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經濟增速下滑，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去年深圳的經濟增速是3.1%，超過了北上廣。但是，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卻相對失速了。北上廣的增速分別為10.7%、9.8%、9.9%，深圳只有7.1%。這個增速，在廣東省地級城市中是墊底的，在全國20強城市中也是墊底的。

這是怎麼回事？

有些人不擔心短期的增速下降，更關注長期的高質量增長；認為深圳在政府財政、城市治理、科技資源、人才吸引力、資本市場、創新創業文化等方面優勢明顯，這些優勢是這座城市持續發展的動力。不過，一些人對此感到擔憂，認為高房價降低了深圳的人才吸引力，提高了中小企業的成本，抑制了創新創業氣氛；同時，取而代之的大型企業，如華為、恆大，也遭遇各種不同的困境，對經濟產值及周邊產業鏈打擊較大。

這座改革開放的標杆城市，進入「不惑之年」，正給人帶來諸多困惑。深圳，是虛是實？

本文試圖探索深圳的虛實與城市發展的邏輯。

本文邏輯

一、規模的虛實

二、增長的虛實

三、城市的虛實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20'，感謝分享】

規模的虛實

近些年，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深圳很早就提出了從「深圳速度」向「深圳質量」轉變，追求城市的高質量發展。但是，經濟增速下降，深圳決策者還是有危機感的。

不唯GDP論並不是說經濟增長不重要，其真正含義是，關注實際GDP，而不是名義GDP。從靜態的維度來看，經濟總量的成色如何，我們需要分析通脹、環境損失和政府債務。怎麼理解？假如兩個城市的經濟總量相同（其它指標也相同），但是一個城市的政府負債率很高，另一個政府負債率很低，那麼前者的經濟泡沫更大，後者的經濟增長更穩健。一座城市想要短期內把名義GDP做大，政府可以借債大量投資基建，但這座城市的實際經濟總量並未增加多少，反而滋生了債務泡沫風險。

我們從實際GDP看深圳的經濟，這個角度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經濟是否存在水分，即透過泡沫看經濟。1990年泡沫危機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其實也是在擠壓過去的泡沫。關注真實的經濟以及真實的增長，我們需要扣除通脹、環境損失和政府債務三個因素。在環境損失方面，深圳有明顯的優勢，經濟增長帶來的負外部性應該比其它城市更少。這裡主要看政府債務和通脹這兩個指標。

先看政府債務。深圳是政府負債率最低的大城市。以政府負債率（政府債務/財政收入）來衡量，深圳的政府負債率6.8%，處於全國城市中最低水平。廣州是19%，上海是22%，北京是30%。貴陽、哈爾濱、昆明、天津、南京、西安、武漢、重慶、蘭州、成都等均超過40%。當然，深圳是財政計劃單列市，不需要向廣東省上繳稅收，稅收留存更加寬裕。

與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的財政狀況更加健康，債務風險更低，隱性債務全部清零（官方宣布），土地財政依賴度低得多，稅收和社保的繳納規模大。以2019年土地財政依賴度為指標，深圳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只有19%，在全國大城市中處於最低水平。上海是28%，北京是29%，廣州是107%，另外，溫州、昆明、福州、杭州、太原、合肥、武漢、南京、西安、佛山、鄭州均超過100%。深圳的財政收入不靠賣地，主要來自稅收收入。2020年深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789億元，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僅為1262.5億元。截至2020年底，政府債務限額1179.5億元，償債壓力不大。另外，2020年深圳社保基金收入累計結餘7245億元。

近些年，一些城市大力使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增長，尤其是一些新一線城市。這種增長的結果是政府負債率高企，同時催生龐大的隱性債務，深圳已宣布隱性債務全部清零。

可以看出，深圳的財政健康、負債率低，GDP中的政府債務泡沫沒有那麼大，同時，財政政策的空間比較大。關鍵的問題是，財政該如何使用，如何使用才有效率。如果實施財政刺激政策，可以短期內把名義GDP拉上去，但這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實施中小企業減稅政策，激活市場活力，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如果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大規模建設福利房，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彌補公共醫療、高等教育的短板，能夠促進城市持續發展。

再看通脹指標。這個指標對深圳是不利的，政府債務給深圳經濟去泡沫，但通脹指標相當於給深圳經濟加了泡沫。這怎麼理解？

我們更多關注的是一個國家的通脹，很少討論城市的通脹。通脹是貨幣超發引發的一種經濟失衡，貨幣超發由中央銀行來控制。宏觀經濟學家通常用消費者價格指數來表達通脹水平。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我們都很難判斷深圳的通脹與其它城市有什麼不同。其實，如今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難以反映通脹水平，深圳與北上廣、一線城市的物價差別不大。在中國，多數信貸都流入了房地產市場，房價可以更好地反映通脹問題。房地產市場的通脹越高，房地產的泡沫越大，這座城市的經濟泡沫則更嚴重。

怎麼來判斷一個城市的房價是否存在泡沫？

以房價收入比（房價/居民可支配收入）為指標，今年年初，深圳的二手房均價是8.98萬/平方米，居民可支配收入為6.48萬元，房價收入比為1.38，北京的房價收入比為0.95，上海的房價收入比為0.85，廣州的房價收入比為0.63。可以看出，深圳的房價收入比高於北上，是廣州的兩倍。深圳與廣州相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太大，但是深圳的住房均價要遠高於廣州。

有人認為，深圳土地財政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少，深圳房地產市場的規模在經濟總值中占比也不高，所以，房地產存在泡沫也不能說明深圳經濟存在水分。

其實不然。深圳是一座金融城市，房產是這座金融大廈的基礎性資產。房產通過金融槓槓可以做大金融資產，高房價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催生更大的經濟泡沫。比如，深圳業主凱恩斯早年按揭買房，房貸還沒還完，但房價已翻了好幾倍，銀行又以經營貸的方式給他做二次貸款。凱恩斯拿到低利息的300萬信貸，然後投入到理財產品、股票市場上。深圳像「凱恩斯」這種業主並不少，他們可以用正在按揭的房產撬動一筆貸款，放大槓槓做投資。深圳很多房子都抵押出去了，房價上漲和信貸槓槓給市場提供大量的資金，這些資金進而擴大了金融資產和經濟規模（名義上）。

數據顯示，深圳住房貸款約占貸款的99.7%，這個數據遠高於上海。上海公布的住房貸款為1.33萬億，房貸占貸款的比重只有60%。深圳的槓桿率也明顯高於北上廣。深圳貸款多於存款，住戶存款1.381萬億，貸款近2萬億。上海的情況與深圳相反，上海住戶存款多於貸款，上海住戶存款2.857萬億，住戶貸款2.22萬億。

所以，房地產泡沫，以及通過高房價加槓桿形成的金融泡沫，是深圳經濟的水分所在，也是深圳需要關注的風險。

深圳政府較低的負債率展現了經濟「實」的一面，但是，從房地產市場通脹的角度，我們可以發現深圳經濟存在「虛」的一面。深圳政府槓槓低，但是居民槓槓率高。換言之，深圳政府製造的債務泡沫較少，但是高房價和居民槓槓給深圳經濟注入了不少債務泡沫。

這就是深圳經濟的虛與實。

增長的虛實

上面是從靜態的角度，看深圳經濟規模的虛實。如今，更多人關注深圳的未來。下面，我們從動態的角度，看深圳經濟增長的虛實，即深圳真實的經濟能否持續增長。

其實，從2012年開始，經濟學界開始大量討論中國經濟增速的問題。有學者提出了「換擋降速」的觀點，認為「新5%比舊8%好」。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從歷史主義出發，對比日本、韓國、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國家的經濟增長軌跡，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隨着時間的推移，其邊際增長會逐漸下滑，目前中國進入了「換擋降速」階段。

這種觀點有一個通俗的類比：人類在百米賽跑上跑進10秒後，邊際速度的提升則迅速放緩。一個國家經過了快速增長期，經濟基數增大，增長空間不足，經濟增速便下滑。

深圳是不是這種觀點的典型案例？在過去40年，深圳是全國經濟增速最快的城市，如今增長空間不足，邊際增長衰退，增速下滑比其它城市更快。這種觀點靠譜嗎？

其實，經濟學的邏輯並不支持這種歷史主義的觀點。假如技術水平不變，投資邊際效率會遞減，經濟增速會逐步衰退。但是，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持續增長，是因為人類改變了技術水平，通過技術創新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

我們再用這種邏輯去看歷史：

在先發國家，如英國、美國，過去幾百年間，技術革命推動着經濟持續增長。從1860年到1914年，這是美國的鍍金時代，第二次技術革命促使美國工業崛起、經濟高增長。二戰後的20年以及大緩和的20多年（1984年到2006年），航天航空、核能、生物技術、半導體及信息技術促使美國經濟較快增長。

後發國家，在二戰後的六七十年代，引入歐美國家的技術和資本，經濟迅速「起飛」。歐美國家積累了幾百年的工業與信息技術，以及大量的國際資本，短期湧入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出現一種集中式的高增長。我們叫「經濟騰飛」，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都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當國際資本和技術轉移的紅利衰退，自主技術創新不足，這些國家的經濟迅速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一類後發國家，如日本、韓國，它們在二戰後也享受了大量的國際技術轉移的紅利，但其自身技術創新也逐步跟上，擺脫了這一陷阱，經濟持續增長，不過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這是因為國際資本與技術轉移的紅利可以引發集中式、爆炸式增長，而自主創新推動的增長相對平緩、平滑。當渦輪增壓逐步消失，增長更依賴於技術創新。這可以理解為「換擋降速」。後來，日本的增長被1990年的泡沫危機終結，韓國的增長被2008年金融危機打斷。

所以，經濟降速論是否成立，不取決於歷史經驗和百米賽跑的邏輯，不取決於哪一類國家，取決於技術能否持續創新。

我們再看深圳的增長軌跡。深圳是中國享受國際技術和資本轉移最多的城市。從80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城市不少，但是深圳發展的最好。這與香港有莫大關係。香港是國際資本與技術轉移的重要通道，深圳的第一批投資、第一批流水線均來自香港。假如深圳過去40年的高增長主要受惠於國際資本與技術轉移紅利，那麼如今紅利逐步衰退，深圳的經濟也自然降速。這個判斷基本上問題不大。

問題是：下降的速度，是像阿根廷、墨西哥、泰國一樣斷崖式下跌，還是像韓國一樣「換擋降速」？我們需要看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深圳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否能夠在紅利衰退時逐步跟上。

深圳，被認為是國家創新型城市，是世界創新創意之都，匯聚了大量的科技企業與技術人才。比如，202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為4.93%；又如，深圳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長期居全國城市首位。

但是，這些指標水分有多大？深圳的技術創新，到底是實是虛呢？

我無法確定深圳的技術在全國、全球是什麼水平，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很難用一個或一系列指標來衡量。但是，有一個邏輯應該是相對可靠的：市場化的技術創新。什麼意思？

跟北京、上海、西安、武漢、廣州不同，深圳原來的科技基礎基本為零，沒有高校、科研基地、沒有國家實驗室，也沒有大型國企研究院。深圳的企業善於「干中學」，從國際技術轉移中模仿、學習、改進和創新技術。這種方式前些年被詬病為「山寨模式」，典型的案例就是山寨機。但是，後來，山寨機很快就消失了。這是為什麼？深圳的電子工廠很快就學會了手機製造，成本下降，質量提升，一些國產手機開始出現。電子技術的持續更新促使深圳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網絡。後來，醫療器械、無人機、直播設備、新能源汽車電子配件等與電子相關產業在深圳興起都得益於此。

這些年，深圳在大力引入高校，但基礎科學非一日之功，與北京上海相比，依然比較薄弱。深圳的優勢還在技術市場化，企業善於技術轉化，最典型的是深圳與北京的合作。深圳企業將北京高校、研究院、科研所的科研成果轉化為技術與產品。這些年，深圳政府非常重視技術轉化。

如果國際資本和技術紅利衰退，深圳的爆炸式增長也會下降，但市場化的技術創新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增長。後者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未來。其實，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的增長並不相悖，從長期來說，持續的增長一定是基於技術創新的高質量增長。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深圳的市場化技術創新能否維持？

城市的虛實

有人認為，深圳的技術創新可以維持。理由是，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每年有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優秀人才揮師南下。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深圳人口增加了713萬人，目前常住人口達到1756萬人。其中，15-59歲人口為1396萬人，占79.53%。從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數看，與2010年相比，深圳由17545人上升為28849人，分別比全國、全省多13382人和13150人。比如，福田區40%的常住人口擁有大學學歷。全國前20強大學的畢業生，有超過20%投奔深圳，北大清華的比例更高。

深圳依然是全國人口吸引力、人才吸引力最強的城市，源源不斷湧入的人才是深圳技術創新的基礎。除了人才吸引力，深圳對資本、企業、企業家的吸引力也很強。這些年，深圳引入了一批企業總部。

但是，我們又可以通過很多現象說明深圳的吸引力正在衰退。比如，不少工廠從深圳遷移到東莞、惠州以及其它城市。其中，還有像奧林巴斯、艾默生等外企、技術型企業。深圳的人才資源還是有優勢，很多企業是不願意遷移的。外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房價和租金太高，進一步抬高了僱傭成本；二是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政策推動。深圳的土地政策是保持充足的工業用地，吸引更多的大型企業、技術型企業入駐。這些年，不少工廠外遷，企業註銷數量也大幅度增加。有些外遷的企業，通過技術上的處理，一部分稅收留在了深圳。所以，從稅收上可能未必能夠完全反應出遷移帶來的影響。

現階段是產業升級政策的艱難階段：小工廠、小企業減少，產值規模萎縮；一些入駐的大型企業、企業總部，如恆大、華為、騰訊、寶能、「坂田五虎」等，面臨了一些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對產值規模以及產業鏈上下游的打擊比較大。華為產值大幅度萎縮，龍崗區的經濟數據便有所顯現。

有人認為，深圳正在丟失過去的優勢：大規模的私人小企業、激烈的市場競爭、反應敏捷的創新創業。但是，另一個觀點認為，深圳的產業升級、總部經濟是必然趨勢。上海是外企總部，北京是央企總部，深圳要上一個台階，成為私企巨頭總部、跨國公司創新總部、大灣區總部。

如今，深圳這座城市，似乎有些讓人看不懂。這座城市，到底是虛是實？

我們需要拋開眼前的一些現象，如大學生湧入、企業外遷、高房價、大型企業產值萎縮等，用一般性的邏輯去思考這座城市的虛實。這個一般性的邏輯就是「經濟為何增長」。薩伊在斯密的基礎上明確將增長之源鎖定在「供給端」。相反，「需求端」製造的債務泡沫，是虛假的增長。供給端如何帶來增長？奧派解釋為人的主觀意圖、行為自由和企業家精神創造了財富；供給學派解釋為減稅、降低市場准入和廢除管制；弗里德曼解釋為讓價格自由發揮作用；新制度經濟學派解釋為有效的制度變遷帶來了技術創新。

從一座城市的角度來看，城市的前途取決於治理的有效性：即是否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以及法律賦予的權利；是否最大程度地保障價格自由、公平競爭與多樣性才能的發揮；是否保障和公平分配公共用品（住房、醫療和教育）——政府負債率低為前提。

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最大的競爭力來自於治理能力。有效治理的城市與國家，大量移民者帶着資金、技術、思想與夢想來到這裡創新創業，同時培養優秀的下一代。一個有效治理的城市與國家具有強大的自生能力，它鼓勵人的多樣性天賦和企業家才能的發揮。

其實，只要做到以上三點的有效治理，我們不需要過度關注這座城市的經濟是增長還是衰退，發展科技、製造業還是金融、房地產，資本用於投資還是消費。

我們用這種一般性的邏輯去理解深圳的虛與實。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它早期的城市治理，主要是開放性的政策，吸引了大量人來到這裡。經過幾十年發展，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平屬於高水平，可能僅次於上海。尤其是第二點，與其它城市相比，深圳的行政效率更高、治理理念更先進，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准入，保障價格自由與公平競爭，鼓勵眾多小企業、小人物發揮才能。深圳是一座缺乏傳統文化的城市，但是一座充滿市場文化的城市。深圳的創新創意與創業源自這種市場文化、移民文化。這是這座城市「實」的一面，也是其崛起的根本。

但是，深圳的城市治理並不是沒有缺陷，深圳的傳統短板是公共資源不足，公共住房、醫療和教育與北上廣的差距太大。近些年，深圳加大財政投入彌補短板，但是在持續上漲的房價面前，這些短板反而被放大，反噬了這座城市的競爭力。比如，高房價帶來的高負債和高租金，透支了居民的消費能力，深圳的社會零售總額甚至不如成都、杭州。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對價格自由、公平競爭、多樣性才能的發揮形成抑制和扭曲，殺傷了過去這座城市的傳統優勢，導致小企業、小人物創新創業的活力衰退。

深圳需要回到城市治理的一般性邏輯上，在土地配置上更加合理與公平，給市民分配更多的居住用地和福利房，給眾多小企業、創業企業與大型企業等同的公平的競爭機會。深圳的財政富餘、債務負擔小，城市治理上可發揮的空間大。深圳正在利用這一優勢適度超前基建，短期內可拉高經濟數據。但是，從長期來看，深圳應該將財政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給企業和個人大規模減稅，讓市場去配置這筆資金，釋放競爭活力，提高家庭收入。這才是有效的城市治理。

作為一名長居深圳的移民者，我還是有點喜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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