均保持在8%以上。
不考慮疫情影響,即便是兩年平均增速,上述省份依然普遍高於絕大多數中西部省份。
要知道,這些沿海省份本就基數龐大,且能保持中高速增長,這意味着東部與中西部的整體差距,還沒到全然縮小的歷史節點。
但應該看到,近10年來,成渝都市圈、武漢都市圈、長沙都市圈以及西安都市圈的崛起的確是個不小的奇蹟。
其中,成渝都市圈的兩座核心城市經濟規模已經接近5萬億;
武漢、長沙、西安分別來到1.77萬億、1.33萬億和1.07萬億左右的規模。
這些明星城市脫穎而出,對於所在省份而言,相當於有了發力的支點。
2)中西部城市崛起尚處在點對點的超越
這套打法很明顯收了日韓做強做大首都經濟圈的啟發——
經常有半吊子經濟學民科人士批評,某某省會城市就是吸全省的血造出的門面…
但有一說一,除此之外似乎還真的沒有更好的方案。
從河北、山西、黑龍江、甘肅等等省份的經驗來看,如果省會城市都沒能做起來,那對於區域經濟成長並無益處。
當然,目前中西部城市對於部分東部沿海地區的超越,實際上是點對點的超越,還不具有普遍性。
換句話說,超越東部沿海地區的中西部城市,幾乎無一例外是配套資源干預與高鐵紅利的必然。
目前的超越,更多是體現在經濟體量與城建規模上的超越。
通過比對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存款餘額幾項關鍵民富指標,就會發現:
與東部沿海地區依舊有着不小的差距。
2021年重慶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7894.02億元,高於蘇州的22718.34億元,但重慶的人均支配收入只有蘇州的1/2;
2021年成都市的國內生產總值有19916.98億元,比杭州的18109億元足足高了1807億,但成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杭州少了近22000元。
這組枯燥的數據背後是什麼?
是消費市場的購買力,是房地產市場的承價力,也是宏觀經濟的內生力。
3)產業轉型依舊是東部沿海城市的命門
未來,外貿依存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能否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點:
一是製造業與服務業比重的此消彼長,二是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能否掌握更多話語權。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貿易依存度較高的經濟體,普遍以製造業作為主導。
這就使得其過剩的勞動力必須通過外貿口徑釋放。
但缺點就是,國際市場的波動因素對該經濟體的影響將非常大。
要擺脫這樣相對被動的處境,推動產業轉型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截止至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約為29.9%,而韓國則高達68.7%。
無論產業結構、利潤空間還是抗擊打能力,日本經濟對韓國幾乎都保持着碾壓級的優勢。
在當前以及可見的未來,東部沿海地區仍舊是我國最具有投資價值的區域。
截至2022年,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和成渝都市圈依然圍合成一個超大菱形,其中有三個都在東部沿海地區。
特別是長三角和大灣區的資源整合力與跨成協調發展,目前在國內依舊無出其右。
除此之外,兩大都市圈以及第二梯隊的福建、山東兩省,還是民營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而這便很好地印證了其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幾乎所有宏觀經濟優勢,無一例外地形成房地產市場和其它資本市場的購買力。
儘管外貿預期下行壓力在加大,但似乎從來不存在東部沿海地區扛不扛得住的問題。
因為,那些經濟排名靠前的省份,早已在醞釀新的玩法了…
有這個擔憂外貿的功夫,倒不如好好研究研究如何提振消費,那才是真的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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