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原推編按】：本公號兩個月前刊發了《戰略性產業及其產業政策問題學習筆記》，引發了張春霖老師與筆者的一番討論。張老師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學者，他關於CPTPP與國企問題的一系列文章曾給我很大啟發。針對上一篇公號文章中的觀點，張老師從理論和技術層面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批評意見。在徵得張老師同意的前提下，現將他的來信全文刊出（文中加粗部分為我所加）。

程錦：

謝謝你的大作，拜讀之後感覺寫得很好。雖然你介紹的觀點有一些我覺得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但你清楚地陳述了各種觀點並展示了背後的思路，使得文章非常有啟發性，也為進一步深入討論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主要就是你介紹的Atkinson的提議，即劃分一些「戰略性產業」並對其實施專門的產業政策。他提議實施的具體都是什麼政策，有一些你介紹了，有一些尚不完全清楚。但我相信至少主要部分是反競爭的。因為他明確說「僅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或加強科技教育投入是不夠的」，專向性是必須要有的。事實上，競爭中性的R&D和產業支持政策美國一直就有，沒有什麼爭議，覆蓋範圍也包括他說的戰略性行業，不用他再來提議。他提議的重點是要引入針對中國的、反競爭的產業政策。

他的提議是否應當得到贊同和支持？我的立場是，競爭政策應當享有比產業政策更基礎的地位，當二者發生衝突時，產業政策要服從競爭政策。換句話說，我不贊成任何反競爭的產業政策，無論對中國還是對美國，都是這樣。因此，我屬於他所說的那種「受傳統經濟學教育「、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

反競爭的產業政策為什麼不應該支持？道理可以講很多。具體到他們討論的這個主題，如果中美歐都照此辦理，各自劃分戰略性產業，實行反競爭的產業政策，會是什麼結果？恐怕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成為一場產業政策方面的「軍備競賽」。對全球市場統一性的破壞是很明顯的。在那些被劃定為戰略性產業的領域，「脫鈎」也會不斷深化。這很難說不是全球化的倒退。

這樣的前景是中國想要的嗎？肯定不是。自由貿易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對雙方都有利。所以人為地破壞自由貿易，雙方都會有損失。但在當今世界，「脫鈎」越深化，中國的損失越大。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和西方在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總體上仍處於領先地位，知識、技能、人才和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動，中國是淨受益的。另外，所謂「美西方」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區域市場，而中國與西方脫鈎，並無類似的區域市場可作替代。中國雖然在行動上早就在搞Atkinson提議的那一套（所以你覺得他適合來中國工作），但官方立場一直高舉多邊主義、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旗幟，反對「脫鈎」。我理解就有上述原因。對中國來說，最理想的大概是一種非對稱狀態：中國自己繼續搞Atkinson說的那一套，美國和西方不要效仿。

超越經濟領域，美國和西方與中國進一步「脫鈎」、全球化進一步倒退，也不利於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從長遠和根本上說，產業政策方面的軍備競賽會增加而不是減少雙方面臨的安全威脅。為什麼一些美國人急於劃分戰略性產業並實施反競爭的產業政策？無非是為中美關係進入更敵對的狀態做準備。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目的是降低敵對和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以便少一些後顧之憂。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是不是有利於世界和平，好像國際政治領域的專家們有不同的觀點，我不大懂。但我覺得很明顯的事實是，對稱的相互依賴肯定會提高衝突對雙方的經濟成本。任何一方要想通過相互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而獲利，相互依賴必須是非對稱的：別人多依賴自己，自己少依賴別人。

我知道很多人會認為我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過於天真、理想化。其實我也知道，在當今世界滑向新冷戰的態勢不發生扭轉的情況下，這種產業政策方面的軍備競賽是很難逆轉的。這是一種很不幸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處於其中的雙方都受一種「囚徒思維」所驅使。具體到這裡來說，各方都可以從冠冕堂皇的國家利益出發，理直氣壯地證明，既然對方要那樣，自己除了這樣做別無選擇。任何其他的主張要麼是智商不夠，要麼是居心不良。事實上，任何一方僅僅單方面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可能也確實不起作用。囚徒思維可以使人們自覺自愿地在通往災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力量就在這裡。

所以，要掙脫囚徒困境，必須掙脫囚徒思維。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個問題上，掙脫囚徒思維的具體路徑就是繼續高舉多邊主義、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旗幟，反對「脫鈎」。以WTO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系是防止各國陷入囚徒困境的主要制度依託。要掙脫囚徒思維就要繼續堅定地維護這個體系。這方面中國已經說了很多。說的話要有分量，需要行動。行動的關鍵是兩點，一是把產業政策關在競爭政策的籠子裡，二是把國企模式關在競爭中性原則的籠子裡。這就要求從根本上放棄那種依託所謂「中國模式」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分庭抗禮的遐想，重回向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模式趨同的道路。

你說自由貿易的時代短期內回不來了，我也有同感。但是，是不是一去不復返了？我不相信。回顧歷史，二戰之後曾經有過幾十年的國家干預盛行的時代，從社會主義陣營的高度集權模式到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政策，不一而足。後來大家都吃到了苦頭，有的已經混不下去了，才出現了自由化的潮流。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自由主義的原則風行全球。這也是中國在經濟體制上向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趨同的時代。環顧世界，中國其實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成功者，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為什麼我相信鐘擺還會擺回來？因為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和以此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是中國和全球利益的契合點，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的發展水平越高、競爭力越強，就越是如此。在全球市場上，所謂「中國模式」對中國的價值，有賴於其他國家的非對稱反應。一旦大家都學習、模仿中國的一套（對稱性反應），中國的出口、對外投資、科技進步都會付出代價，「中國模式」對中國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當然，我也知道，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只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它有很多缺點，實施它需要付出很多代價，很多國家付出了代價還是會失敗。所以人們免不了「這山看見那山高」、「病急亂投醫」。但人們也是現實的。苦頭吃夠了，自然會回頭。只是這個過程要多長，我不確定。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的不可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1920年代就說清楚了。但人們還是堅持要試一試，結果用了70年時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明白過來。希望這次用不了那麼久、代價不要那麼大。

還有幾個更技術性的問題，我有一些評論意見，供你參考。

1)關於「戰略性產業「的認定，我的看法是根本沒有什麼底線。他們主張不要糾纏定義，先幹起來再說，就是因為根本無法界定。無法界定的原因包括兩個。一個原因是，哪個產業具有多大的戰略性，取決於一個國家面臨的安全形勢。對伊斯蘭國、塔利班、北朝鮮這樣的國家或政權具有戰略性的產業，和對瑞士這樣的國家具有戰略性的產業，肯定是不一樣的。什麼產業對中美歐各國具有戰略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冷戰態勢會發展到什麼地步。另一個原因是，戰略性產業不是孤立的。任何一個戰略性產業，都有為它提供投入、因而對它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而這些產業也同樣有自己的供應鏈。所以，要保證一個戰略性產業不受制於人，事實上必須保證對它具有戰略性的若干其他產業，以及對這些產業具有戰略性的若干其他產業，也都不依賴對手。所以，在實現自給自足之前，「戰略性產業」其實是一個無底洞。對於小國而言，根本不存在什麼保護戰略性產業的可能。大國要對抗，小國只能靠選邊投靠來保護自己。

2)關於長期耐心資本，私人資本中也有耐心資本，美國尤其不缺。比如生物製藥，開發周期很長、失敗概率很高，美國的創新靠的主要是私人VC、PE。沒聽說美國因為沒有長期耐心資本而創新受挫。國有資本確實可以更「耐心」。其一是因為風險分擔。國有資本的風險由全國人民分擔，這是任何私人資本所不能及的。這使得國有資本能承受更大風險，比如投資於宇航計劃。二是在制度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國有資本可以成為事實上的無主資本，賺了有人得益，虧了全國人民分擔。在這種情況下，國有資本也可以無比耐心。我理解中國的情況是，在風險投資的領域，國有資本管理的要求比較嚴格，因此很多政府和國企的投資基金要求很高的、各年相等的回報率，搞成了」明股實債「。而一般的國有資本則非常」耐心「。2007年以後，儘管回報率下降，國家投入非金融國企的國有資本持續增長（見下圖）。兩個現象的根源都是官辦投資、對上負責。

3)私人資本也可以投資於「公益性」領域，核心措施是政府財政開支為「公益性」買單。在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當中，這個道理反映在一個核心概念上，叫「viability gap」（可投資性缺口，見下圖，以公用事業收費為例，假設收費也適當提高）。比如公用設施的收費低於成本，私人資本當然不會進入。但如果政府財政開支把差額補上，這樣的投資項目就會具有可投資性（viability），商業上可持續。國有企業執行非商業職能，道理也一樣。所以，至少在理論上，只要政府財政以合理、透明、可問責的方式為這些職能「買單」，所有的國企都可以商業化運營。把這個邏輯付諸實施會遇到很多現實障礙，失敗的很多。但中美歐應該都有足夠的能力。在貿易規則上，需要進行的改革是向歐盟那樣，明確承認這種財政開支不是補貼，因為其中沒有利益轉移。

4) Viability gap的概念也有助於解釋你提到的外部性的問題。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主張政府對R&D提供支持，就是基於R&D活動的外部性。有人計算，投資於R&D所產生的收益，投資者只能捕獲大約28%，剩下的72%都外溢到了社會。因此，如果沒有政府支持，對R&D的私人投資會低於本該達到的最佳水平。但是，政府對R&D的支持（受益者自然包括「戰略性產業」）不必變成反競爭的產業政策。歐盟的國家援助規則對哪些R&D支持政策屬於與共同市場衝突的國家援助，有很具體的界定。美國的支持政策中，有些屬於政府贈款資助、成果為公共所有的項目，有些屬於政府通過合同採購的特定成果，多數情況下既無利益轉移也無專向性。中國在科技部和財政部管理下的R&D支持政策，我的理解是基本上採納了美國和歐盟的體制，與競爭政策高度一致。在R&D之外，環保、基礎設施方面，政府都有類似的競爭中性的支持政策。

5)關於「安全利益」的量化，我的理解，顯性的關稅壁壘和隱性的產業補貼是不是都可以看作是「安全利益」的量化？因為什麼屬於一個國家的「安全利益」，終究是由這個國家自己說了算。保護哪個產業，就可以說該產業涉及安全利益。比如特朗普政府就認為微信和抖音進入美國有違美國的安全利益。好像WTO體系中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的貿易行為有專門的規則？這個你比我清楚。

最後，我對Atkinson這種唯恐天下不亂、不惜編造事實的lobbyist確實很反感，但我相信以上對他的觀點的批評是客觀的。寫得長了一些，目的是在批評別人的時候把我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也有利於進一步討論。相信你從法律和實際工作的角度看問題，肯定有自己的視角和不同意見，請多交流。

再次感謝你的大作！

春霖

2020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