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周，從小長在廣西桂北的山城。
這座城市被一條叫龍江的河分為南北兩岸，許多人家就住在船里，大多數孩子都與山石和流水的關係很親近，可我一直是個旱鴨子，總想離開這裡往別處去，去那些有開闊平原和高樓的發達地方。直到我如願去北方求學後，才逐漸建立起和故鄉的聯繫。
住進龍泉山前我仍在校。那是2018年的春天，我無法入眠，失去了味覺，舌頭接觸米飯只有強烈的燙傷感，張嘴進食也仿佛是他人的嘴巴被我用力撬開。為了維持身體機能，我只能強迫自己吞咽，常常吃得嘴裡都是淚水，可從前我是個很少哭泣的人。
我的脊柱持續酸痛，在夜晚總是不停用指節揉着骨頭縫隙，甚至開始頻繁自慰以強制分泌多巴胺來獲得身體上的短暫緩解。周圍的聲音讓我恐懼和緊張，我難以搭乘公共交通，無法長時間待在封閉的空間，不能再去上課。
父母對於我能從小地方到北京讀書寄予厚望，當得知我自行去醫院檢查的結果後，媽媽希望我無論如何都不能休學。一番周折，爸爸還是將我和那一沓確診為重度抑鬱和焦慮以及腦功能嚴重下降的報告一併接回了廣西。
我的記憶力衰退得很厲害，無法判斷有些事情是否確實發生。更糟糕的是，我愈加無法接觸電子設備。於是我只剩下一台為了課程買的膠片相機，幾個機械的操作，看不到照片的結果，不讓我過分應激。
●爸爸和小時候的pocky
●在那個四月的河堤邊，爸爸給我拍了一張照片
回家的最初，我仍能保持行走和進食，爸爸每天會帶我去散步，我吃着最開始的處方，並養了一隻小狗。然而這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大約只持續了一周。
在一個早晨，我好像終於獲得了體力，思緒很清晰，換上了一身好看的衣服，帶上所有藥片和相機，走去了我喜歡的山坡。這一段路很長，可我絲毫不感到疲乏。最終坐在山坡上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靜。
這時還沒入夏，吹來的風很舒適，我在山坡下已經吃了大約一板多的奧沙西泮。眼前的馬草被風吹得晃來晃去，我又吃了些。
●在失去意識前，我一直在拍這些晃悠悠的草條
●醒來時我的相機被放在病床邊的桌子上，不知道為什麼我拍了自己的腳
在那之後，爸媽把家裡所有刀具都收了起來，門總是反鎖的。在工作日他們也會輪流回家一會兒查看我的情況。我時常看到他們坐在客廳，不知道如何跟我開口，我能感到父母心裡隱隱含着對我的一種恐懼。
我所有的藥都被收走了，直至今天我的藥盒在醫生開單後也總是被媽媽藏起來。她不厭其煩地按每天的分量將藥裝進幾十個小袋子裡，再按半月的間隔郵寄給我。甚至藥量的遞減和方案也逐漸由媽媽自行決定。她不允許我在異地開藥，堅持每天和我保持電話聯繫。
●菲菲
我們總是好奇對方是怎麼進來的。
菲菲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起因是某天她給母親去電說學校里的人要追殺她。這個說法太有武俠小說的氣質，家裡人沒當一回事。直到菲菲再也不願意去上學，母親才知道她在學校受了排擠，她也對外部的聲音強烈地感到難以忍受和緊張。
入院第一天，我們需要在一個布滿儀器的房間進行一整晚的睡眠監測並調整治療方案。
我躺在一張很硬很涼的床上，頭上、胸口和四肢貼滿電極片，監護人不能陪同。接下來的第一周我都無法入睡。我一直想從醫院裡逃走，四處的聲音總是讓我的頭疼得要命。
半夜我太難受，到走廊里坐着，控制不住地流淚，爸爸循着聲音過來找我，握握我的手。
●爸爸
這裡每天的生活要從護士的問詢開始，「昨天大便了嗎？」「胃口好嗎？」護士只比我大幾歲，聲音很溫柔。生病以來我的體重掉到了七十斤，當需要上交治療進度記錄時，她會幫我把體重加個一兩斤。
八至九點，物理治療室就排滿了人。我們先後要做中頻治療和經顱磁治療，這仿佛關進一個冰窖里持續折磨，我和不相識的病友處在一塊，大家都默不作聲。電極片貼在我們的耳後，持續增大功率，我感到無比地刺痛和灼燒。
躺在經顱磁治療的床上使我徹底地無助和懼怕。一個圓盤式的拍子放在我腦前額葉的位置，隨後持續地拍打以刺激腦內的興奮抑制功能，每一下都很疼，冰涼涼的，我把它當作刑具。而日後我們大多已完全適應，並將早晨的治療當作休閒。
每當治療周期到了一定的階段，我們會做一次全面檢查，其中最重要的是腦電超慢漲落。檢查結束時會得到兩個表格，標記着腦內所有興奮抑制功率的數值，並同一個標準值相比較，以此來判斷我們的大腦情況。
當這一切挑戰結束，便可以回到病房輸液。我每天都需要注射水解腦蛋白，那時我因為自我解離的影響，不再照鏡子，我無法認為鏡子裡的人是我。
●下午兩點是病友做健康操的時間
醫生要求我們進行運動來恢復機能，運動場所在精神科樓下的大院裡。這裡在晚上六點半以後能看到許多穿着條紋睡衣散步的病患，有的會扒着欄杆尖叫，有的還戴着束縛帶或者手銬和腳鏈，他們大多是政府公費送進來的。
在我繞着跑步的草坪上，曾經有過一個穿着粉色連衣裙跳舞的女孩。她的頭髮長至腰間，常跳的動作是腿稍稍曲着，手從腰間慢慢舒展伸往天空，她太過沉浸了，可我後來再也沒見過她。
●心緣和她的媽媽
當我能夠開始拍照時，醫院裡的孩子把我叫做「那個拍照的姐姐」。
我遇到了心緣，她才上三年級，瘦瘦小小的，不敢和我直視。我將相機交給她，教她簡單的操作，讓她給我和她的媽媽拍照，她感到很新奇和快樂，開始願意和我們玩耍。
在攝影成為我的專業前，它曾經只是個單純令我和朋友們快樂起來的事物。爸爸偶爾能給我借來一台相機，但我很少讓他看我拍的照片，那是我和朋友們一起的秘密實驗。
在十一二歲時，我對攝影的了解來自雜誌上Tim Walker的時裝攝影，彼時我和發小還沉溺於史雲梅耶、梅里愛和蒂姆·伯頓的那些充滿奇幻怪誕色彩的影像里。
我們的拍攝永遠是機動性的，誰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誰想出了一個有意思的點子，那我們就互相為對方拍照。那是當時在學校里所不能展現的自己。
在龍泉山，拍照變成了我的本能。上卷過片按快門，就這樣重複着。這幾年來我才意識到，在當時，攝影的過程是我和外部進行溝通的發生裝置，這個行為滿足了我，並讓我感到舒緩。攝影變得很簡單，我不需要想太多，只是參與其中。
焦慮，是每一個來陪護的家長都有的狀態。有一陣子，我以為母親也要躺在我旁邊的病床上了。一些親戚謠傳我是殉情，或是找來些民間偏方，雖然熱心，可也加劇了一個家庭的憂慮。
心緣的媽媽正處在這樣的境況下，她是種果樹的，為了送心緣來治病，無法兼顧果園，治病的一萬塊也是借來的。心緣愛看蠟筆小新，喜歡跟着動畫和音樂四處舞蹈，這個鬼馬的樣子被村裡的人說了閒話，認為她有神經問題才手舞足蹈「不正常」。
心緣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村子。只有在這個病區，她才像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孩子。
●心緣和寶玉
同樣如此來到這裡的還有寶玉，一個有些虎虎的女孩，有着十足的活力和結實的身體，家人將她送來似乎是因為她太叛逆，沉迷手機，脾氣狂躁。寶玉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歡樂，她在病區跑上跑下，也不需要吃什麼藥。
她和心緣成了朋友，還希望能像我一樣變瘦一些。她很愛穿那件「全員惡人」的紫色T恤，我們總是為她那期盼成熟的內心和現實的童真反差所逗樂。
●阿姨每天都運動，她想買和我一樣的裙子，覺得很靚
還有一位幼兒園園長阿姨，每當她身體不舒暢和心氣厭煩時就來住上幾天。她體態豐滿，怕熱，走到哪兒都帶着一把扇子搖啊搖，臉上總是堆着笑容。在我看來，病房對她而言是一個療養包廂，她爽朗的笑聲在醫院走廊里也常能聽到。
這是我第一次知曉，原來住在龍泉山是可以被當作一件輕鬆小事的。
後期的住院生活變得極具歡樂氣氛。當我們好轉後，可以在不需要監護人陪同下短暫外出，有時我會陪隔壁同齡的男孩去燒烤攤。我的味覺也開始恢復，有了想吃東西的衝動後便在病房裡點了螺螄粉。
我們甚至在病房裡給一個男孩過了生日，大家將兩張辦公桌拼起來放蛋糕，招呼了科室里所有的孩子和家屬，值班護士也一塊來給大家合影，孩子們臉上都沾了奶油。
●心緣對我很不舍，我們經常一起看一千零一夜，還一起學動感超人
七月末，是大家陸續出院的日子。
一開始我們不願意來，現在都不願意離開了。大家對回歸社會感到憂慮，我與同齡的男孩更無比心憂，我們還要上大學。
不得不面對的事情接踵而至。住院費報完醫保還需自費九千多，往後每月開藥全部自費需要兩百。我在結算時想到還不能出院的心緣，不知道她母親靠借來的錢如何支撐以後多次複查和長久的藥費。
我們大都已經住了四十天，同期進來的幾個家庭很熟絡，醫院允許我們在完成早上的治療後短暫出行。幾家人決定一同去柳州龍潭公園，這是我們唯一一次集體出遊。
離開了醫院，家長的心情也得到了疏解，我感覺到父母看着孩子快樂起來後升起來的期盼。
雖然我們還繫着醫院的手環，但遠遠看着和周圍的人沒有任何區別，只是一群開心的孩子。
2019年的春天，我回到北京讀書，陸續將住院時拍的照片作為作品呈現出來。
出院回家後，父母一直對外很戒備，怕人閒話。尤其擔心我日後會因為精神病史，無法得到一份安穩的工作。當這些照片要分享給更多的人時，他們也分外緊張我會被另眼相待。所幸的是，許多人十分包容並溫和地回應我。
● 復學後《龍泉山》在校內第一次展出
對於我的父母而言，他們是被動地參與到我的治療中的，不得不面對許多殘酷的話語和結果。我發現媽媽買了好幾本弗洛伊德的書放在床頭，我問她讀得怎麼樣，她說沒看完，覺得弗洛伊德說得不對。在一次會診時，母親聽完我的陳述後說，「我感覺我從來沒有了解過我的女兒。」
在龍泉山的日子使我們家被重塑了一遍。父母形成了對抑鬱症的一套認知系統。他們在面對我的過程里有時會恐懼，但又始終告訴自己去接受這是他們的女兒。
●我將在故鄉生長的女孩叫做「河神的女兒」
而我由此感到了一種更劇烈的孤獨。不論父母還是髮小，都在盡力地了解我，了解這個疾病，試圖給予我幫助。我也無比努力地嘗試去形容和表達，然而在面對這個疾病的過程里，只能是我自己。
可我還是想繼續說下去，在病中我所經受的痛苦到底是什麼，那究竟是如何的體驗。去年，我所找到的足以表達這種痛苦和感受的方式是做一個裝置。
●《龍泉山：57/min》
龍泉山不只是一個病院，它是我的故鄉的一部分，住着和我一樣在山城水鄉長大的人。所以我設想這個裝置能和我所生長的地域生態保持關聯，它要用我游泳的河裡的水，以及在這岸邊長起的竹子共同完成。
生活在水上的小鴨是我的象徵，小鴨標本被放置在一個透明袋中，與外界的真實保持着薄弱的距離。身體的病痛和感受則變為那根輸液杆上持續移動並穿刺它的利器，時刻給它帶來痛楚，並奪走生命所需的水，卻又成為它與外界進行反應的中介。
玻璃水櫃中的小魚與河水作為一種外在的持續給養，流速無法趕上因裂口擴大而流失的水量，最終成為一種徒勞。
而我作為這個裝置的動力之一，持續在水中向前。如今我基本維持着像常人一樣的生活，但仍被疾病永恆地剝奪走了一部分。
拍攝這個裝置的那天，爸爸幫我將沉重的玻璃水櫃從船上搬到河灘上，我看到他在攝影機後拿出手機也給我拍了許多照片。
● 爸爸
雖然他和媽媽仍不理解我為什麼要做一個「不好和不吉利」的東西，但我想那時他應該明白了我的思緒。
●我在北京唯一的固定資產
今年六月畢業時，我已比同班的許多同學大了兩歲，我與疾病相處居然也有四年了。
我從未覺得有一天這個疾病會離我而去，它徹底改變了我的大腦和一部分性情。雖然在出院時通過了記憶力測試，但我仍覺得十分吃力。情緒反應也變得緩慢，很難做出激烈反應。因禍得福，我也變得鬆弛了許多。
● 童年常吸食路邊的美人蕉花蜜
我花了大約一年強迫自己不斷學習像大部分人那樣參與社會生活，起床，進食，增長體重，對外界保持輸出和反應。
有時我需要不斷地說話以克服我的間離感，卻常常在對話途中頓然不知自己為何在這和發生了什麼。有時我失去了視覺中的三維立體感，不論是山脈還是眼前的樓房都宛如平面，這導致我失去真實感的狀況更為加重，醫生曾說這是神經官能症的問題，如今相對好了些。
●和狗狗在外面散步
我也仍需控制偶爾想傷害自己的衝動，這是一種被迫使身體在流血時分泌內啡肽達到舒緩的極端方式。出院的一個月後我在異地被送進醫院，醒來後我全然忘記自己為什麼再次自殺，眼前是奔赴過來的父母。
媽媽告訴我，爸爸在來的途中又一次哭泣。
在我結束畢業答辯後，爸爸患上了結腸癌。他前半生太過剛強，個子瘦小，腰板永遠挺得筆直。可現在他在我心裡縮成了小小一團，越來越小。
爸爸說，這可能是我們的劫難。媽媽曾為我的病做法，為我種了一棵桂花樹做生命樹，又在老家養了一隻生命雞。生命雞在我吃過它的蛋幾次後就死去了，樹木還長得很好。這一次媽媽也為爸爸做法。
我們一家人總是牽絆着牽絆着又回到了一起。
如今我回到了廣西，我想我身上還是充滿着水汽和一點令我自在的土氣，需要回到這的水裡繼續游來游去。
記得去年夏天，我潛在水裡，聽到一些細碎的金屬聲，好像耳鳴。岸上的人喊道，有一隻水蛇。或許一隻小水蛇鑽進了我的耳朵里吧。
龍泉山還沒有結束，它還在水波里盪着，我會繼續和它一起再往前游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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