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戴敏潔

編輯｜金桐

12月26日，我接到了師母金安平的電話，她告訴我，史景遷在下午晚些時候過世了。此前大概有半天左右，人已經迷迷糊糊了，半睡眠中就過去了。師母跟我說，她覺得他走得比較平靜。我也跟她說，到最後他沒有痛苦還是比較好。她雖然很難過，但她也知道他已經有兩個半星期很不好了。

之前史先生從家裡園子散步回來，上樓梯一腳沒有踩好，人就摔了下去。他摔的這一下還蠻厲害，在那邊昏迷了。好在家裡有一條狗，叫來叫去。金安平就回去看，才把他扶回來。他清醒了以後說也沒什麼太大的事情，就在家休息，還吃了飯。

第二天不行了，叫痛，趕快送到醫院去，發現他肋骨摔傷了。再來就不是很好了，住院，住了加急病房。年紀大了，因為長期的病患，身體弱了，之後回到家裡頭休息。差不多兩個多星期之後，他就這麼比較平靜地走了。

他晚年的生活也比較平靜。我以前每年都去他家，他房子後面有一片很大的園子。史景遷很有意思，他喜歡做園子，喜歡種花，不種菜，從春天開始就戴一個草帽，好像農夫一樣，到園子裡剪樹蒔花。我也會笑他，我說你是在美國的陶淵明了，他也笑。園子很大，他種了各種各樣的花樹。園子下面有一個斜坡，下去本來是一片沼澤地，在一條小河流旁邊，他居然把那個沼澤的地方搞成了一個，他自己稱作的，「秘密花園」。

其實他有英國人比較內向的一面。他做園子很快樂，就跟他寫書一樣。

在外面人家看到的就是他演講的時候，非常生動，他講課非常活潑，在公眾場合講學術、教學，好像很善於跟人來往。可是他平常都躲在家裡面，是一個很內向、很內斂的人，喜歡躲在自己的天地裡面，不是做研究，就是做園子。他太太喜歡做菜，倆人享受這種私人的空間，朋友來了，他也不太開大的party。他不像費正清，費正清算是我師祖輩，每個星期四下午就把客廳打開了，就有沙龍了。這兩代的漢學的領頭人物，個性不同。

我因為算是史景遷收的第一個博士生，他對我很好，所以我們關係也比較密切。有的時候我會去他家裡頭，他人很溫和，很謙遜，很像中國傳統儒家講的是一個君子。跟他熟了你就會覺得他很可愛，很平和。他穿着打扮都很平常，最舒服的那種。他用詞很婉轉，可是他要表達、要告訴你的意思很直接，他不會讓你聽不懂，像中國古代讀書人講話。

溫文爾雅這四個字，是我們講中國傳統的讀書人，但我們在他身上看到。我不知道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培養，還是他因為喜歡中國文化，所以他自己有這個傾向。

他喜歡中國的人物，他也很能夠體諒中國，特別是近現代的、大的變化當中的一些處境。因為他總是設身處地在想歷史的環境，所以他寫歷史很有意思，經常把他的感情代入到當時的歷史人物。他不是說一個歷史客觀的大趨勢，在深入研究當時的政治環境、經濟情況和整個大的文化環境之外，他實際上要講的是當時的人怎麼活着，當時的人面臨的真正的情況是什麼樣。

有的人說他只是在講一個故事，虛構性很強。其實他沒有，學歷史的人是把所有的資料統統都找來，按照這些史料的記載他會推想，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大概是在想什麼，可能性是什麼，他沒有100%地告訴你洪秀全這一天就是在想這個事情。他告訴你了一個可能性。等於說是，當他把這個人物呈現給你的時候，他把具體的人間處境也呈現給你了，把歷史環境也呈現給你了。

他最關心人，關心每一個個體的人面臨的真實處境。他覺得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即使是高如康熙皇帝，低如犯了淫蕩罪、紅杏出牆的農村婦女，他都會想，到底他們面臨什麼樣的情況。

他把一切狀況都會想得很周到，這可能跟他這種的歷史研究有關。比如他也會特別考慮我的處境。70年代我從台灣到美國讀書，面臨着很多大的變化，有很多我們不能夠掌控的情況。史景遷好像很理解我的處境，包括我面臨的一些挫折，根本跟學術研究無關的挫折，只是我作為一個留學生的挫折，他幫我各種各樣的忙，想方法讓我比較安心地讀書。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很窮，窮得很，他跟我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就帶我去學校附近吃個披薩。有的時候帶我去耶魯的神學院餐廳里吃大牛排，給我補一補。

他那麼有名了，會抽出時間來看我，有一些事情是很感動的。我在讀書的時候，得了盲腸炎，被送到學校的療養院，住了十天。史景遷看我住院住了那麼久，來看我，說覺得你這個學生是比較不同，是好像很傑出的樣子（笑），這些往事其實還蠻好笑的。

原來在耶魯大學教中國古代史的是芮沃壽，他是史景遷的老師，也參與指導我的博士論文。1976年，我正要進行博士論文的大綱進行口試，芮沃壽突然心臟病發了，就過去了。史景遷覺得他一個人教我不太恰當，因為我研究的東西是比他專研的時代稍微早一點。那他就找了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挖過來，余先生就進入我的博士論文的審核程序。現在就很難過，因為余先生是8月過世的，四個月當中兩個老師都走了，想想都很難過。

史先生對學生是很溫馨地在照顧，可是他照顧的方法又跟中國老師的那種照顧方法不一樣。他有一點放任，讓我自己去發展，只有在關鍵的時候：比如我好久沒去看他，他就會來找我。

他對我真的很好，我得了耶魯四年的獎學金，可是我讀書他不太管，我到底要讀什麼，他說你自己去找。我最後確定了題目，但已經是在第四年了，論文還沒有寫呢。他就說你這個題目很有意思，題目是很大，但你反正可以做一輩子。我說論文不能寫一輩子。他說我再幫你找個獎學金。他幫我找了耶魯大學最高額的、只有一個名額的獎學金。後來我又多拿了兩年全額獎學金，一切研究經費都是學校報銷，包括我到國內兩次做考察、收集資料，這個機會改變了我一生的發展。

過了很久，我已經教書一段時間，哈佛大學的研究中日關係的一位教授跟我說，史景遷和他說，說我是個天才啊。他從來沒有跟我講過，他從來沒有這樣隨便亂誇獎，可是我猜想他大概要幫我，所以跟人家介紹我的時候，把我抬得很高。

他做所有這些事情，考慮到你的事情，照顧你的事情，都沒有告訴你，都是他自己做了。成人之美從來不居功，這個是我認得的史景遷。

他原先並不是研究中國史的，他並沒有想到要研究中國史。我聽另外一個國際關係史的老師、他的同班同學說，史景遷當年美國史是他們班上最好的。

這個很有意思，換句話就說是，好不好，一方面是你對於某一個題材的熟悉，另外是你對這個題材的把握是否有引發對人類歷史處境關懷和更深層次的思考的能力。

許多人以為他研究中國史，那他中國史料掌握得怎麼樣。他中國史料掌握得是不錯，可是有沒有達到中國國內的史學大家的地步，像錢穆啊、陳寅恪啊，當然沒有。可他關懷的這個層次，有沒有跟他們達到同樣的層次，我覺得是有的。

陳寅恪是我們公認最了不起的史學大家，到晚年，他寫的是《柳如是別傳》，這是他最大的成就，寫了晚明的一個名妓，這算是哪門子史學，他寫的就是人類的關懷。他寫錢謙益，他寫柳如是，他寫整個晚明時候，在天翻地覆的變化情況之下，許許多多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們如何思考這些問題。

這個已經超越我們一般講的所謂職業性的史學。我們中國研究歷史的祖宗司馬遷，難道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堆砌排比歷史資料的人嗎？當然不是了。他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我們對於歷史家最高的一個嚮往。

史景遷從來沒有說他能夠達到這個，他是一個謙遜的人。可他這個名字呢，意圖在那裡。他的中國歷史老師房兆楹給他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對他有這個期望，而房兆楹這個期望也沒有落空。史景遷這一輩子真的就是景仰司馬遷，他要像司馬遷那樣子的，寫歷史的時候，對整個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和處境，他有他的一個思考跟關懷。

《追尋現代中國》是他很受歡迎的一本書，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search反映他寫作的時候，他想要做的，就是在那尋找，是對人類處境的一個尋找，他對於知識有很濃厚的好奇。

他說過轉而研究中國史是一個複雜的決定，我覺得也是一個尋求知識的人的好奇。

他小的時候看過一個博覽，看到中國古代的一些文物、器物，他覺得很特別，這是他心裡很深的一個好奇。他過去大概沒有這個機會，一直到他到耶魯讀書的時候，認識一個教中國文學的教授，叫Hans Frankel，是德國人。

Hans Frankel的太太是張充和，教崑曲跟書法的。史景遷很欣賞，很崇拜張充和。當然他沒有學過書法，也沒有學過崑曲，這兩方面他是不行的。可是書法跟崑曲帶來的審美的境界，我覺得他有一定的體會，有一些很奧妙的、很美的、他琢磨不太清楚的某些東西很吸引他。

我覺得中國文化吸引他的有一個很深沉的東西，好像是在茫茫大海裡頭有個燈塔，燈塔放的光一直在召喚。他為什麼後來研究中國近代的歷史，研究康熙，研究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研究整個中國近四百年來的一些變化。後來他都進入晚明了，對張岱發生那麼濃厚的興趣，張岱喜歡的就是傳統中國審美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東西吸引他，這不單是他學術研究的東西，不是他研究的一個方法，這是傳統中國文化審美的感召。

他其實是很英國的一個英國人，這個英國人這一輩子就投入在對中國人的歷史處境的關懷裡。

我們中國的歷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學西方的歷史的時候，有個大的問題，就是學了一套客觀的歷史，經常講到歷史的潮流，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抹殺掉，對個人遭遇和心境的認識比較欠缺。

但史景遷對歐洲的整個文化傳統有很深刻的認識，他的西洋文學、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種敏感度，他看中國的東西，他對中國人的一種歷史的同情，比別人多。我覺得史景遷有一個歷史家應該有的、最應該有的、可是很多歷史家是沒有的，這種歷史的同情，歷史對人類的關懷。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門》。他認為天安門很重要，從清朝就重要，是一個中國近代史的象徵。書中主要講三個人：康有為，魯迅，丁玲。史景遷藉助由這三個人延伸出來的所有歷史事件，呈現出當時的社會思潮、人物性格，還有他們的歷史處境，歷史環境的大變動。他的基本看法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們個人的生活，而出現這些遭遇的環境就是歷史。所以從這裡發現了近代中國歷史文化的變動，又回到對每一個人的關注與重視，由此展現活生生的歷史。

這也就造就了他的影響，他的影響在西方可能比在中國大，在中國主要還是看一個西方人怎麼討論中國歷史。在西方，人家通過他的著作，比較了解中國整個歷史文化到底在摸索什麼。其實我們人類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們自己的摸索方向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狀況，中國人會怎麼樣。可是你可以摸索，你可以思考，你可以考慮它種種的面臨的情況，有一些困境，怎麼突破這個困境，希望達到什麼，希望什麼是比較美好的。

從學術專業的角度來講，我喜歡他的《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可是我更喜歡的，還是張岱這本書，《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因為我自己研究晚明，我覺得他很聰明的，基本上抓到了晚明的心態和感覺。當然了，我看張岱，我就直接看張岱了，他這是寫給西方的，但我覺得他掌握得非常好。

比如他講到張岱的詩酒生活，他能夠想象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在追尋生活的美妙。比如張岱他去西湖上玩，下了雪，這麼美的西湖落了雪，完全的安靜的，就是一葉孤舟。到了湖心亭上，居然還有人在點着火燒茶，還請他們去喝茶，這簡直是「天地間還有我們這樣的人啊」。很特別的一種追尋，一種純淨的美感。你要有很優美的文筆把它表達出來呢，就好像一幅中國畫，讓西方的讀者看到，做夢也沒想到過會有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種的表達蠻好，整個寫作裡頭有許多這樣的東西，當然這本書不只是講張岱追尋這種審美的境界，他也講到張岱國破家亡，所遭遇的變亂和滄桑感覺。

我覺得他可能最喜歡的也是張岱這本書。2019年春天，我本來給他安排了一趟來中國的旅行，跟我去杭州和蘇州。其實我「引誘」他主要是說，暮春時節我們去杭州，我們要逛西湖，我們要去紹興，張岱的故鄉，還有很多保存得比較好的明清的老房子和環境。我說得高興，還背誦了白居易寫的《江南憶》：「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像這個是最打動他的。

他很想要到中國來，他內心是非常想去看蘇州、杭州，江南、浙江的，那是他心中的江南，那是文化的中國。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樣能夠下江南。他這一輩子，康熙嘛，後來當然稍微離開一點，可是康熙這個影子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康熙下江南的風光，或許在他心裡是鮮活明媚的。

因為這是他最開始研究的中國。當時老一輩的學者像房兆楹啊，都跟胡適、跟蔣復璁很熟，他們管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所以史景遷最早能夠利用台北故宮檔案看康熙親自批的東西。那個東西根本不開放的，可是他到了台灣，庫房就打開給他去看。假如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他這個博士論文很重要，因為他用了故宮的沒有人研究過的康熙的御批的檔案，他同時利用了一些研究《紅樓夢》的資料，講到曹寅的。一個皇帝，跟一個包衣，他最親密的戰友，他家的奴才，從中央到地方，而這個地方就是江南，等於他有一個心腹在江南，告訴他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就顯示了康熙如何掌握當時的大清帝國，特別是對南方的掌握。因為清兵入關以後，北方沒怎麼抵抗，南方抵抗得很厲害。從專業的角度來講，寫出這個掌握，是很重要的一部歷史著作。

後來他還用康熙所有的這些材料，假想康熙做了皇帝，他會怎麼想這個世界，他會怎麼想他的生活。康熙是皇帝，他也是個人啊，七情六慾都有啊，他有他的生活啊。他也有他的煩惱，宮廷鬥爭很激烈，勾心鬥角的。所以他就寫了《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那本書非常轟動。

我們安排2019年5月遊玩江南。5月初花季還沒有過。我們都很興奮。杭州的朋友包了一艘龍舟，在西湖上面。他的護照和簽證統統都辦好了。但是起飛前三天，他突然暈倒，生病了。

後來他去醫院檢查，醫生就說不行，不給他旅行。其實他得了早期的帕金森病，所以他身體的協調出了問題，有的時候會暈倒。旅行全部都取消了。

這是一個遺憾啊。但我也覺得，他其實一直生活在中國的整個歷史文化的情境裡面，一個很美好的精神的空間，也算是幸福了。

我覺得隨着時間的流逝，史景遷會被記住的原因是，他開拓了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而不是從政治上來討論的。現在西方跟中國的一些衝突都是因為政治，衝突的背後就是不知道，不了解，所以我敵視你，非我族類，歷史上都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從根本上慢慢地讓他們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知道中國歷史文化到底怎麼發展的，中國近代經歷了多少苦難，你得有個關懷，它是這樣這樣的。對歷史文化深刻的理解跟溝通，長遠還是很重要。他自己想要把中國的歷史文化的一些，人真正經歷過的東西告訴西方，這個我覺得是他最大的貢獻。

他人生後來的階段，對當前的政治沒什麼興趣，他會關懷，可是他不會去研究，他覺得不是他的領域。他只有在《追尋現代中國》第三版的時候，延續了一下子，寫到2000年。

他跟我說，他最後要做的一個題目是孔子在西方的影響。他在那裡收集各種各樣的資料，預備寫一個這種東西。可是沒寫完，他就生病了。

他太太金安平翻譯了《論語》。我自己也做一些中國古典文化翻譯，我太太鄢秀也是做經典翻譯的。他最後要做的東西，等於說我們四個人都有興趣的，而他能夠深刻了解的是在西方的整個文獻當中，怎麼闡釋《論語》，怎麼闡釋孔子的說法。而他這個興趣其實是一直都有的，這也是對於知識的追尋啊。

他從年輕的時候、小的時候，中國給他的一個感性的認識，到最後他晚年的時候希望寫一個這樣的東西。他至少也收集資料四五年不止了，後來因為生病了，人就遲鈍嘛。我覺得身體的遲鈍會影響他精神上的。有的時候我們聊天，他就會說，他又想怎麼樣，他還沒有組織完呢，這個很可惜。這個我不曉得他有沒有告訴別人。他很謙和的，他沒有做好的事情，他不告訴別人。

2019年年底了，我們本來也打算再去看他們，結果就新冠疫情了，就再也沒看着。有時候我們打電話聯絡聯絡。可是後來就發現他越來越沉默，我覺得就是跟發病有一定的關係。他的腦筋還算比較活絡，可是慢，一切都慢，體力也比較差了。他還有一些寫作計劃的，基本上停頓了。

他後來這兩年基本上就是讀讀小說，讀詩，他很喜歡詩。他其實內心是一個詩人，他不寫詩，可你看他的文筆那麼優美，他是喜歡詩的。他一個很老的朋友叫John Hollander，他跟我說這個人出了新的詩集，問我的感想。

他們寫詩有很多也都跟日常生活來反映人類的處境有關的，他對詩的愛好跟他寫歷史能夠連得起來，都是去思考普遍性的人類的處境，內涵是很深沉的。

我覺得在精神追求上，他度過了一個很美滿的人生。日常生活上我覺得他也很滿足了，因為他最主要的就是寫作，教書，培養學生。生活在一個象牙塔裡面，關懷着人類，關懷着人類的歷史，關懷着遙遠的中國，關懷着中國幾千年歷史累積到最後這四五百年。他也關心中國人的未來，希望他們生活得比較幸福。

（實習生徐爽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鄭培凱談史景遷和美國漢學》，《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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