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C新聞坊 - 農村老人，在寒冬「過峰」－鑽石舞台

年關將至。

比較過去三年春運期間的百度遷徙指數可見，返程高峰的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回升，向2019年靠攏。據交通部數據[1]，春運第1天（1月7日），全國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3473.6萬人次，比2022年同期增長38.9%。

「新十條」實施後的第一個春節，隨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鬆綁，一場大規模的遷徙勢不可擋。

多位專家做出提示：元旦之後到春節期間，新冠疫情將主要影響農村和中小城鎮地區。春運期間城市和農村人口流動將極大影響疫情走向。

在第一輪感染高峰中，農村地區藥物的緊缺問題暴露無疑。據社科院統計，我國農村全體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達20.04%，[2]老人作為新冠疫情中的高危重點人群，缺藥甚至無藥可用的危險性不言而喻。

老人，農村。每一個標籤，都意味着多一重匱乏和被邊緣的可能。而標籤之下，二者內部也有着巨大的異質性——近五億人口規模的農村，村村不同，人人各異，「缺藥」這一相同的遭遇，或可切開一道截面，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農村的醫療服務體系。

藥從何處來

在首先迎接高峰的城市，人們切換着多個平台搶購緊俏藥品，甚至出現了異地搶占縣城退燒藥的「攻略」。

當許多城市逐漸度過感染高峰後，農村的藥物緊缺問題才在公共視野中逐漸清晰——即便疫情已經比預計更早地衝擊至此。

對騰訊「抗擊新冠疫情公益互助」小程序中866條定位農村、帶有「老人」標籤的求助信息進行分析發現，藥品中，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這兩種解熱鎮痛的非處方藥需求最為旺盛，分別在412條和211條求助中被提及。

對更容易出現重症、反應較為遲鈍的老人而言，確診與監測的需求同樣迫切。求助中，有316位老人提到需要抗原，其次是體溫計（129次）與血氧儀（81次）。「老人家在鄉下好像得新冠了，不肯吃藥需要抗原檢測」「家裡中風老人有疑似陽的症狀，想給她測一下抗原」……感官遲鈍、不會表達、缺乏對疾病的認知等，都是求助者們急需抗原的原因。

安徽省重症醫學科醫師沈亞偉提示，老年人合併基礎疾病多，器官功能儲備差，新冠病毒感染可能作為誘因也可能作為致病主因導致老年人的身體狀況迅速惡化[3]。如果利用抗原和身體監測儀器實現早發現早干預，能夠及時避免新冠感染帶來的重症風險。

但這些在城市也供不應求的物資，在農村更是奢侈品。

河北省衡水市景縣安陵鎮的醫生王宇告訴我們：抗原買不到了，醫院不提供核酸了，「只要有這個症狀，不管測不測，都是這個病，很少有不是的，都按照這個病去治。」

疫情的快速傳播迅速抬高了農村地區的藥物需求。王宇說，雖然村鎮信息相對閉塞，但經過三年防疫的洗禮，「大家普遍認識到這個病的嚴重性」，「老人不愛吃藥的情況不多」。

農村的老人們能吃上藥，鄉村醫師（以下簡稱鄉醫）是重要的節點。對農村老人們來說，鄉醫和衛生室意味着熟悉、方便、實惠。在激增的感染人數面前，鄉醫們用有限的藥品艱難地調試着平衡。

湖南省婁底市婁星區紅泉村的鄉醫李川告訴我們，因為西藥的儲備不充足，他只能搭配使用中西藥。「一般給病人開退燒鎮痛的藥之後，再開三五副中藥，基本上都能退燒。」但中藥現在也並不富餘，「買一兩百包還要專門請朋友想辦法，但這一兩百包有時候一兩天就用完了。」

山東省聊城市冠縣某村衛生室的張醫生說，他最多給前來就診的新冠感染者開兩天的藥，如果症狀比較輕，就開一天的藥。「人太多，而藥物是不夠的。」他感嘆道。藥也開不全，「像蒲地藍、連花清瘟這種藥物，只有上級醫院才有」。

張醫生所說的「上級」，即我國縣、鄉（鎮）、村三級診療網絡中的鄉鎮一級。

我國農村醫療機構包括縣和縣級市、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從數量上看，鄉鎮衛生院在農村醫療機構中扮演中堅作用，占城鄉醫療機構總數的80%；村衛生室則是更小的單位，據衛健委數據，截至2021年末，平均一個鄉鎮衛生院對應着17個村衛生室。

更小的診療單位無疑更靈活、便近，但體量越小，也意味着權限越小。

以王宇醫生所在的鎮衛生院為例，從2022年11月開始，20%-30%的藥品由國家統一定量採購，剩下的則由鎮衛生院從國家網采平台登記的藥廠自主採買。村衛生室如果有藥品購置計劃，則需報給衛生院進行統一網采，鄉醫拿藥需要「去上級」。

在私人經營、國家監管的村衛生室，鄉醫們也會通過個人渠道去藥廠或網購補充藥品。但突如其來的感染高峰，讓兩條渠道都面臨着失靈：

「如果老人有發熱，就會開個布洛芬或者安乃近，但現在退燒藥很難搞，布洛芬我們都是高價買回來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配送，現在是鎮裡面也沒有，村裡面也沒有。」

「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而是沒有貨的問題。」李川坦言，他不可能去售高價藥給他的「顧客」——那些為了方便和便宜在村里治病的老人們。

山東的張醫生自負盈虧地經營着一家集體所有的村衛生室。在疫情的高峰期，平時下單一兩天就能到的藥，他足足等了7天：「那段時間藥品物流很慢，可能因為醫藥公司的人也陽了，公司就索性（暫時）關門不幹了。」

藥品之外，「底子」如何？

對於很多農村的基層醫生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直面新冠。

「我們在放開前，一個陽性患者都沒有（接診）過。」李川說。

「新十條」發布後，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才被允許接診發熱、乾咳、乏力等「十大症狀」患者，過去嚴格管理的「四類藥品」（退熱藥、止咳藥、抗生素和抗病毒藥品）也可以開了。

但政策的突然轉向，讓基層的壓力陡升，鄉醫們猝不及防。李川說：「之前根本買不到抗原，我們也沒有囤治療發熱咳嗽的西藥。」

王宇也提到，之前四類藥只能「偷偷賣」，誰也沒想到放開後一下子有「這麼大的需求」。此外，因為不是醫院必備設備，而且沒機會接觸到新冠的實際病例，上一級的鎮醫院也沒有準備血氧儀。「醫院公家不買，大夫不可能個人花錢買家庭版血氧儀給病人測血氧，沒人干出力不討好的活。」

事實上，資源的匱乏和不均衡長期存在。「基礎設施在出故障之前，人們通常意識不到它的存在。」[4]作為基礎設施的醫療網絡，在直面衝擊時顯露出脆弱的一面。

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作為附近老人們重要的健康和精神寄託，其數量自2015年至2021年也正逐年遞減。王宇說，「名義上，鎮下轄的38個村莊都有村衛生室，但是七、八個村莊實際上沒有，這些村的老人們只能到隔壁村看病。」根據《2022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與城市相比，農村居民到最近醫療點的的距離和時間都更長。

在城市，到最近醫療點不足1千米的居民占62.5%，而農村僅有53.1%。有5.6%的農村居民距最近醫療點5千米以上，而這在城市居民中只占1.6%。分級診療讓醫療網絡進一步拓展到廣袤的農村腹地，但老人們的「就近」和「方便」，只是相對於進城看病而言，便利性依舊不及城市居民。

鄉鎮衛生院的條件也較為有限。以床位為例，據《年鑑》統計，我國50%的鄉鎮衛生院擁有床位數不到30張。2021年，城市平均每千人對應的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為7.47，農村為6.01。西藏地區差額最大，城市平均每千人比農村多7.34張床位。只有重慶、廣東二地出現了逆差。

人手不足是另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能看病的人不多，看內科的醫生就一個人，只有他能看新冠這個病，」王宇說，「鎮醫院目前的上班時間是8:30-11:30，13:30-17:00，按道理說有必要延長上班時間，但是醫生幾乎都陽了，沒法換人上班。」

「現在村里醫生越來越少了，待遇低，年輕人誰願意一輩子待在村里呢？」王宇說。

李川所在的湖南省婁底市婁星區紅泉村戶籍人口約500戶、1800人，65歲以上的老人有200多人。包括他在內，村裡的衛生室僅有兩名醫務人員。李川是當地人，另一位醫生則是下派駐村。

據《年鑑》，2021年，湖南省城市每一千人對應的衛生技術人員數為11.16，而在鄉村，這一數據為6.21——城鄉差異為4.95。全國範圍來看，各省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城市均大於農村，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為6.27，15個地區在平均線之下（註：因北京、上海、天津沒有縣級及以下行政單位，所以未列入年鑑統計）。

「我現在（工作）是從早上8點到晚上12點，有時候半夜還要看診。農村沒有像城市裡的固定工作時間，如果有人來就要看診，不然村裡的人會有意見。」李川說，「現在每天大概接待十多個患者，之前比較嚴重的時候是二三十個。」2021年，湖南省鄉鎮衛生院醫師的人均每日接診的人次為6.9人，顯然，李川目前的工作量已經遠高於這一水平。

聊城冠縣，張醫生所在的衛生室只有他一位工作人員，包攬看病、開藥、打針、輸液等所有業務。鄉醫的職稱需要自考，張醫生是大內主任醫師，「我們冠縣，衛生室的工作人員總共有1000人，但有我這個中級職稱的不超過5人。」

隆冬過峰，老人們準備好了嗎？

除了身體的照護，農村的老人們同樣急需的是認知上的幫助。

「新冠，在老去的農村，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老人們不覺得是新冠，或乾脆不太清楚，事實上，把它理解為感冒，在心理和經驗上，是一種更安全的選擇。或許也沒有太多其他選擇。」新京報記者在探訪疫情下的鄉村老人後感慨。[5]

從新冠病毒的流行開始，人們也隨着疫情的走勢、政策的變化，亦步亦趨地學習着大量生詞、名詞。當所有人都需要與病毒正面相對，信息獲取更是成為了自保自救的必須。對年輕人來說，及時分辨專業的醫學知識並做出正確的防治，尚且不是易事，對老人們而言，是什麼病，用什麼藥，有什麼風險……都是陌生的經驗。

是否接入互聯網，在老人中形成一道分野。從事駐村工作的文康告訴我們，「村裡的老人更多還是通過症狀來判斷自己是不是陽了，對新冠的了解肯定不是很深入。更多是靠村民自己刷抖音快手、騰訊新聞等來了解。」

志願者丹丹說：「我奶奶會用手機刷抖音，所以對新冠有一定了解，但村里沒有手機的老人完全不知道該吃什麼藥。」

接入互聯網已經是一種幸運。截至2022年6月，我國非網民規模為3.62億。從地區看，農村地區非網民占比為41.2%，高於全國農村人口比例5.9個百分點。從年齡來看，60歲及以上老年群體是非網民的主要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比例為41.6%，較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2.5個百分點。二者交叉處，是大批置身信息孤島的農村老人。

家人、鄰里等「初級群體」的支持，是老年群體克服心理障礙和物質局限、接入互聯網的關鍵動力[6]。年輕人主動向老年人靠近，是縮小「銀色數字鴻溝」最有效的方式。

但鄉村正在逐漸空心和老去。根據社科院2020年的調查，我國約有49.2%的農村家庭將外出務工作為唯一的從業方式（另有3.6%的家庭有部分成員外出務工為生），且外出者往往是子代。年輕人們的離開，讓老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機會更少了。

志願者毛敏告訴我們，老人們往往很「心大」，「七八十歲的人那更淡定了。我外公陽了後，身體有些不舒服，就狂喝感冒靈。」她所在的村莊，「年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對這個病的認知肯定沒有城裡人和年輕人那麼清晰。」

文康說，在宣教疫情相關內容時，村委考慮到老人們的信息獲取能力，一般會在微信群轉發內容同時，使用大喇叭廣播、線下走訪、貼海報等更適老的方式。「從效果來看，因為村民缺乏上網閱讀的習慣，所以線上渠道的傳播效果比較有限，如果真的是特別重要內容，還是靠廣播，還有對重點人群入戶宣講。」

1月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對農村地區疫情防控有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在強調藥品、救護車等重點醫療物資的統籌之外，也號召「小手拉大手」，鼓勵新一代對當地居民進行知識科普。

這些努力，都是在幫老人們知道自己真正「缺什麼」。

隔絕於互聯網，不僅意味着缺少有效信息，也意味着無法享受信息化帶來的便利，比如線上問診、在線互助等。「抗擊新冠疫情公益互助」平台上有關農村老人的求助信息，絕大部分由親屬等第三方代發。不少人身在異地，遠水難救近火，只能靠遠程聯絡，艱難連接起送藥者和溝通困難的老人。

有了藥，送不到手裡也白搭。在採訪中，鄉醫們認為老年人在網上求助「不是很現實」，「農村比較分散，又不是城區，頂多靠親戚勻」「如果救助平台有提供藥品的，物流也跟不上，快遞已經很長時間不開了，買的東西現在還沒發貨」。

丹丹、毛敏這樣的志願者，便是看到了互聯網平台與農村需求的斷裂之處，將供和需整理、對接，確保藥品能送到老人手裡。

結語

民間素有「小孩過年，老人過關」的說法。本就難熬的冬天，疫情的變化和積壓了三年的返鄉潮，將農村老人們的健康風險不斷拉升。

陳賽娟院士通過對四川、陝西、甘肅、青海等地的非省會城市人群中疫情進展情況進行預測，加上春運人員流動增加原因，估計在農村和中小城鎮地區的感染峰值將於2023年1月中旬左右出現，「亟需啟動農村地區應急計劃」。[7]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接受央視採訪時也指出，春節期間，「農村地區有可能會迎來急診和重症發病高峰」。[8]

鄉醫們感受着一線的水溫。張醫生感受到村子裡老人去世的情況明顯增多，甚至有一天有四位老人去世，「這種情況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王宇提到了供暖的問題，「煤改氣後，我們這兒的供暖情況不行，90%的家庭白天不開暖氣，就晚上開3個小時，怕花錢。」老人們硬扛着寒冷，無疑不利於新冠的防治。李川還在等待着「上面的物資」下發到農村，不過他說，「地區政府正在組織調配」。

加速過峰之時，我們更該關注老人，關注農村。誰也不該因為脆弱和沉默，成為被甩下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