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GVC研習社微信公眾號
作者：葛順奇、李川川、林樂
文章利用外資企業年報，在測算2014－2017年外資企業退出的基礎上，研究了不同來源地外資退出對中國價值鏈的影響。研究發現：外資退出整體降低了中國價值鏈關聯，外資退出率每提高1%，價值鏈關聯程度平均下降0.007%。溢出效應研究發現：外資退出主要對下游內資企業價值鏈關聯有負面影響，對上下游外資和上游內資的價值鏈關聯影響不顯著。拓展研究發現：美國、日本等地區外資退出顯著降低價值鏈關聯，而韓國等地區外資退出顯著促進價值鏈關聯；高資產專用性行業外資退出的負面效應更大。文章重點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外資退出的測度。目前已有關於外資退出的研究多基於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但由於統計標準存在問題，並且不能反映近年來外資退出趨勢，更重要的是不能識別出外資具體來源地信息，進而限制了基於外資國籍異質性的分析。區別於現有研究，文章利用2014－2018年《外資企業聯合年報》公布的權威外資企業名錄，精準識別退出的外資企業名稱、行業類別和來源地等關鍵信息，並與來源地－行業－時間維度的價值鏈數據相匹配；第二，研究深度方面。文章在增加值貿易核算框架的基礎上，運用雙邊增加值貿易流分解方法，構建出能更全面衡量雙邊價值鏈關聯程度的指標，從來源地視角研究異質性來源地外資退出對中國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在溢出效應分析中，文章分別從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兩個視角探討外資退出通過產品投入產出影響上下遊行業價值鏈關聯的途徑，並且分別從來源地和行業資產專用性等視角進行了拓展分析。
外資企業是中外價值鏈關聯的重要參與者，同時也是高複雜度貿易與深度價值鏈貿易的重要貢獻者，在推動中國成為全球價值鏈網絡核心一極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從行業內部和行業之間兩個層面具體分析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影響。
(一）行業內部
就行業內部水平溢出效應而言，外資企業退出對中外價值鏈關聯的影響方向與程度取決於競爭效應和示範效應的總和。競爭效應指市場導向型外資憑藉高技術和低成本優勢激化行業內部市場競爭；示範效應指外資企業通過技術轉讓和知識溢出等途徑，在合作交流過程中促進內資企業提高競爭力。若退出外資企業與存續內資企業間競爭效應凸顯、產品同質化嚴重，外資企業退出後的市場份額能被存續內資企業快速吸收並實現生產規模擴張，那麼雙邊價值鏈關聯幾乎不受影響甚至會有所提升。反之則可能導致中國與來源地間的價值鏈關聯降低。考慮到外資企業產品技術複雜度和國外增加值占比較高，本文認為外資退出對本行業價值鏈關聯的負面影響較大。羅偉和呂越(2019)從增加值視角印證了外資在中國價值鏈中的地位。此外，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平台為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和自貿區，外資加工貿易占比高於內資，並且此部分效率尋求型外資出口中蘊含的中間品增加值較多，更傾向於使用國際中間品進行生產和開展高複雜度跨境貿易，具備較長的價值鏈長度，因而存續企業短期難以再生產退出企業的原產品，不能完全承接退出企業的原有市場份額，導致價值鏈關聯強度有所減弱。
(二）行業之間
就上下遊行業而言，外資退出的影響取決於企業的供應鏈地位與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指外資的技術、管理知識等對上下游企業的溢出效應。當外資具備高出口技術複雜度和產品質量，同時與上游中間品供應行業關聯度高，並且通過提供高技術中間品和配套售後服務對下游廠商形成技術和知識外溢時，其退出顯然會抑制上下遊行業的價值鏈關聯。本文判斷外資退出對上下遊行業價值鏈關聯的影響仍以負面為主。外資企業具有明顯的示範效應和生產網絡成員價值創造能力，通過增加國內中間品種類推動本土企業價值鏈關聯和出口升級。在前向關聯中，外資退出減少了行業中間品種類，並且切斷了存續企業模仿學習的渠道，學習成本提高和學習效率降低導致內資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優勢減弱，對存續企業價值鏈關聯不利；在後向關聯中，外資退出降低了對上游企業的中間品需求，不僅削減了上游企業產品議價能力和利潤加成，還減少了對上游廠商在需求產品的原料採購、生產和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從而降低了中外價值鏈關聯。
綜上所述，外資退出對中國－來源地之間價值鏈關聯的影響並不能直接確定，需要進一步運用更為詳細的外資數據與經驗分析方法。
本文構建了從來源地視角分析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影響的數據框架。同時本文利用高度細化的外資企業年報微觀數據，統計測算了來源地外資退出情況。
（一）核心指標構建
1.雙邊價值鏈關聯———總貿易核算法。本文構建了來源地－行業－時間維度的價值鏈關聯指標。「價值鏈關聯」概念刻畫了兩個經濟體之間雙邊價值鏈貿易聯繫的緊密、依賴程度，而「價值鏈參與」概念指一國在全球價值鏈貿易網絡之中的角色和參與程度。兩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表徵的維度不同。由於價值鏈關聯指標比價值鏈參與指標更能體現雙邊價值鏈貿易的特徵與結構，特別是有助於本文分析不同來源地外資退出對雙邊價值鏈結構的影響。
複雜價值鏈占總出口比重反映的是本國與來源地的單向價值鏈關聯。同理，來源地複雜價值鏈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反映了來源地與本國間單向價值鏈關聯，而雙邊價值鏈關聯需要使用雙邊複雜價值鏈占雙邊總出口的比重測度。具體如下:
式中，j、k和t分別表示外資來源地、行業和年份。表示第t年中國k行業與外資來源地j間的價值鏈關聯，表示中國k行業出口到j再出口的國內增加值，表示出口後再被中國進口的返回增加值，表示出口中隱含的國外增加值，表示出口的重複計算部分，表示j外資來源地k行業出口至中國後再出口的國內增加值，表示對中國出口的返回增加值，表示出口中的國外增加值，表示出口重複計算部分；表示中國k行業對j的總出口，表示j來源地k行業對中國的總出口。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影響為負時，意味着分子降低的幅度大於分母，而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影響為正時，意味着分子降低的幅度小於分母。2.外資退出率。本文使用的外資企業數據源於商務部外商投資企業年度公報平台，時間涵蓋2014-2018年連續5年的外資企業數據，即2013-2017年全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信息。數據內容包括外資企業名稱、行業、外資來源地等變量。若企業出現在t年份的聯合公報中，而沒有出現在t+1年及之後的聯合公報中，則視為企業在t+1年退出。外資企業退出率通過計算WIOD35行業中退出企業占本行業全部企業的比率得到。
1.外資企業退出的典型事實。2014－2017年，共有57058家外資企業退出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平均退出率分別為6.56%、8.05%和7.21%。表1展示了東、中、西部地區外資企業退出情況，並選取了三個地區退出率前五的代表性省(下文自治區、直轄市等省級行政區統稱省)。中部地區的江西、西部地區的甘肅和東部地區的山東分別以13.86%、9.91%和8.18%為地區退出率最高省份。外資聚集省份廣東、江蘇和上海的外資企業數占全國57.46%，退出率分別為5.61%、6.05%和5.01%，低於全國6.35%的均值。
圖1進一步展示了中國與外資來源國家(地區)的價值鏈關聯和外資退出率的情況，價值鏈關聯變動與外資退出間的散點分布。圖中縱坐標大於0的點表明價值鏈關聯度上升，小於0的點表明價值鏈關聯度下降。同時，本文還繪製了擬合線，擬合線斜率為負表明外資退出率與價值鏈關聯間呈現明顯負相關趨勢，即外資企業退出降低了與中國外資來源地間的價值鏈關聯程度，下文對此做進一步檢驗。
為考察外資退出對中外價值鏈關聯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模型:式中，被解釋變量表示t年份中國與來源地j的k行業層面價值鏈關聯程度；解釋變量表示t年份中國k行業外資企業退出率；表示「行業－時間」維度的控制變量，具體是中國行業規模；表示「來源地－行業－時間」維度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來源地行業規模、來源地行業勞動力收入水平和來源地行業資本密集度。、分別表示行業、來源地－時間交叉固定效應，表示隨機擾動項。同時，本文在穩健性分析部分，將替換為和，同時加入了「來源地－時間」維度的控制變量，具體為經距離修正的來源地經濟發展水平、中國與來源地是否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中國與來源地間制度距離、來源地技術水平、來源地貿易便利化水平。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中國行業價值鏈關聯程度，參照已有文獻，構建出「中國－行業－來源地－時間」維度的價值鏈關聯指標。核心解釋變量為外資企業退出率。
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以控制其他潛在因素的影響，具體如表2所示。
本文使用的價值鏈關聯原始數據源自ADB MRIO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2014－2017年35個WIOD行業分類下62個經濟體的「來源地－行業－時間」維度數據。外資退出率數據源自商務部2014－2018年外商投資企業年度公報(2013－2017年度企業信息)。本文將企業所屬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轉換至WIOD35行業分類，並與價值鏈關聯數據匹配。基於模型(2)的外資退出對中外價值鏈關聯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
表3的(1)(2)列為僅引入外資退出變量估計的結果，其中(1)列控制了來源地、行業和時間固定效應，(2)列控制了來源地－時間交叉固定效應。結果表明外資退出降低了雙邊價值鏈關聯。在(3)(4)列中引入控制變量，外資退出的估計係數依然顯著為負，並且控制變量估計係數顯著。這表明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抑制作用比較穩健。綜上，外資退出不利於中外價值鏈關聯，外資退出率每提高1%，價值鏈關聯程度平均降低0.007%。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中國行業規模和來源地行業規模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表明行業規模擴張推動了生產分工的細化和轉移，延伸了產品的國際生產階段數和複雜程度，促進了雙邊價值鏈關聯。來源地勞動力收入水平係數顯著為負，意味着來源地更高的國內勞動要素成本不利於雙邊價值鏈關聯。來源地行業資本密集度變量估計係數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表明行業資本密集度越高，企業生產工藝、流程和工序分割轉移的推動作用越大，有助於來源地企業憑藉資本優勢與中國開展價值鏈貿易，因而推動了中外價值鏈關聯。上文分析表明，外資退出顯著抑制了中外價值鏈關聯。為了考察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在基準估計方程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添加了「來源地－時間」維度的控制變量和更為嚴格的交互固定效應以控制潛在的遺漏變量問題導致的估計偏誤，具體估計結果詳見表4。表4的(1)－(3)列均加入「來源地－時間」維度控制變量，其中(2)列控制行業－時間固定效應，(3)列進一步控制來源地－時間固定效應，核心解釋變量外資退出的估計係數依然為負且顯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2．逆向因果關係處理
參考已有研究，本文從雙邊關係的視角出發，運用中國－來源地聯合國投票相似度作為外資退出率的工具變量，以克服潛在逆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選取聯合國大會投票相似度作為工具變量具有合理性。從相關性方面而言，聯合國大會投票與外資退出率有較高的關聯度。聯合國大會投票相似度能反映雙邊政治關係的緊密程度，而政治關係深刻影響了跨國公司的經營策略。從外生性方面而言，聯合國大會投票相似度對價值鏈關聯並沒有直接和明顯的影響。
表5的(1)(2)列分別報告了運用核心自變量滯後1期和聯合國投票相似度作為工具變量時的兩階段最小二乘第二階段的結果，外資退出的估計係數顯著為負。Anderson-Rubin Wald檢驗、Stock-Wright LM S統計量和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均拒絕了工具變量是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表明本文對工具變量的選取是滿足相關性要求的。綜上表明，在運用了工具變量克服潛在的逆向因果問題後，本文的研究結論依舊穩健。
本文還使用動態系統GMM方法再次進行了估計，考慮到因變量可能存在路徑依賴特徵，文章引入價值鏈關聯的1階滯後項(L.GVC)。(3)列報告了使用動態系統GMM的估計結果，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估計結果仍然顯著為負。上游外資退出關聯指標(Forward)，衡量上游外資行業f向下遊行業k出售中間品時形成的前向溢出效應:上式中，表示行業k使用的源自上游外資行業f的中間品，表示行業k源自上遊行業f全部的中間投入品，表示外資退出的上游溢出效應。下游外資退出關聯指標(Backward)，衡量下游外資行業b向上遊行業k採購中間品時形成的後溢出效應:表示行業k向下游外資行業b銷售的中間品，表示行業k對下遊行業b出售的全部中間投入品，表示外資退出的下游溢出效應。同理，後向溢出效應可以進一步分為外資退出對外資企業的後向溢出效應(Backward_F)和外資退出對內資企業的後向溢出效應(Backward_D)。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將OECD AMNE ICIO數據庫中的2013－2016年數據滯後1年後與回歸數據匹配，運用上一年部門間投入產出的結構分析外資退出的技術溢出效應，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使用當年部門投入產出結構分析的內生性影響。基於模型(2)，本節進一步引入前、後向溢出效應相關變量，進而考察外資退出形成的溢出效應。回歸結果見表6，其中因變量均為中外價值鏈關聯。表6(1)列報告了外資退出對上下遊行業的總體溢出效應。結果表明，外資退出對本行業價值鏈關聯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對上遊行業和下遊行業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在統計上並不顯著。結合理論分析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退出市場的外資企業很大程度上在需求規模、採購標準、質量要求和技術水準等方面呈現出下行趨勢，因而其退出對上下游企業的產出規模和技術水平的影響相當有限，即外資退出後釋放的市場空間被迅速整合與吸收，外資退出的影響被大幅度削弱了。第(2)列報告了外資退出對上下游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前向溢出效應(Forward_F)和後向溢出效應(Backward_F)估計係數表明，外資退出對上下游外資企業價值鏈關聯的影響不具備統計顯著性，這可能是由於外資企業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中間投入品和最終需求品的供應鏈更具多元化和韌性，面臨上下游外資企業供應鏈斷裂問題時能迅速尋找到替代供應商以降低影響，因而外資退出不能顯著的影響上下游外資價值鏈關聯。
第(3)列報告了外資退出對上下遊行業內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前向溢出效應(Forward_D)估計係數表明上游外資退出顯著地降低了下游內資企業的價值鏈關聯，上遊行業外資退出率提高1個單位，下遊行業內資企業價值鏈關聯強度降低約1個單位，這是由於上游外資企業向下游內資企業供應了大量高質量的中間投入品，外資退出後短期內降低了內資企業中間品採購的種類、質量，削減了內資企業技術學習的渠道，不利於下游內資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後向溢出效應(Backward_D)估計係數不具備統計性顯著性，表明上游內資企業能迅速吸收下游外資減少的需求，因此下游外資企業退出並未顯著影響上游內資企業的價值鏈關聯。
本文拓展研究了不同來源地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差異，並運用交互項方法對比考察了不同來源地間外資退出的影響方向、程度與顯著性。表7報告了樣本中每個來源地外資退出率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估計係數。不難看出，在估計係數方向、絕對值大小和顯著性方面，不同來源地間差異極為明顯。具體而言，美日等地區外資退出顯著降低了中外價值鏈關聯，美資退出對中美價值鏈關聯的負面影響較大。美資企業退出率每提高1%，中美間價值鏈關聯降低約0.1%。美、日等國技術水平較高，位於國際生產分工體系的上游。內資與美日等外資技術水平差距大，內資企業多採用技術轉移而非技術創新的方式來提高產品競爭力，因而高度依賴外資技術。外資退出擴大的市場規模並不能被國內企業及時吸收，原因在於技術差距等因素導致了國內企業無法承接此部分生產環節。德國、法國、瑞士以及北歐外資退出估計係數顯著為負，這是由於中歐在高技術領域合作緊密，上述地區外資退出形成的市場空缺難以被內資或其他地區外資彌補，因而雙邊價值鏈關聯受到負面影響。希臘、韓國、墨西哥和中國台灣撤資估計係數顯著為正，這是由於隨着中國分工地位的相對攀升，國內競爭效應提升，國內企業迅速吸收退出外資釋放的市場後，通過市場整合擴大了對來源地的出口，這些地區資本退出促進了雙邊價值鏈關聯。值得關注的是日韓撤資估計結果存在較大差異。雖然日韓主要投資於中國的製造業，但韓資為效率尋求型，對中國技術轉讓程度低，而日資為市場尋求型，與中國市場的技術合作較為充分。
上式中表示k'行業向k行業的投入份額。是k'行業中不屬於「機構交易產品」(organized exchanges)，也沒有「參考價格」(reference price)的產品占比。為k行業的資產專用性，其越大，表明k行業資產專用性越高。本文構建外資退出率與行業資產專用性的交互項，再次進行了估計。表8報告了相關估計結果，交互項結果顯著為負，表明行業資產專用性越高，外資企業退出對中國價值鏈關聯的負面效應就越大。
本文以外資企業年報數據為基礎，在增加值貿易分析框架下深入探討了外資退出對中國-來源地間價值鏈關聯的異質性影響，考察了外資退出對上下游內外資價值鏈關聯的影響，並重點分析了不同來源地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結構性影響。研究發現，外資退出總體上顯著降低了中國與外資來源地間的價值鏈關聯，該結論在克服內生性問題之後仍然穩健。拓展研究發現：第一，美國、日本等具備相對分工優勢地區的外資退出顯著降低了價值鏈關聯。第二，由於重點行業貿易互補性，法國、德國和北歐等地區的外資退出不利於價值鏈關聯。第三，韓國等地區的外資退出促進了價值鏈關聯。第四，專用性資產在外資分工優勢中發揮着關鍵性作用，高資產專用性行業外資退出對價值鏈關聯的不利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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