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自殺預防意識月的博客中，來自麥吉爾大學精神病學的助理教授羅伯·惠特利（Rob Whitley）撰文討論了如何從社會影響因素的角度審視男性自殺問題。他在即將出版的新書——《男性問題和男性心理健康》（Men’s Issues and Men’s Mental Health）中提出了一個更好的思路來理解和解決男性自殺問題。

關於自殺，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全世界自殺既遂者中，男性占絕大多數。在歐洲，男性約占自殺人數的80%；而在美洲，男性約占自殺人數的75%。

在加拿大，每年約有3000名男性自殺，相當於每周有50多人死於自殺。在美國，每年約有3.5萬名男性自殺，也就是說，大約每15分鐘就有一人自殺身亡。因此，Dan Bilsker教授曾宣稱：我們正處於一場「無聲的男性自殺流行病」之中。

令人擔憂的是，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下降之後，男性自殺率似乎正在上升。例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經年齡調整後的男性自殺率在1980年代中期至2006年間略有下降。

但該報告也指出，從2006年到2017年，男性自殺率每年增加約2%。這表明自1999年以來，男性自殺率增加了26%。這些上升的比率表明，現有的自殺預防方法可能遠遠不夠。

事實上，我即將出版的新書《男性問題與男性心理健康》（Springer）中有三個核心論點。我認為，男性自殺預防（以及男性心理健康本身）的主流方法不足以解決自殺預防問題是因為它們：

過於狹隘地關注男性氣質（陽剛之氣）的單一概念，缺乏審視社會背景重要方面的外圍視野；

有時會採取毫無益處的「責備和羞辱」方式，指責所謂的男性缺陷，如固執和沉默；

沒有充分採取「基於優點的方法（strengths-based approach），這種方法應當建立在男性傾向和偏好的基礎上，針對於男性或對男性友好。

我認為與其採用這種單向的、傲慢且居高臨下的方法，不如換個角度，建立一個更好的的社會決定因素的公共健康框架，來理解和解決男性自殺預防（以及男性心理健康本身）的問題。

我們所提出的新框架包括檢查各種社會因素與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利用結果建立有針對性的、量身定製的方案和干預措施。這通常需要仔細比較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年齡、性別和種族）。

就自殺問題而言，分析揭示了某些男性亞群體具有特別的自殺風險。這包括：（i）土著男子；（ii）離婚男子；（iii）退伍軍人；（iv）失業男子；以及(v)精神病患者。

上述人群中自殺率高的共同因素是什麼？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這些群體中的男性經常面臨被高度孤立、社會污名化和經濟壓力等困難。他們可能因其人口結構而被定型，或許社會其他群體對他們抱有偏見和刻板印象，公眾對他們的困境可能也缺乏同情心，這些都意味着他們很難獲得理解和支持。

事實上，在這些群體中，男性面臨的一個共同影響因素可能是來自主流社會的真實或可被感知的排斥和隨之產生的歧視，從而導致持續不滿與隔閡。簡而言之，解釋這些不同群體中高自殺率的一個潛在因素可能是強烈的社會疏離感，其特點是生活的意義和目標感減弱，而這反過來又會削弱其正常生活的能力。

例如，在西方國家，成年男子的社會融合通常是通過有意義地參與：（i）核心家庭；以及(ii)勞動力。因此，核心家庭的解體或失業可能對男子產生特別有害的影響，但是這種人口結構通常很容易被忽視。

同樣，針對精神病患者、退伍軍人和土著居民等群體的污名化造成的刻板印象可能會直接阻礙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和約會機會，從而導致社會融合不足和持續邊緣化。

健康框架的社會決定因素對男性自殺預防具有積極影響，表明多管齊下方法的重要性。

例如，為正在經歷離婚或失業等艱難過渡期的男性提供量身定製的社會支持。此外，還可以對來自特定亞文化的弱勢男性（包括土著男性和退伍軍人），提供有針對性和文化上適當的支持。

儘管官方的精神健康衛生系統肯定可以發揮作用，但當地社區驅動的項目也必須承擔幫助弱勢男性的任務。研究表明，男性通常更喜歡這樣的空間。這可以包括當地的同伴支持組織、信仰組織或其他非營利組織。這些組織能夠很好地解決孤獨感、社會疏離感以及生活中的意義和目的感缺失等問題。

這種打破常規的思考可能有助於解決男性自殺的無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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