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推編按】：本公號兩個月前刊發了《戰略性產業及其產業政策問題學習筆記》，引發了張春霖老師與筆者的一番討論。張老師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學者，他關於CPTPP與國企問題的一系列文章曾給我很大啟發。針對上一篇公號文章中的觀點，張老師從理論和技術層面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批評意見。在徵得張老師同意的前提下，現將他的來信全文刊出張春霖：關於戰略性產業政策問題的討論（上），這篇文章是我的回覆。
我覺得您提出的問題已經超越簡單的產業政策、競爭政策或貿易政策層面了，要討論這個問題，有必要納入一個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任何制度都離不開它所生長和依託的歷史階段，當歷史階段發生變化時，我們需要做的不是試圖挽留之前的制度，而應該對即將發生的歷史趨勢有一個儘量準確和貼近現實的認知，並在此基礎上探索適合新的現實的制度。我覺得並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真正使中國成功的模式，就是上面說的這種思維方式，實事求是。鄧公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清楚地認識了當時世界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再給自己貼標籤，而是現實地順歷史潮流而動。我們今天需要繼承的，並不是前人所選擇的具體制度，而是前人成功的思維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現在的西方社會更加接近於我們改革開放前的時代，他們更拘泥於意識形態，更喜歡給自己和別人貼標籤。您發的The Economist的文章（《Confronting Russia Shows the Tension between Free Trade and Freedom》）就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思維。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們已走出了「Pax Americana」，而進入了一個更加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或威斯特伐利亞時期的歐洲那樣「大爭天下」的歷史時期。以WTO為代表的基於法治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是建立在「美國治下的和平」基礎上的，美國作為一個世界級帝國所具有的能力和良好意願是維繫這個制度的根基，當這個根基不存在時，我們即使再留戀那個美好的制度，也很難在事實上挽留住它。現在WTO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最鮮明的例證，歐盟和中國都在很努力地挽救WTO，但事實證明，沒有美國，我們無能為力。我也認為，從長期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會回來的，但前提是，再次有一個國家像美國當年那樣，取得了這個世界絕對的主導權，願意用它的力量來維繫自由主義制度。這個國家可以是美國，可以是中國，也可以是這一輪爭奪世界主導權中勝出的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歐盟）。歸根結底，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只與「一超」的歷史階段相配合，而不適用於「大爭」的歷史階段。因為在「大爭」的階段，國家的思維出發點和行為方式都會發生根本變化，國家間普遍缺乏信任、更加重視安全問題和本國實力的構建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番圖景並不令人欣喜，但我不願意將其稱之為囚徒困境，我覺得這是一種現實主義，是實事求是。至於為什麼「美國治下的和平」不存在了，我認為這主要是美國國內的問題，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規律。最近我在看Ray Dalio新出的《原則2：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這本書，Dalio基於他對過去500年世界主要國家興衰史的研究，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比較詳細的解釋。如果美國國內能出現個林肯或小羅斯福那樣的強人，或許能扭轉現在美國糟糕的發展趨勢，但至少目前，我看不到美國有這樣的人選。所謂戰略性產業政策，就是在上述對歷史的基本判斷基礎上產生的，它的核心原因就是，在未來至少10-20年內，國家間普遍缺乏信任，更加重視安全問題和本國實力構建。但我並不認為戰略性產業政策意味着「脫鈎」或必然會走向「脫鈎」。主要原因有兩條，第一，戰略性產業政策追求的是成功，而脫鈎不會帶來成功；第二，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沒有必要走到脫鈎那一步。先說第一條，為什麼脫鈎不會帶來成功，您在評論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些問題中國、美國、歐盟都知道，所以我覺得大家都不會往這條路上走。改革開放40年，最重要的兩條經驗，一是開放，二是市場經濟。中國不可能放棄最寶貴的經驗，回到過去封閉的計劃經濟老路上去。現在再怎麼搞產業政策，都不可能用過去的方法。作為一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長大的85後，開放和市場經濟對我而言，就像互聯網對90後和00後一樣，是天經地義的。這也是我們為何要認真研究美國、歐盟、日本的產業政策的原因，因為我覺得產業政策本身與市場經濟和開放是可以兼容的。當我們說產業政策時，實際想說的是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為政府爭取它最適合發揮作用的空間，而不是讓政府取代市場或重回封閉。在我心裡，產業政策、政府作用與市場經濟和開放自始就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對立關係。第二，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沒必要走到脫鈎那一步。首先是戰略性產業的選擇，因為戰略性產業政策問題的來源就是對安全問題的顧慮，因此保障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是基本出發點。從安全角度出發，真正的戰略性產業並不多，主要就是涉及產業根基的一些技術，包括基礎軟件、集成電路、基礎的信息通信技術（5G）、綠色能源等，未來可能還有量子技術、通用人工智能。這些技術是所有產業甚至整個社會運行的根基，對於中美歐這樣的大國來講，不可能讓其他國家給自己的社會大廈來打地基。而構建自己的技術體系，或稱自主創新，並不意味着要與其他國家的知識體系相隔絕。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北大路風老師講得很透徹，所謂自主創新，就是自己要真正花精力、時間和金錢去研究，而不是自己不搞研究，卻指望別人把技術訣竅告訴自己（所謂引進技術），而在自己搞研究的過程中，肯定是要跟外界交流學習的，而不是自己閉門造車。這就好比，我研究產業政策問題，就要自己花時間去了解跟產業政策相關的各方面知識，包括科技創新、金融、宏觀經濟、法律等等，而不是只複製粘貼別人關於產業政策的研究成果，而在此過程中，跟您這樣的前輩和其他學友師長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是構建自己知識體系的必由之路，所以自主創新絕不是搞封閉。另外，要實現安全並不需要什麼都自己搞，如果能實現有些方面你能卡住我，有些方面我能卡住你，雙方達成威懾，就像核威懾一樣，然後雙方誰都別卡誰，這也可以。而現在的情況是，在技術問題上，美國只允許自己卡別人，而不能讓別人在任何方面卡住自己（比如5G），事實上中國也的確沒什麼能真正卡住美國的技術。在美國已經卡上門來的情況下，中國給自己爭取一些威懾能力，避免被美國降維打擊，這也很合理吧，誰讓美國自己主動放棄當一個benign hegemon了呢。其次是戰略性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這是產業政策科學合理並能最終成功的關鍵。我理解的產業政策，包括我看Atkinson此前文章對產業政策的闡述，產業政策應該跟競爭政策並不矛盾。專向性這個問題看怎麼理解，現在WTO的SCM協定僅把專向性定義到特定產業或特定企業，但沒說是特定產業的什麼方面。如果政府補貼支持的是特定產業（比如集成電路）中的共性技術開發或技術成果轉化，按照現在的專向性定義，也屬於有專向性，但從科技創新規律上看，政府的這種做法有很強的正外部性，也是值得鼓勵的。真正違反競爭政策的做法，是政府挑選特定企業或特定技術路線進行支持，這的確會扭曲競爭，而且很可能政府會押錯寶，Atkinson在此前的文章中也反對這種做法。但如果一個產業中由於某些歷史或現實原因只存在一家企業的話，那政府對這家企業的支持又另當別論。所以我覺得判斷產業政策是否合理，關鍵要看是否符合科技創新的基本規律，而不能一看到產業政策針對特定產業，就說它違反競爭政策。《理解中國產業政策》新書一覽 | 比較
這裡有一個關鍵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科學和技術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一旦到技術層面，幾乎必然是跟某個或某些產業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說支持技術開發幾乎必然意味着支持特定產業。而為了產業利益而支持產業中的關鍵技術開發，再在技術開發過程中突破某些科學問題，這本身就是人類科技進步的重要途徑，所謂「巴斯德象限」和「環鏈式創新」說的都是這種模式，美國DARPA用的也是這種思路，把產業利益與技術開發掛鈎也能使對技術的投資獲得持久動力。所以我反對的，一是政府僅僅支持科學研究，而沒有任何產業關聯，這樣做不是不行，但政策效率會很低；二是政府挑選特定企業和特定技術路線，因為這會扭曲競爭；三是政府政策完全不支持技術創新，而是鼓勵企業引進成熟技術簡單擴大再生產，這種政策也有專向性，但完全偏離了政府應當發揮作用的領域。我支持的是產業政策針對特定產業中的共性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儘管這有專向性，但我認為這不違反競爭政策。以上是我對戰略性產業政策中一些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的看法，您評論中提到的一些具體技術問題，今後可以再做討論。《理解中國產業政策》
定價：88.00
書號：ISBN 978-7-5217-2823-1
作者：江飛濤 等
點閱讀原文，以8折訂購本書
點閱讀原文，以8折優惠價訂購比較編輯室《理解中國產業政策》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