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王媛

編輯｜金石

雖然我搞了20年創作，但是我最有名的並不是作品，並不是在文學界，反而是在法律界。我做了反剽竊基金之後見到很多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教授，大家看到我都很親切，「我終於見到活的了！」因為他們經常講我這個案例。

我的案例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時間，這十幾年間，不斷地有人找到我，問我當時案子的一些細節，有一些是學生，出於寫論文的需要，還有的是被抄襲的作者來尋求幫助。2018年有一個女孩把電話打到我助手的手機上，她說她在網絡平台上發表了一個小說，可能被一個電影抄襲了，她不知道怎麼辦。我那段時間身體特別不好，一直頭暈，走路會摔倒，開車會吐，大夫說是我的小腦出問題了，所以我就讓我的助手跟她說，你去找一個懂著作權的律師，打官司就行了。

過了一年之後，我身體好了，有一次出差的時候，我突然想起這件事，就問我的助手，那個打電話的女孩怎麼樣了？他說，別提了。我把你的話轉達給她之後，她在電話里嚎啕大哭。因為她生活在一個西北城市，在那裡根本找不到這樣的律師。而且她的家庭也不可能拿出錢來，讓她到北京或上海來請律師、打官司。所以那個小孩聽了這個答案，特別絕望。我後來想找一些朋友來幫助她，給她提供法律援助，可惜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聯繫不上她了。

我非常能理解她當時的那種崩潰，因為第一，寫作是一個不掙錢的事，現在中國網絡寫作的基數保守來講有兩千萬人，能成為一線作者的鳳毛麟角。所以這些人的寫作，更多是基於他們想表達的東西，一些苦悶，或者不被人理解的經歷。他們以這樣一個文學的形式把它表達出來，這裡面承載着他的精神寄託。並且，寫作並不容易。你在寫作過程中會有很多情緒上的困惑。你為每一個人物、每一句台詞付出了你的智力、勞動。比如你是一個很懦弱的人，你希望能塑造一個很猛的、敢於反抗的人，構建一個理想中的主人公，希望在讀者當中、人群當中找到共鳴。結果，別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我所構建的這個人物拿走了。憑什麼？

所以面對這些年來找到我的求助者，我是儘量地去幫助他們。我還整理過一個問答，當你被抄襲之後要怎麼辦，怎麼去找律師、怎麼走法律程序，其實就是梳理一遍我當年的經歷嘛，因為我相當於已經給他們趟了一條路。

所以，我看到郭敬明的道歉信之後，第一反應就是——能不能把反剽竊做成一個系統性的東西，這樣以後你們也不用挨個來問我該怎麼辦了。

郭敬明在微博向我道歉的那一天，我在家裡跟朋友聚會，晚上酒喝多了，很早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因為小孩要上學，我6點半就起床，起來之後一看手機，幾百條微信發過來，有人發截圖，有人發語音。我才知道這個事情。

但我沒有時間多想，那天是12月31號，馬上要期末考試了，我每天要早早起來給小孩補習數學，我放下手機就趕緊跟他一起做數學題。等到他上學去了，我才坐到電腦前面，仔細看他到底發了什麼內容。當天還是社保的最後一天，我掛了醫院九點半的號去看醫生。所以坐在電腦前，我也是很匆忙地，慌張地做了一個回復。發完之後，我頭也沒梳，臉也沒洗，就上醫院看病去了。

後來，除了大家看到的微博轉發之外，郭敬明沒有再跟我私下接觸過，一些具體的事情是我們的律師之間去談了。

我之前只是夢想過，如果有一天我發財了，可能去做這樣的一個基金。我也是後來才知道，國內除了文字著作權協會之外，好像沒有這樣一個民間公益組織是做版權保護工作的。我當時也不知道這個基金該怎麼做。我開始的理解是我捐一些錢給某個組織，讓他們去專門做版權保護的事情。後來，新浪微公益的人因為我發的那個微博來聯繫我，他們還組織了很多的公益專家、著作權領域的專家要來幫助我。那我就去做唄，就這樣開始了。

我是一個從小到大不受欺負的人，絕不忍氣吞聲，別人打我，我是一定要打回去的，而且不太知道什麼是害怕，如果你欺負我，那你要付出代價。

《圈裡圈外》出版的時候，我在扉頁留了一個MSN的郵箱，有一天我收到一封讀者寫來的郵件，他告訴我，現在有一本書完完全全地照搬了你的人物、你的故事，甚至你的語言。

我就去買了一本來看看。作為原作者，辨認出抄襲是再簡單不過了，因為我寫的一些人物原型就來自我身邊的人，書里的一些對話就是我生活中發生過的對話，我加入一些文學技巧把它寫進書里。這個世界上不可能發生相同的事情、相同的對話。所以我當然是很氣憤的，我就是覺得，你不能這麼幹。

但我當時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很盼望能有記者關注到這件事、來採訪我。因為當時發聲的渠道也挺有限的。我自己也在天涯、BBS、門戶網站的讀書頻道發帖。其實上面讀者已經爭論了好長時間。我出來講了這件事之後，對方出版社的編輯馬上就在網上發帖子，說莊羽為了炒作，不擇手段。

粉絲的評論鋪天蓋地的就來了，說莊羽你太無恥了。二十年前的著作權社會環境，是你還能在大街上買到盜版書、盜版碟，十塊錢一堆往家搬的。所以當時的輿論也是——「這麼優秀的一個作者怎麼可能抄你的東西」，「抄你怎麼了，抄你是看得起你，就是比你寫得好」。

我本來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但是那個編輯發帖子說我炒作這個事情把我激怒了，你不可以這樣欺負一個人。那我們就上法庭吧。

在北京，找到一個著作權律師還是容易的。我當時也才二十出頭，還是個半大孩子呢，我記得第一次去見律師，為了顯得正式，我還穿了一個尖頭的黑色高跟鞋。但是到他辦公室里我就哭了，還是覺得很委屈。我就跟他講我的情況，講的過程中，不斷有電話進來，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有名的案件來找他打侵權官司。我講完之後他跟我說，「你還這麼年輕，我勸你這個事就算了，你以後會寫出更好的東西證明你自己。」我覺得一方面他是想告訴我，打官司會花掉我很多錢、耗費掉很多精力；另一方面這個案子對於他來說也確實沒什麼錢可賺。

但他也沒有明確拒絕我。我給他拿了兩本書，在書里劃了哪段哪段是抄襲的，他翻着書看了看，說，這怎麼提交呢？後來，他下面的實習律師給了我一個表格，一列是我的作品，一列是對方的作品，A書的第5頁和B書的第30頁哪段哪段是一樣的，列到一起。還有一些總結性的，比如人物關係，A書里甲乙丙丁都是什麼性格，B書里的甲被拆成了哪兩個人物。人物性格又是通過哪些情節表現的。他就讓我回去填這個表格。

這件事是我訴訟過程中最難的一關。因為情節下面是句子，句子下面是詞，最小的元素就是字，你得儘量把它切成小的元素去分析。光靠分析還不行，還要從整個故事的架構、布局、人物關係來講清楚。這個事情靠我一個人根本完不成。

當時我還在雜誌社工作，整個人處於非常焦灼的狀態，我們單位有一個大姐見我天天那個樣子，還特別委婉地來提醒我，「莊羽，你要開心一點，多笑一笑，你一天天耷拉個臉，別人看見你都躲着你。」我每天想着這件事，我怎麼可能笑得出來？可能繼續這樣下去表格還沒做完呢，我先跳樓了。

我記得有一年我到南方去簽售，剛坐到那兒，呼啦啦來了好多保安，把門給擋住了，跟我說你趕緊走，簽售取消了。我的編輯就拉着我趕緊走，很多14、15歲的粉絲就打着海報衝進來抗議。我當時還端着，不想讓別人看出我害怕，裝出很世故的樣子。但其實現在想，當時我也就是個小孩，人家一眼就把我看穿了。後來我跟我第二位律師，也是最後幫我打了官司的邢律師吃飯，一邊吃一邊哭，因為那時候有人罵我說，「你都丑成這樣了，怎麼還好意思上報紙？」我一邊哭一邊說，「我打官司跟我丑不醜有什麼關係？」

我是在第一個律師拒絕我之後，找到邢律師的，他只收了很少的錢就幫我做了代理，最後幫我把這個案子打下來。他是像我父親那個年紀，好像我們不僅僅是代理人與律師的關係，他更像一個長輩，我很多化解不掉的情緒，都會跟他傾訴。

在我非常痛苦地寫那個表格和分析材料的時候，還遇到了一些網友打抱不平，他們聯繫到我，說看看我們能幫你什麼。我說我現在最難的就是怎麼能告訴第三方我確實是被抄襲了。後來是這些網友把書拿回去，你做一點，我做一點，十幾個人共同把這個東西做出來。其實我能做下來這個案子，除了有勇有謀有錢，還要有運氣。我的運氣就是我遇到很多好人。

在起訴的這個過程中，我辭職離開了雜誌社，做專職的作者，等到判決下來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寫電視劇了。2020年末之前，我一直沒有得到一個正式的道歉，但我是一個比較鈍感的人，不是傷春悲秋的那種。我的目標是要證明你抄襲了，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達到這個就行了。

至於其他的一些小動作，我覺得人都有年輕的時候，都從年輕的時候過來的，對吧。人都會慢慢慢慢變成熟。經歷了這個事情我就知道，人的生活就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按下葫蘆起了瓢，我就往前走就行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在起訴書里我們主張了精神賠償，最後法院也支持了我們，在判定抄襲的同時判了一萬元的精神賠償，這在著作權案件中開了一個先例——它的意義不僅是金額，它是從法律意義上承認了我們這些原創作者，也會因為被抄襲受到精神上的傷害。你受到的那些困擾、痛苦，包括羞辱，是被看到了。我想這是我這個案件在法律上的一個重要意義。

抄襲帶來的傷害是雙重的，一重是你的創作被偷走了——我作為一個原創的作者，可能用我前20年的經歷，才構建出一個作品。而對於抄襲的人，當然你不能說這裡面沒有他自己的創造，他照着你的圖紙可以加入他自己的東西，但這是比你搭出骨架容易得多的事；第二重傷害是，抄襲的作品很多時候寫得更好。因為人家在你的基礎上改寫，當然會寫得更好，別人會跟你說，那個人真的比你更有才華。

但抄襲情況的分析和總結是非常困難的。

很多人都知道《著作權法》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在我做基金之後，我們經常收到一些申請，啪就甩過來一個調色盤，把兩部作品相似的內容列出來。其實對我們來講，這些是毫無判斷的價值的。調色盤裡可能列出了相同的人、相同的事，但你很難判斷這個事情它發生的基礎是什麼。有些事情是屬於公共認知領域的。比如兩個作品都寫到了求婚，求婚就那麼幾個方式，找一個高檔的餐廳，男的拿着玫瑰花，然後掏出一個戒指。這兩個人都寫到了，但你能說它是抄襲嗎？因為就這幾種有限表達。

在網文領域，這種同質化是很嚴重的。相比於傳統出版物，網文最大的特點就是長嘛，一部作品一兩百萬字。大部分網文作者也都相對年輕，本身文學創作是需要加入作者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的，比如我要寫一個記者，那我至少要去看一看記者日常的工作內容，網文作者不太會這麼做，他們只能到各種作品裡去找素材，所以會造成嚴重的同質化。

但是如果具體到某兩部作品，我覺得抄襲不是同質化能解釋的。因為同樣的題材誰都可以寫，題材和題材可以相似，但比如兩個人都寫了農村扶貧題材，兩個不同的地域應該有不同的扶貧內容，假如說你的扶貧對象是一個懶漢，每天騎個電動車在大街上溜達，我的扶貧對象也是遊手好閒，每天騎個自行車；他們都偷過別人家家畜；都搶過別人家小孩；都有一個強勢的媽媽……所有這些元素加在一起重合度太高的話，是不是抄襲其實你可以很精準地看出來。

還有融梗的問題。其實借鑑一些梗或者一些情節橋段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如果你的人物性格、人物背景、故事線索都是重合的，那這個就應該是抄襲了。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沒有劃分出這個度，所以現在讓融梗變成了抄襲的代名詞，打着借鑑的幌子實際上是在剽竊。

融梗光靠調色盤是沒有辦法鑑別的。如果你想要判斷，你必須要看完兩部書，然後把兩部作品切分成情節點，再從背景、人物性格、故事架構幾個維度去對比。在所有細微的地方，你都要去分析、對比。這些全部做完之後你才能形成一個說明性的東西。這需要花費的時間太漫長了。

去年，我還幻想過人工智能技術能不能幫助作者鑑別抄襲。現在市面上已經有智能寫作機器人了，假如它可以辨別抄襲的話，不就可以解決一個困擾創作界很長時間的難題嗎？我們去跟阿里巴巴的工程師開會，聽他們介紹怎麼訓練機器人。聽着聽着我就知道不可能了，你給它投餵大量的圖片，它能夠鑑別得出來。但是你怎麼教給一個機器人去理解你的對白裡面，隱藏在字面背後的那個情感呢？在現在的技術條件下是根本做不到的。

祖占的案子是反剽竊基金成立後通過的第一個幫扶申請。

基金成立到現在我們收到了一百多人次的諮詢和幫扶申請。其實很多人並沒有真的想要訴訟，他們打電話來是在尋求一種認同，他希望你認同他被抄襲了。

但我們要做的工作很細，不是說你跟我聯繫，打個電話發個郵件說我被抄襲了，情況是什麼樣。你要先填寫一個幫扶的申請，在這個申請裡面，你要寫清楚事件的緣由，你要寫清楚你真實的信息。然後我們的律師會做一個全要素的審查，這個審查包括：你是不是權利人，你的作品權利歸屬有沒有問題，還包括你的作品是不是在版權的保護期等等，我們要先審查這些元素，後一步才涉及到，你要尋求幫助的內容是什麼。實際上，在全要素審查的階段，已經有很多人就放棄了。

去年7月，我們在郵箱裡看到了祖占的幫扶申請，她認為玖月晞的作品《小南風》涉嫌抄襲她的《越過時間擁抱你》。2015年，她在網絡平台上連載了《越過時間擁抱你》，同年出版了實體書。2016年，她收到網友私信，發現《小南風》涉嫌抄襲，向平台投訴卻沒有結果。隨後的五年中，她一直懷着對被抄襲的恐懼與焦慮，即使又寫出了一部新作，也沒有再發表。

讀完了兩本書，我很困惑。我是一個寫作人，對寫作的邏輯是敏感的，我的感受是《小南風》所寫的少婦在小鎮與少年相愛的故事裡，所有元素都是從《越過時間擁抱你》里來的。但同時，兩部小說沒有任何兩個完整的語句是完全重合的。在我們開會探討的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把這兩本書的關係說清楚，又怎麼能讓別人相信呢？

如果我們基金成立後的第一個案件就打輸了，我們可能就失去了公信力。我們必須拿出一份有說服性的材料提交給基金的管委會。僵持了兩個月，我想起當時自己起訴的經歷，最後我找到中國政法大學的朱巍老師，說我們建一個志願者的網絡，讓志願者們來做評判。

在朱巍老師的幫助下，我們組織了由政法大學學生組成的24名志願者團隊，各自去做閱讀比對，從人物、情節、故事架構幾個方面去做分析，提交了讀者視角的閱讀報告，後來還組織了模擬法庭辯論。

最終，我們決定向祖占提供幫扶，幫她聯繫律師，也提供經濟援助——很多找到我們的網文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困境，他們有勇氣，但是沒有錢。一次訴訟的成本大約1.2萬到7萬之間，但這些作者們不僅是訴訟費的問題，他們還要解決生活問題。

有很多網文作者可能需要保持每天大幾千字的更新，但他們每個月從平台分成的收入可能也就一兩百塊錢。而且很多平台跟作者簽約，其實簽的是全版權，也就是說未來如果有改編啊、IP開發啊，這些跟你就都沒有關係了。我到現在這個年紀，一天寫夠三千字就已經累得不想說話了，所以寫網文真的不容易。但我們只是作為一個民間公益組織，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祖占幫扶，我們不是訴訟的一方。如果玖月晞她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向我們發出求助的、幫扶的申請，我們也會根據流程評估這個申請。

去年10月，我和同事們坐高鐵去探訪祖占。在路邊見到她的時候，她拉住我，手是抖的，是冰涼的，她說，「莊羽老師，我沒想到你能來。」說着眼圈都紅了。

他們生活在一個小城裡面，這五年她沒有工作，就在家裡帶小孩，有一段時間是抑鬱的狀態。丈夫要工作，小孩還小，她自己也需要這些關懷。我能理解為什麼她之後沒有辦法再寫作，因為寫作需要你全部的精神投入其中，當她被一件事情纏繞，情緒受到影響的時候，她在寫作這件事上是沒有創造性的。

我看着祖占，能感覺到她是極度敏感的一個人，儘管她瘦瘦小小的，當她跟我描述寫作過程的時候，你看到她眼睛裡面亮亮的；可是說到一些她很痛苦的經歷，說到她給家裡人帶來的這些擔憂，她眼睛裡面的光亮沒有了，就在一瞬間。

我覺得她跟我20多歲那時的狀態挺像的，總是在害怕——有很多人說我當年起訴很勇敢，其實我也不是勇敢，是因為那個時候太年輕，不知道害怕，如果是現在四十多歲的我，可能也沒有勇氣做這個事。畢竟訴訟除了錢，還要搭上你的精力、你的心情，也許還有你的健康，你可能長時間都在一個不好的狀態裡面。

所以現在面對一個想要維權的作者，我會建議他最主要的是自己想清楚，你願意為這件事付出的勇氣、決心、錢，能到什麼程度，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的情緒可以被消耗到什麼程度。這個只有你自己去做判斷。

我也很現實地跟祖占講，你有沒有想過，你有可能打贏，也有可能打輸，你什麼結果都能接受嗎？她說，如果我打贏，我要把賠付捐贈給你們，讓你們去幫助更多的人；如果我輸了，至少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種情況不是抄襲，算是給我這麼多年有一個交待，至少這件事情我可以放下了。

在開始做反剽竊基金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沒有能力去替每一個作者打官司。中國這麼大，遭受不公平的人太多了，我們更多地要把工作放到倡導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上面。

我們打知識產權，實際上打的是財產權。你創造的智力成果裡面就包含着你的財產。在發達國家，如果你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法院會讓你賠到破產。我們想倡導公眾對著作權的尊重，如果大家看到抄襲的代價這麼大，會賠上你整個的職業生涯，當這種意識深入人心，可能大家也會覺得抄襲不值得。其實自己努努勁，也能寫出來。

所以說，我們最終能影響的還是只有人。我們在網絡平台發起了一個「網絡原創文學作者」權益幫扶的公益項目，項目上線之後展開了公共募捐，雖然募到的錢不多，但我可以看到，有的人捐了一塊錢，有的人捐了十塊錢，還有個網友一次就捐贈了一千塊錢，我知道他是看到了網文作者的困境，但相比於一個人捐一千塊錢，我更希望每個人給這個項目捐贈一塊錢，讓知識產權保護的理念能被一千個人看見，我覺得這是個特別有成就感的事，特別牛的事。

現在，我自己的精力大約三分之一放在創作上，三分之一放在家庭上，然後每周有一兩天用來處理基金的事務。因為基金的一部分工作人員白天都還有工作，我們開始那幾個月經常是晚上10點上線，開會討論，每天2、3點下線。有段時間，我下了會拿着枕頭就在桌子邊上的榻榻米睡了，我家人支持我的方式就是白天該上班上班，該上學上學，不要叫醒我。

可能有人會問，你當年的案件這麼出名，會不會擔心別人看不到你的作家身份了？在年輕的時候我可能想要衝破標籤，想着要去證明什麼。但經歷了這麼多的事之後，我對生活跟創作的認識肯定會不一樣了。

在年輕的時候，我的創作更關注的是愛情、花花世界，因為我不了解，我嚮往，我想知道那些結了婚的人，他們為什麼吵架。隨着你生活的繼續，有了小孩之後，你會關注教育；父母年紀越來越大，你也會關注醫療，關注汽車搖號，逐漸逐漸你會發現你跟社會生活的捆綁越來越緊，想的東西會很實際，我得賺錢養家。寫書慢慢不賺錢了，我就把精力放到電視劇創作上去。

我是一個特別務實的人，別人怎麼去說我也不重要。對於我來說，寫作跟閱讀是讓我保持思考的過程。覺得最幸福的就是我在做我喜歡做的事，同時輸出了我的所思所想。包括做公益的這個事情，如果說它對我個人有什麼好處，我覺得是在於，我們都知道現在寫作這個行業不好做，如果我要繼續在這個行業里謀生，我應該讓它變得更好。如果這個行業風氣好，有源源不斷的新作品出來，這個行業重新繁榮起來，其實每一個從業者都會活得更好。

這些年，我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見識到了形形色色的壞，但也感受到了很多善意。

我記得小時候住在我姥爺家，他念的是私塾，家裡有好多書。七八歲的時候，我讀到這麼一篇文章，是末代皇帝寫他的乳母。他寫他小的時候非常淘氣，最愛幹的事就是責打太監，令他們吃鐵砂，拿氣槍和鉛彈打太監。這個時候，他的乳母會站出來，告訴皇帝，別人和你同樣是人，你被鉛彈打到了會疼，太監們也會疼。溥儀寫，只有乳母在的時候，他才意識到別人跟他一樣都是人。

就是因為讀到這篇文章，我才懂得什麼是善良，它給我的人性刷上了一層底色，同時也是我自己寫作的萌芽。

溥儀這樣寫他的乳母：「一直沉默地微笑着……眼睛好像凝視着很遠很遠的地方。」後來，在我的很多作品裡，我都寫到了這樣的形象。如果一個人是善良的，我就寫，「他總是看向遠方，臉上帶着笑，嘴巴也笑，眼睛也笑」。我寫了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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