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當地時間2021年2月14日，印度孟買，63對新人參加集體婚禮（圖文無關）。

南方周末實習生 金明瑄

印度女教師蘇妮塔·夏爾馬（Sunita Sharma）有過一次失敗的訂婚。

三年前，蘇妮塔為了嫁給鄰居家的電工小伙，她和母親準備了一大筆的嫁妝費。蘇妮塔的月工資僅有200美元，她省吃儉用了好一陣子，才攢下2000美元的婚禮置辦費；她的母親則賣掉了家中一小塊土地，為女兒的新家添置了家具電視和冰箱，還留了一筆宴請親友的錢。

敲定婚約的最後一刻，男方的父親突然「加價」——要求女方再給男方買一輛車。「當時的未婚夫毫不鬆口，他認為結婚必須得有車。」蘇妮塔回憶說。

蘇妮塔的家庭並不富裕，父親在其19歲時去世。作為家中長女，她還要負擔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開支。與男方家庭商量未果後，蘇妮塔決定取消了婚約。

自女兒呱呱墜地起，每個普通的印度家庭便開始籌集嫁妝。

年近60歲的拉尼·德維(Rani Devi)是印度北方邦的一名農婦。2019年，拉尼攢足了嫁妝錢，將女兒嫁給鄰村的一名男子。由於女婿讀過大學，男方家庭又開口要了一輛摩托車和一條金鍊子。

在印度，女方的嫁妝費用遠高於男方的彩禮。2021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援引世界銀行報告發現，在1960年至2008年間的4萬樁印度婚姻中，95%的女方家庭支付了巨額嫁妝。其中男方的彩禮平均約為5000盧比，而女方的嫁妝則高達3.2萬盧比。相比之下，嫁妝接近彩禮的7倍。

即便印度政府在法律上禁止嫁妝，但高額嫁妝仍是印度社會的習俗。印度新德里民權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Shashikala Kandhari）認為，「父權制為主的印度社會中，男性的社會地位比女性更高，而嫁妝高低也是評判男性社會價值的工具。」

高學歷、工作穩定的男性在印度婚戀市場上更受歡迎，這些男方家庭在結婚前會開出明確的「嫁妝清單」，試圖獲得更多財富。女方家庭則通過贈予男方現金、珠寶或車房，承擔婚宴開支，以獲得「穩定幸福」的婚姻生活。

嫁妝抑或成為婚後生活的陰影。若女方家庭無力承擔高額嫁妝，婚後極有可能遭受男方虐待，引發「嫁妝暴力」。

1990年，16歲的薩拉瓦提（Saraswati）從印度北方邦農村嫁到了新德里。在長達數十年的婚姻中，薩拉瓦提總是遭受家暴。丈夫常常質問薩拉瓦提：「你父親沒有給我嫁妝，我憑什麼對你好？沒有嫁妝的新娘一文不值！」薩拉瓦提被迫賣掉了自己的珠寶首飾，給丈夫買了一塊土地。

由於經濟不獨立、社會公序良俗等限制條件，遭受「嫁妝暴力」的女性依舊留在婚姻中。在聯合國婦女署的統計數據中，印度離婚率僅為1%左右。

久而久之，印度女性只能選擇結束生命，這也是印度人眼中的「嫁妝死亡」。在《印度意外死亡與自殺事件》報告的統計中，2016年至2020年間，有3.7萬人因婚姻問題選擇自殺，平均每天有20人因婚姻不幸選擇死亡。

2022年5月28日，印度齋浦爾郊區發生了一樁三姐妹投井自殺的慘案，其中兩名女性懷有身孕。據《印度時報》報道，案件中的三姐妹嫁給了同一個家族的三兄弟，因嫁妝糾紛，她們不停遭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其中一名女性在社交媒體上留言稱：「婚姻是我們死亡的原因，我們不想死，但死亡也比遭虐待好。」

動輒上萬盧比的嫁妝讓普通印度家庭望而卻步。置辦不起嫁妝的普通家庭不得不求助於綁架團伙，為女兒「搶新郎」。

四年前，時年29歲的印度工程師維諾德·庫馬爾在朋友婚禮上被綁架。不久後，維諾德被粗魯地套上新郎服，身邊站着一名陌生女子。在眾人推搡中，維諾德流着淚完成了「婚禮」。

「那名女子的哥哥毆打我、威脅我，他們用槍指着我的頭，放話稱，如果不娶他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條。」維諾德向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回憶說，即便他百般哀求也沒有迴旋餘地。

事後，維諾德被關進了小房間，門口有人持槍把守。維諾德的家人也接到許多恐嚇電話，要求男方家接受新娘。

據《印度斯坦時報》統計，在維諾德生活的比哈爾邦，每年大約有3000名單身男性被綁架，他們在失去反抗能力後被迫與人結婚。在2017年第一季度，比哈爾邦警方接到的800多起綁架報案中，只有8起是勒索贖金，其餘皆是「搶婚」。

綁架團伙也會根據女方家庭的種姓和社區選擇合適的單身男性，其中公務員、醫生和企業高管較為搶手。大學生也時常在考試或上學路上被綁架。

適婚的印度男性也很清楚自己的「身價」。2022年7月，35歲的尼爾巴伊·賈哈（Nirbhay Jha）穿着粉色襯衫和黑色西褲，旅行一百多公里專程前往印度一年一度的「新郎集市」，等待合適的新娘家庭。

「如果我更年輕，我可以輕鬆要到20萬到30萬盧比的嫁妝。」賈哈告訴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賈哈的種姓尼爾巴伊也為他在婚戀市場增加不少競爭力，他的種姓是印度教高種姓婆羅門的一個分支。

當天下午，賈哈在市場上擺着「五萬盧比嫁妝」的標籤，如同一件待價而沽的商品，只要新娘的家庭付得起嫁妝，就可以結婚。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缺乏感情基礎的包辦婚姻中，嫁妝高低成了男性擇偶的重要標準。一項2018年印度婚戀調查發現，93%的印度已婚家庭是通過包辦婚姻結締的，只有3%的家庭是自由戀愛組建。美國視頻平台Netflix在2020年也推出了一檔專供「包辦婚姻」的真人秀節目《印度媒婆》，為年輕男女尋找人生另一半。

正因此，騙婚也成為品行不端的男性最快的「賺錢途徑」之一。加拿大紀錄片《逃跑新郎》（Runaway Grooms）曾揭露了一批加拿大國籍的印度裔男性，在往返印度和加拿大期間，他們利用身份優勢與多個女方家庭訂婚，拿到嫁妝後再瞬間消失。許多女方家庭被迫落得人財兩空。

一句古老的印度語名言曾說「女孩是別人的財產」，它反映出婚戀問題上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動因。

在印度傳統觀念中，男性可以繼承姓氏、血脈和財產，甚至在父母葬禮上負責點火葬和撒骨灰；而女性則被視為「債務」，她們只能在結婚時帶走大筆財富，婚後離開父母。

印度社會學家拉文德·考爾（Ravinder Kaur）曾表示，印度家庭中女兒是「可有可無的」「繁重的」，但兒媳才是「經營幸福家庭」的必要條件。

「女性從出生起就被定義為額外的負擔，這使得她們的地位低於男性。」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阿尼塔·拉哈尼（Avnita Lakhani）認為，經濟負擔讓印度女性被迫在婚姻中屈服於丈夫的意志。

印度種姓內婚制也加深了印度婚戀中的階層與性別的不平等。印度教早期便根據種姓將印度人由高到低劃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和達利特（賤民），前三個種姓被視為「再生族」。

按印度《摩奴法典》規定，同種姓婚姻才為合法，跨種姓婚姻會受到神靈和社會的懲罰。如若同種姓內不存在合適結婚對象，只允許高種姓男性娶低種姓女性，不允許高種姓女下嫁給低種姓男。

對低種姓女來說，嫁給高種姓男意味着階級的躍升，父母更會隨大量嫁妝、給足面子，以防女兒在夫家受欺負。

現代印度社會依舊保留着傳統習俗，跨種姓跨宗教間的婚姻依舊罕見。在2014年一項針對七萬印度人的婚戀調查發現，只有不到10%的印度人與其他種姓的配偶結婚。

為了阻止跨種姓和宗教婚姻，印度父母常常以強姦或綁架等罪名向警察局報案，請求帶回兒子或女兒。據BBC報道，2013年在印度德里七個地區法院的460起強姦案中，其中四成是涉及跨種姓或跨宗教的私奔夫婦。

2020年11月，印度人民黨領導的政府通過了《禁止非法轉變宗教信仰條例》。在印度政府宣傳「愛情聖戰」之下，穆斯林男性與印度教女性之間的跨宗教婚姻更加艱難。

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使印度性別比失衡。更多印度家庭放棄生養女兒，甚至拋棄或殺害女嬰。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2020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發現，印度重男輕女文化引發的墮胎讓4600萬女孩「失蹤」。

早在2002年，美國社會學家赫德森與英國社會學家鄧波爾便在著作《光棍危機：亞洲男性人口過剩的安全啟示》中直言不諱地預測：由於男孩在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上占據優勢，印度人形成了殺害女嬰的傳統觀念。印度獨立後的幾十年來，性別比失衡將在人口快速增長中扭曲放大。

雖然在2021年印度衛生部的統計中首次出現「女多男少」的男女比例男女性別比，不過男嬰出生比例依舊高於女嬰。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預測，由於性別比失衡，2030年印度約有4000萬印度男性找不到老婆。

男性光棍率過高激化了性騷擾、強姦以及拐賣婦女等社會問題。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印度男性比女性多3700萬，最易發生犯罪的男性年齡段多出1700萬。2007年至2011年間，以強制婚姻為目的的印度綁架婦女案件增加了74%。

在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則報道中，印度北部哈里亞納邦的7000個村莊中，每個村莊中約有150名至200名單身男性。他們幾乎每天都騎着摩托上街，不斷「騷擾」「挑逗」年輕女性。在人口僅3000人的哈里亞納邦雷瓦里區的小村落Gothra Tappa Dahina里，2007年至2017年間，該村針對女性的犯罪增加了127%。

年輕優質男性可以前往新郎集市討老婆，而條件不好的底層男性只能通過非法手段「買新娘」。

多數情況下，年輕少女時常被陌生人誘騙、綁架，被迫「嫁」給遠在外邦的男子。這些男性大多數是大齡單身，要麼殘疾，要麼喪偶，甚至酗酒成性。

印度阿薩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是拐賣婦女的重災區，該地常年貧困、自然災害頻發，而男女性別比相對正常。據印度媒體The Print報道，出生在印度阿薩姆邦的瑪希拉在14歲時被迫嫁給了哈里亞納邦的男人。當年，一名遠房親戚帶瑪希拉去印度德里遊玩後，便把她賣給了人販子。

瑪希拉模糊記得，她和許多女孩一起被「拍賣」給需要新娘的男人。不久後，一名錫克教男性以8000盧比的價格將她買回家，他比她大三十多歲。十五年後，瑪希拉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每天在農田裡辛勞工作。

早在1961年，印度尼赫魯政府便頒布了《嫁妝禁令》，明確規定嫁妝是非法的，任何索取或贈送嫁妝的行為可被判處最高六個月的監禁，或者5000盧比的罰款。20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再次修訂《嫁妝禁令》，規定夫妻離婚後，男方必須將嫁妝全部返還給女方。

而在法律實踐層面，《嫁妝禁令》形同虛設，印度社會依舊遵循天價嫁妝的傳統。一些男性為了避免離婚後落得人財兩空，他們會故意製造廚房失火等意外將妻子殺死，印度當地人稱該行為是「火燒新娘」（Bride Burning）。

大多數涉及嫁妝糾紛的案件也面臨執法不力的困境。印度新德里民權人士沙希卡拉·坎哈利稱，由於缺乏證據和案件積壓，嫁妝糾紛案的肇事者極少被定罪。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的記錄，在2006年至2016年間，每七起嫁妝糾紛案中只有一起被定罪，其中五起的被告人無罪釋放，一起案件被撤回。

極小部分印度農村在社區治理層面開始推進「無嫁妝婚姻」。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從1980年起，人口近1000人的印度穆斯林村莊巴巴韋伊爾（Babawayil）便開始質疑高額嫁妝。該村起草制定了一份「無嫁妝文件」：它禁止女方家庭在結婚時提供任何嫁妝，並規定新郎的彩禮不得高於5.3萬盧比，而男方家庭要承擔婚姻、新婚禮服等開支。

終止印度的嫁妝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印度嫁妝制度根植於社會文化，僅靠法律是很難改變的。」印度克什米爾大學社會福利學教授賈瓦德·拉希德（Javaid Rashid）說。

印度政府也頒布了針對家暴的相關立法。1983年《印度刑法典》增設第498A條規定：如果一名婦女的丈夫及其親屬虐待該婦女，應處以最高三年的監禁，並可處以罰款。

面對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觀念，反家暴立法的定罪率也不到兩成。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NCRB）2020年度報告，2020年印度法院總共審理了近兩萬起498A家暴案件，僅有18%的案件被定罪，75%的案件被判無罪，其餘案件則還在審理中。

「法律不能直接解決受害印度婦女的需求。」印度知名女性律師薩盧·尼卡姆（Shalu Nigam）認為，政府應該為婦女提供醫療援助、短期寄宿家庭、託兒所設施、心理支持等切實的經濟援助。

近年來，印度女性權利保護有了一定的進步。2020年8月，為了消除印度財產繼承權中的性別不平等，印度最高法院對《印度繼承法》的爭議部分進行重新裁定。根據《印度繼承法》修訂案，在家庭財產分配上，無論女兒何時出生，她與其兄弟都享有同等繼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