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正朝着本土化、區域化、多元化的方向邁進。而新一輪價值鏈的重塑具備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中國應積極提升價值鏈地位，並朝着互利共贏的方向發展
圖/視覺中國
經歷兩年疫情，全球供應鏈與價值鏈正進入新一輪洗牌期。
特別是在2021年，受疫情以來產能限制的影響，全球範圍內出現供給小於需求的情況。大連美投鋼鐵（MESCOSTEEL）主營鋼材出口，客戶涉及全球七大洲共計71個國家。總經理王鐵亮告訴《財經》記者，2021年，上一年積壓的需求不斷釋放，全球供應鏈雖經歷一輪大洗牌，但不少中國外貿企業卻藉機加入到供應鏈中。一般而言，為保品質穩定，工業企業的傳統供貨渠道不會輕易更改，但疫情發生後，國外供應商難以滿足高速增長的需求。中國供貨商以備選姿態進入客戶名單，卻展示出物美價廉、交貨及時的優勢。去年，美投鋼鐵新簽約了幾家世界500強企業，成為它們的配套供應商。
大連美投鋼鐵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是一家新興綜合性貿易企業。公司致力於提供以鋼鐵為主的工業原料解決方案，從事鋼鐵行業進出口貿易。
受益於疫情管控得力、人力物力充足、售賣價格較低等優勢，在本輪洗牌周期，不少外貿企業脫穎而出。深圳普瑪瑞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主營一站式建材出口，總經理孟慶冰告訴《財經》記者，自公司2013年成立至疫情之前，公司業務情況很好。「那時還經常去國外參展，也會派業務員出去跑市場。」儘管疫情中斷了出國旅程，但公司的出口額並沒下降，甚至有所提升。
一方面是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另一方面客戶價格卡得緊。「利潤有所降低。」孟慶冰說。儘管如此，他預計，疫情之後，建材需求會出現一輪暴漲，而諸如美國總統拜登推行的「萬億基建法案」等也會為公司帶來新的商機。
根據1月4日紐約聯儲的經濟學家們設計的全球供應鏈壓力指數，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全球供應鏈壓力仍然很高，但可能已經開始緩和。」該指數包含了對27個自變量的數據集進行估計，其中包括歐元區、中國、日本、韓國、英國和美國等各樣本經濟體PMI指數、運輸成本等相關指標。這與摩根士丹利公布的結論一致。在1月12日公布的一份研報中，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寫到：「供應中斷仍然是全球貿易復甦的制約因素，但隨着企業產能擴張的繼續，這些問題可能會得到緩解。」
不過，在新一輪供應鏈與價值鏈的重塑中，有樂觀的進入者，也有悲觀的邊緣人，加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背後隱藏的價值觀因素，經濟發展不能僅用經濟視角看待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告訴《財經》記者，全球價值鏈目前已經發展到第三階段，這一輪價值鏈的發展正在被政治等綜合因素影響着。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邢予青告訴《財經》記者，疫情對全球價值鏈重構的影響，實際上與中美貿易摩擦相疊加。南京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副教授張雨認為，美國發動貿易摩擦並不斷升級，並非出於分工和貿易利益調整的需要，而是在於推動全球價值鏈重構以抑制中國發展。
對於出口企業來說，世界各國推出的反傾銷措施製造了不少貿易壁壘。為規避增加反傾銷稅生效周期，在去年一次運輸中，美投鋼鐵將散貨運輸調整為速度更快的集裝箱運輸，一噸賠了將近200美元，但幫助客戶規避了20%左右的進口關稅。王鐵亮說，在面臨新一輪全球價值鏈構建帶來的衝擊時，中國企業需要應對更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在研究者看來，全球價值鏈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或協作機構，涉及從原料採購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當前散布於全球、處於價值鏈上的企業，進行着從設計、產品開發、生產製造、營銷、交貨、消費、售後服務、最後循環利用等各種增值活動。
多位受訪專家將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二戰結束後到20世紀90年代初，跨國公司以跨國建立分公司經營的方式，實現其公司內部價值鏈在全球的分布。
「在第一階段，全球價值鏈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告訴《財經》記者，冷戰結束後，WTO作為全球性貿易體制被創建，貿易壁壘降低，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帶來資本空前的流動，加上利益驅動，跨國公司為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而在全球布局。加之全球創新科技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進步，全球價值鏈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在機械、電子和交通等行業方面的全球價值鏈貿易獲得了快速發展。
「第二個階段是以市場、創新、開放為推動力的全球價值鏈，它與國際工序分工高度相關。」張燕生說，國際工序分工又與經濟全球化、IT革命、中美大國合作三個因素直接相關。國際工序分工是指，一個產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生產完成，而且可以做到零庫存和及時供貨。每一個地區生產的工序和環節在價值鏈中增值的位置不同，有些地區負責研發與技術服務，有些地區負責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有些地區負責加工組裝中間產品。而IT革命形成了綜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通信與運輸成本，保證一個產品在世界範圍內的零庫存供貨。例如，如果生產光刻機，中國可以不生產芯片，從美國、歐洲等地購買。這個階段似乎有些浪漫主義，只關注效率、零庫存，卻沒考慮過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摩擦、逆全球化等因素。
「上世紀90年代，全球價值鏈迅速發展，全球幾乎所有經濟體都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網絡當中，到了本世紀初，全球價值鏈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區塊和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區塊。隨着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到2018年，全球價值鏈網絡逐漸演化成為北美-歐洲-亞洲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區塊。每一個區塊的核心分別是美國、歐盟和中國。」王輝耀說。
在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各核心部件仍然在發達國家生產，而中國則多負責組裝程序。以iPhone為例，根據邢予青的研究，在第一代iPhone中， 中國企業貢獻的增加值， 只有全部製造過程的3.6%。
可以說，彼時中國僅負責最基礎的組裝，芯片、內存、屏幕等核心零部件的增加值主要由日韓廠商及部分歐洲廠商提供，約占總增加值的1/3。而增加值最高的部分，比如研發、零售、客服等主要在美國。
隨着全球化不斷發展，中國在生產中的國際分工出現了位置變化。仍以iPhone為例，到了iPhone X時代，中國企業貢獻的增加值已經達到了製造過程中增加值的25%，和韓國企業的水平接近。從動態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在進入增價值相對較高，技術相對複雜的任務領域方面，已經有了明顯進步。
張燕生認為，現在到了第三個階段，這時出現了更智能的工具，傳統的IT革命走向AI革命。AI革命與IT革命的區別在於，AI革命集中了雲計算、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可以非常精準地了解個性化需求，小批量組織生產。
不過，張燕生認為，這個時代或許是全球化走向終結的時代，在這個階段，價值鏈被賦予了複雜的價值觀。例如，中美以前能合作，現在卻不能，同一個產品，如果有美國的技術，就不能有中國的技術，有中國的增值含量，就不能有美國的增值含量。蘋果公司就宣布，要在印度金奈附近的富士康工廠試生產其旗艦產品iPhone 13，2022年2月正式量產。而此前，蘋果公司產品的大多數零部件由中國富士康生產。
在這個階段，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因素影響，全球價值鏈在不確定中面臨重構。邢予青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陰影依然籠罩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價值鏈上。疫情發生後，許多國家提出要加強本國生產基本醫療用品的能力，並鼓勵企業把醫療用品生產線搬回本國。日本政府就提出，如果日本企業將與健康相關的供應鏈從中國搬回日本，分散到東南亞，或者南亞，日本政府就給補貼；如果日本企業在國內擴大藥原料產能，日本政府可以補貼50%的投資。美國政府則在2021年6月發布報告：「建設有韌性的供應鏈，復興美國製造業，實現全方位的增長。」這個報告指出，美國87%藥原料需要進口，這會導致美國在危機時出現藥物短缺的危險，要求加強美國基本藥物和藥原料的生產，並要求美國聯邦政府下屬機構在採購藥品時，優先採購美國造的藥。這些做法顯然會導致以中國製造為中心之一的全球價值鏈重構，從而影響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
「因為貿易摩擦以及疫情的影響，原本應該更為互信的國際分工、企業合作的全球價值鏈受到了衝擊。特別是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以及商品上，一些國家開始限制出口，保護本國經濟，這在發達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說。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業也借全球價值鏈重構之機抓住了新機遇。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自身工業配套能力不足，正補齊國內工業配套，工業生產方面，國外迸發出更大需求。就像王鐵亮所在的美投鋼鐵，捕捉到了這種信號，將產品從建築用鋼調整到工業用鋼，以更好匹配國際市場的需求。
不過，自2021年開始的集裝箱短缺和運費上漲等因素也成為全球價值鏈生產模式發生演變的另一因素。由於海運運費持續暴漲，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運費高於貨值的情況。按王鐵亮的話來說，去年是「被搶錢」的一年，隨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及海運費的暴漲，很多企業來不及備貨，來不及訂艙，就已經將利潤賠進去了。有實力、有信用的企業還會繼續履行合同，但也有部分出現了合同糾紛情況。「海運費上漲，你本想等等看，結果卻漲得更嚴重。」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最新《全球貿易更新》報告（下稱《報告》）顯示，2021年全球貿易額約為28萬億美元，比2020年增長23%。《報告》認為，儘管全球貿易增幅在2021年下半年趨穩，這是由於疫情限制措施減弱、經濟刺激方案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因素推動了2021年國際貿易的積極增長，但經濟復甦放緩、物流網絡中斷及運輸成本增加、地緣政治衝突，以及影響國際貿易的政策等因素，將使2022年的全球貿易前景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各國的貿易增長水平仍不平衡。
接受採訪的多位貿易專家的共識是，全球價值鏈進入3.0時代，價值鏈正在呈現區域化、微觀化、多元化的新特徵，並伴有複雜性與不確定性。
「全球價值鏈當前確實面臨着下一步如何發展的問題。」王輝耀分析，影響全球價值鏈發展的因素很多。WTO體制面臨的改革遲遲無法突破，全球正在形成以歐盟、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USMCA（《美墨加三國協定》）為首的四大區域自由貿易體系，各個自貿體系的標準不一，對區域外經濟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在區域自貿體系內的貿易和投資比在WTO框架下效率更高、收益更加穩定、風險更小等優勢。因而區域內部的價值鏈貿易與投資將會持續上升。
「全球價值鏈趨於區域化，是因為目前在局部地區配置資源的優勢會大於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說，儘管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來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是最有效也是效率最高的。但眼下產業策劃需求與國際供需關係已經改變，體現在，疫情之前，世界貿易主要以歐美市場為主，由發展中國家配套生產發達國家需要的產品，而隨着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壯大，對應的資金流、數據流、信息流都會調整，流向發展中國家。
新的貿易形態，特別是數字經濟的貿易形態，其運行特徵與傳統投資貿易方式不同，對全球價值鏈分配和調整帶來了不確定性。數字經濟加速了價值分配從製造向服務轉移，拉高了「微笑曲線」的兩端，因此需要重新考慮在這一語境下，全球價值鏈的收益分配問題，避免製造更多的不平等。
並且，周密認為，隨着北美地區供應鏈的集中度上升，及東南亞供應鏈的競爭度加深，這兩個地區的供應鏈會有改革。隨之而來的風險是，改革後能否利用好原有的產能與資源尚屬未知。畢竟每個地區的需求不一致，當一個新需求出現時，可能出現原有產能過剩的情況。風險還來自於部分國家產業升級，出現了新的綠色、低碳產業需求，這也將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此外，貿易保護主義一直存在，以半導體為代表的諸多供應鏈仍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中。
部分國家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試圖強行改變全球價值鏈分布亦無法忽視。例如，美國試圖引導製造業回流和美國優先的政策，頻頻使用「長臂管轄」打壓他國企業，對全球價值鏈產生了較大的擾動，破壞了全球價值鏈的穩定和安全。
張燕生表示，由於世貿組織改革分歧很大，地緣政治衝突激烈，大國之間戰略博弈加劇，全球化的下一步，推手不再繼續是多邊體系、大國與跨國公司全球經營體系推動，而將由微觀推動，民間推動、周邊推動新一輪全球化起步。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價值鏈變動新局？張燕生表示，價值鏈變得本土化、排他化、價值觀化，更強調安全性與本國利益優先。所以，中國必須打造新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更注重供應鏈的韌性、彈性與多樣性的培育。
基於本土化的趨勢，王鐵亮告訴《財經》記者，外貿出口利潤比國內更高，但他考慮到美國等國家政策的不穩定性，今年將取消布局海外倉的計劃，將資產放在國內，只通過外貿賺取利潤。
由於世界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並不相同，利益分配上也存在差異。過往幾十年裡，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生產與貿易網絡為許多國家提供了上下游產品，成為世界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020年，中國商品出口占全世界的15.2%，進口占11.8%。
然而，「中國學者在過去幾年的研究中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中國總體處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中低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簡而言之，就是『依託低端、挺近中端、遙望高端』。」王輝耀說，全球價值鏈並不是不變的，本身也在隨着宏觀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例如，國際分工模式由垂直分工轉向要素分工。如果將產品從設計到消費分為研發、製造加工和營銷三個環節，研發和營銷能夠獲得更多的產品溢價，具有更高的價值，而製造加工的價值處於最低。
因此，適逢全球價值鏈重塑階段，對中國而言，是機遇也是挑戰，中國有機會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端躍升。
王輝耀建議，中國攀升全球價值鏈應基於現實條件採取針對性對策舉措。具體而言，應當擺脫從前依靠稟賦要素，以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等比較優勢獲取全球價值鏈有利地位的戰略，更多通過制度性變革，依靠制度紅利這一要素，鼓勵創新，實現更多開放，特別是服務業的開放，實現對外貿易的平衡，促進產業升級，提升自身在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
對此，儘管近年來面臨貿易保護主義思潮的衝擊，中國決策層仍提出的「雙循環」戰略，不斷縮減《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加快自貿區建設和開放力度，推動RCEP生效，積極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致力於世貿組織改革。通過制度性改革，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使中國的跨國企業布局產業鏈。
專家建議，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應當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提供的資源、機遇和制度性的保障，加大在創新研發和品牌營銷上的投入，提供更好的產品與服務。同時，企業也需要注意製造業的技術短板，不論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微企業，需要利用當前數字技術空前發展和應用的機會，既要將目光放在國內市場，也應該積極「走出去」，積極做到合規，完成與國際市場的接軌。
周密認為，隨着新一輪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入，全球價值鏈實際會發展成鏈條與鏈條的連接，形成縱橫交錯的全球價值網，在這個網絡上，每個參與體都有自己的位置，並且能在鏈條出現斷點時在網上找到替代。他同時提醒，在新一輪價值鏈重塑的過程中，各國均努力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但價值鏈的提升不是「我強你弱」，在提升自身價值鏈的同時也要注重互利共贏。
孟慶冰說，疫情之後，他們的企業優化了供應鏈，不像此前僅依賴幾家供應商，現在他們擴大了對供應商的篩選範圍，有質有量，還要考慮供應商的服務與配合度。
供應鏈的新變數也讓外貿公司加速營銷變革。王鐵亮說，海運費暴漲之後，交易付款方式變了，多數企業要求買方在貨物裝船之前付全款，結算方式也從CIF（到岸價格）轉向FOB（離岸價格），實踐中，外國買家基本被動更換結算方式。中國企業應該抓住這個歷史契機，在國際貿易中抓住有利己方的付款條件。他說，歐美市場是高端市場，供應鏈打亂以後為中國廠商創造了很多機會，這兩年可以稱之為中國企業的「機會年」。
孟慶冰則確信，受益於美國拜登政府推出的基建措施，國外對建材需求還將迎來新一輪暴漲，他已經着手擴大產能與生產品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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