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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點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同樣也有巨大的回報。

1998年7月3日,國務院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

標誌着當年五大改革之一的「房改」,正式拉開了帷幕。

兩個月後,9月25日,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省房改領導小組的組長,召開了全盛住房體制改革座談會,提出了貴州方案。

隨後,財政本就困難的貴州卻就一馬當先,為全國改革開啟了試點,積累貴州經驗。

「房改」的本質是「稅改」,通過推動住房的商品化為中央的改革發展汲取足夠的稅源,是要從根子上改變財政的主要來源。

而正是貴州的試點,讓五年之後的2003年,國務院推出了《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18號令),將房地產業定位為拉動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國家選擇貴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裡的歷史包袱最輕,既沒有什麼大型國企,公職人員的規模也輕,改革阻力小,行動也就快,很容易打造樣板,進行全國的複製。

相反當時這場住房改革最為緊迫的,大量中央部委和央企匯聚的北京,卻是動作最慢的,讓這場上個世紀就啟動的改革,零零散散改到現在都沒有全改完。

這並不奇怪,熟悉歷史的都清楚,自兩千八百多年以來,中國的改革就少有從最硬骨頭啃起,往往都會選擇包袱輕,改革意願強的地區做試點。

譬如改革開放,一開始遼寧提出想試點,中央反覆考慮後否決,選擇了距離政治中心最遠,改革阻力最輕的廣州,並在小漁村畫了一個圈。

目的,就是降低風險,避免風險的擴散。

當然,風險與機遇,必然是共存的,中央為了推動改革,並樹立千金馬骨的標杆,普遍都會給予試點地區配套政策。

這就是很多人都難以理解的,給政策比給錢更重要。

給錢只是一時,給政策可以享受幾十年。

譬如全國最窮省份的貴州99年搞貨幣化房改,需要支付一大筆的費用,國家當時也沒有錢,就只能給政策,於是就有了後來堪比液體黃金的貴州茅台。

98年以前,茅台酒廠在全國17家酒企裡面,以利稅衡量,也就排在五到七名的中游位置。

可隨着貴州為全國「房改」衝鋒趟地雷陣,從99年開始,茅台也在國家政策的助推下,成為了行銷全國的獨家奢侈品,也成為省財政收入的擎天一柱。

而比給政策更重要的是給位置,有了位置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政策。

自76年以來,作為中國經濟龍頭的上海,說話卻沒有什麼分量,直至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啟,作為稅改的第一先鋒,繳足了轉移稅、做足了樣板戲的上海,從此開啟了一路的逆襲。

同樣,安徽近年來抓住了改革的東風,引入和孵化了一大批符合國家戰略的企業,也是靠着從79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點,到2000年取消農業稅的試點,讓安徽的發展與改革經驗,進入發改委後複製全國。

風物長宜放眼量。

財稅政策改革,是國家最重要的變法,舊稅源的逐步拋棄,也就意味着新稅源的開啟,搶占了稅改先手,也就意味着搶占了未來徵稅權的先機。

相比於貴州安徽等內陸地區試點相對依靠政策扶持,沿海地區試點之後,從廣東深圳的先進制造業,到上海浦東的現代金融業,都憑藉着向全國徵稅開啟了高速的發展與繁榮。

而這一輪房地產稅試點的沿海城市,就是風口與風向標。

誰能夠成為這一輪改革的標杆,向全國複製經驗,誰就有機會成為「新兩稅」時代的第二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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