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編者按：

在今天的座談會上，我們無疑將重新提起大陸哲學與分析哲學之間的歷史爭端；但我堅信，我們對這些爭端的重演是大有裨益的，這或許因為那些浩繁而難以安撫的至深之聲將從這裡被聽見，抑或因為更豐饒而迂折的行動將從這裡把我們指引到一些尚未到來、但無法退卻的決斷之上。

——@Alan (Dongke Tu)

主持人 / Alan

主講嘉賓 / Fred Evans

主講嘉賓 / Peg Birmingham

首先我想感謝Dongke舉辦了這樣一個關於美國思想界多元主義生態的建立，以及這與中國學界的關係的活動。Dongke是我曾經在杜肯大學 (Duquesne University) 哲學系的碩士生，目前他就讀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那也是我獲得博士學位的學校。所以，世界真的很小。更巧的是，許多年前我在SUNY的時期，我當時的博導是今天剛剛發言的Edward Casey教授，多年之後我們仍然保持着友誼。

我目前是賓州匹茲堡 (Pittsburgh) 杜肯大學哲學系的榮休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很多的巧合和曲折讓我最終落腳在此。1962-1969年，我在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獲得了本科和碩士學位，在那裡我完成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懷特海的心靈哲學》。當時的美國正逢一個動盪的年代，關於種族正義以及反越戰的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我加入了一個反戰國際支援服務組織，該組織將我送到老撾學習語言。我在那裡工作了5年，奇妙的是，我當時離中國非常的近。

後來，我進入了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里賈納大學(University of Regina) 的心理學碩士項目，在那裡實踐了一系列臨床心理學並完成碩士論文《精神分裂症的自然科學和現象學方法》之後，我於1977年秋天被杜肯大學心理學博士項目錄取。這一時期正好與Peg Birmingham當時在杜肯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時間重合。

但我在杜肯大學只讀了一年的心理博士，後來自己決定轉向哲學方向的PhD，於是進入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哲學系並有幸獲得了獎學金。我在哲學博士階段的主要方向是完成對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的現象學批判，並於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在石溪期間，我休了一年假（1981-82年），在位於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 (Bogotá) 的大學以西班牙語講授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的課程，成為該校的訪問講師。在石溪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又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先後於1985-87年在聯合國官方教育機構任教，然後在新罕布什爾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任教一年，其後是三個在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任職多年，最後落腳於杜肯大學任職，在那裡我成為了哲學系的教授，並擔任了詮釋和定性研究中心 (CIQR) 的主任，該中心也是我的創始項目。在那段時間裡，我出版了三本單獨寫的書：

首先是對認知心理學的批判，名為《心理學與虛無主義：一部心靈計算模型的系譜學批評》；第二本書是對後現代民主政治的批判性研究，題為《復聲化的身體》；第三本書涉及民主中的「公共藝術」與「公民性」的部分，題為《公共藝術與民主的脆弱：政治美學論稿》。後兩部著作都是在哥大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發表的。在這些書中我談論了不同的他者、以及不同的聲音體之間的生成性親緣，從而試着對我「復聲化的身體」（multi-voiced body，MVB）這個概念不斷做出擴展性詮釋。每次我踏入一個新的領域，我都會拓展MVB這一概念。另外，還有一本與哲學家倫納德·勞勒（Leonard Lawlor）合著的作品《交織體：梅洛龐蒂的肉身概念》。我現在正在完成的著作是圍繞後形而上學的「聲音」(voice) 概念與世界主義異構政體而展開的——《世界之思：全球性團結的政治倫理》近幾年將發表並出版。

2020年我獲得杜肯大學榮休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職稱之後，雖然退居教席二線，但也一直留在論文委員會工作，並在我希望的時候繼續開設碩博課程。正如我說的，到達這裡是一條漫長而迂迴的道路。

我引用剛才Casey教授的發言：「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使得美國（思想界）由分析哲學取向占據着霸權，蛻變為更加開放而寬容的多元主義取向？」這是個很關鍵的問題。結合我1960年在印第安納大學的經歷，系裡一開始的思想取向是多元化的。我在那裡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

那時學校里很少有一個學位項目能提供比較多元化的課程分布，同時包含分析哲學、歐陸哲學、美國哲學和哲學史。我從分析哲學學起。但我很快發現懷特海，他既是一個研究邏輯學和量子力學的教授，也非常鍾情於詩歌。他並不保持着線性因果論的觀點，他不愛說「樹是綠的」(the tree is green) ，而是說「樹綠着」(the tree is greening)。比起其他分析哲學家來說，這種想法是非常大陸性的。另一位哲學家是羅素。早在1900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懷特海和羅素需要互相介紹彼此。在羅素介紹懷特海時，他對懷特海大加稱讚，但最後卻說他「思路不清」（muddy-headed）；而懷特海德也對羅素稱讚有加，但最後卻說他「頭腦簡單」（simple-minded）。這種「腦子一團漿糊」和「腦子一根筋」之間的對比，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之間的重要差別。而一個多元主義的思想生態則可以幫助不同背景的哲學家之間融貫互通。對我來說，儘管我早期學習了很多分析哲學，但是懷特海德幫助我打開了新的大門，讓我意識到來自不同流派的哲學家們也可以彼此欣賞和深談，這比起分析哲學本身要更加迷人。我隨後開始進入梅洛龐蒂以及現象學的研修。

在印第安那大學，當時的院長非常喜歡分析哲學，而且想塑造一個分析取向的院系，因此他任命了一個分析取向的系主任Tom Langen。這樣一來，當時系裡的6-7位歐陸哲學家於1969年被迫離開了印第安納大學。儘管最初形勢不利，但大陸性思潮和多元主義哲學生態依然在北美如雨後春筍般漸漸生長。離開越戰區回國之後，我便從哲學轉到了心理學。我父母當時驚訝於我選擇去了加拿大進修心理學。因為在那裡有踐行多元主義取向的心理學系，我當時攻讀的里加納大學（Regina University）的心理學系便是這方面的範例。那裡的碩士和博士生擁有參與院系管理的權力，也會在聘用新教職員工的過程中參與決定。我們學生能夠親自決定系主任的人選。學生們在引進新師資與選舉系主席(院長)的事項上，開始享有同教職員工們平起平坐的權利。曾經有一次，學生與教授們一齊通過選舉的方式，聘請到一位偏向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方向的心理學教授，但被系主任和院長私下串謀而否決掉了，院長試圖用個人的決定替代選舉產生的決定。於是學生與教職工們最終結盟，將該院長逐出心理學系。

這是在我曾經就讀的心理學系發生的事情，後來我來到了杜肯大學。杜肯大學的心理學方向和歐陸哲學有很大聯繫。在當時的美國，以歐陸哲學為基礎的心理學博士項目，像是結合精神分析、存在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的心理學專業，是得不到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官方認證的。但是就在不久後事情發生了轉折——1977年，杜肯大學的哲學系成為美國首個以現象學和其他歐陸哲學為核心的哲學系。隨着杜肯大學哲學系在美國哲學協會（APA）獲得官方聲譽和威望（另一位參會者Edward Casey教授在2009年曾任美國哲學協會主席。APA的相關信息請參考上篇推文中Casey教授的發言——譯者注），以大陸性思想為主軸的杜肯心理學系也順勢在美國心理學協會終獲資證。

我隨後離開杜肯心理學系，前往石溪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我獲得學位後便回歸杜肯大學，進入哲學系工作。這已經是2000年以後的事情了。除傳統大陸哲學的主軸之外，女性主義、LGBTQ以及非白人群體相關的哲學研究在杜肯哲學系也頗具強勢。而這一切除了同上面Casey教授介紹的SPEP的發展根脈相連之外，還和我將要提到的美國激進哲學協會（RPA）的發展絲絲相扣。

現在我大體介紹下美國激進哲學協會（Radical Phillosophy Association, RPA）的總體思想生態。RPA成立於1982年，當時北美許多分析和歐陸哲學家都進入到這個組織，他們共事的領域主要是進步政治領域。RPA圍繞對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主義、殘障歧視、環境污染以及所有其他統制話語與權威主義的反抗而建立。在那幾年，我們和墨西哥的激進哲學學者們也有過合作。當時，我們在美國和墨西哥交替舉辦哲學論壇，還出版了一些英西雙語的論文。來自多個國家的RPA成員投入到更激進的思想議題當中，這些議題包括但不限於女性主義、現象學、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理論與環境主義等。其中，比如馬克思主義哲學被正式當作歐陸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被重新賦予了具有激進/進步意味的研討價值。所以我也很好奇，這是否也同樣發生在中國，我指的是傳統哲學思潮（例如馬克思主義）以一種新潮的本地化方式得到重審重解。

最後我希望引用我最近出版的關於公共藝術（public art）與公民性的著作《公共藝術與民主的脆弱——政治美學論稿》(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的前言中的一段來收束我今天的發言（我認為Casey教授比較希望聽到我加談這個，因為他石溪那邊有一個以藝術哲學為主軸的碩士項目）：

「民主始終對它自身內在的一致性進行發難。因此它也默許公共藝術探索出自身的批判性價值，並指明新的價值。但這種對於修正的開放性同時也給那些時不時在暗中削減民主性價值、簇擁權威主義的藝術作品提供了便利。在這兩種互為替代的結果中，為了應許第一種藝術的探索前景並遏制第二種藝術的肆意滋長，我在本書中將提出一系列公共藝術（public art）作為「公民行動」（active citizenship）的評估原則。對這些準則的構建，需要在澄清這種準則的同時對民主本身、公民行動與公共藝術三者進行描證，就好像邊造船、邊開船那樣。而且這些準則的運作必須被投放至靈活且開闊的政治生態中，就像民主自身內在的反一致性運動那樣；而與靜態和幽閉的概念恰恰相反，它們應當擁有被當代大陸哲學家們稱之為『事件/生發』(event) 的那種意蘊。」

我的哲學工作有着政治和美學這兩種向度，是關乎與現行「美式民主」截然不同的一種更為激進的政治-美學存有論。我們在談論藝術的審美側度時，必須同時意識到與審美活動同體而行的政治側度，以防止審美批判本身被轉移話題。

中國觀眾Q1：我的問題收到RPA組織生態的啟發。您剛才提到RPA自成立以來有許多哲學系以外的人士參與。在中國我們其實也有類似的範圍區分，學院派把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哲學活動分別定性為「官哲」和「民哲」，在中文語境裡，後者常常被前者賦予貶義而加以排斥，而前者中以分析哲學及其相關學派為代表的幽閉而僵化的現實狀況有目皆睹卻（因其封閉性）難以撼動。另一方面，我們路標成員中既有許多經受過學院歐陸哲學訓練的「學位獲得者」在爭取一個更加開放而激進的哲學生態，又有諸多非學院派學者的觀點對公共哲學話語也頗有建樹，大家是一個整體。非學院派的大學生、中學生甚至是工人們都在這裡提供了一些令人激動的討論切口。您對我們有什麼建議嗎？怎麼樣讓各方的聲音在不帶偏見的平台上被聽到、被嚴肅思考而不讓那些有價值的非學院派哲學觀點被指責為「非專業」？我們中國有着豐富而龐雜的的民族與階級分布狀況，形形色色的思想也隨之遍布；而如何讓這些林林總總的聲音不失偏頗地被重視起來，便是我們可能需要向RPA學習的地方。

A1 (Fred Evans)：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好。對於RPA而言，一方面我們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不管是從大陸哲學的角度還是分析哲學的角度，比如工會問題，還有工人與種族的交織帶來的問題。RPA定期會有一些社會工作者來將他們的鬥爭內容提上議案。這個和Peg Birmingham教授接下來要討論內容的相似。RPA加入了許多學院外部，非哲學系出身的人。另外，RPA會議的基本原則是，任何人，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都可以平等提交自己論文或論稿給RPA，然後針對自己文案的議題做一個20分鐘的演講報告。20分鐘的時間可能有些短，因為是要給那些沒有學院哲學背景、來自學院外或者其他學科的人提供更加充裕的表達時間和論述機會。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半緊緻、也是半鬆動的公共哲學機體。主要點在於，面對我們當前時代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和生存問題，學院內和學院外的人對此都有同樣舉足輕重的關聯和責任。我們復調主義的思想實驗讓我們能夠接納形態各色的哲學思潮。首先從官方的身份來說，我們是男人，女人，美國人，中國人，黑人，白人，黃種人等；但在這之後，我們就要坐下來討論，我們的多樣性究竟是什麼，是什麼塑造着我們存有論層次上的原始差異，又是什麼讓我們遭受各尺度下的歧視的。

Alan：我們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在當代的思潮形態，例如新儒家和新佛學，雖然我本人對這些不甚精通，但聽說它們對當代政治和美學也有相當程度的響應和反思。而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如何讓我們亘古常新的古代哲學在融貫當代的新思潮、新困境時發揮最恰如其分的作用，就像剛才Casey教授指出的傳統歐陸哲學在美國的「第二方向」（second direction)，以及您讓德里達和德勒茲的綿延-事件現象學在您提出的復調同體（multivoiced body）的觀念和公共藝術的境態下賦予了二度生命那樣。我觀察到，在美國，道家哲學傳統常常和現象學聯繫起來，我也聽聞不少美國學者對莊子的思想很有興趣，特別是莊子的世界論（cosmology）與海德格爾後期思想和梅洛旁蒂「現象場」（phenomenal field）概念之間的內在呼應。但是，您在私下經常會問及您的「世界復調」的思想同中國「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之間可能的哲學聯結。然而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傳統儒學似乎非常提倡抑制禮樂體制外的人士以及女性的生存空間，雖然新儒學似乎顯得更加「進步」，它受到來自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思想的影響，並適當剔除了傳統儒學中的一些威權主義政治符號。這種新思潮曾經在中國的確很熱門，但當下似乎也漸趨黯淡。我們也不得不去直視儒學本身可能始終存有、且尚未被動搖的等級-威權主義根基。因此我認為未來討論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相互「融貫」和「延異」的圖景將會變得很有意思，雖然在思想界（不論是否官方）這個話題尚未被嚴肅討論。

Evans：20世紀60年代有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論著，我記得在那時我也讀過一本關於中西方思想聯繫的著作。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比較研究項。最近，我在撰寫世界主義生存論時，也在比較性地參考東方和西方的一些論述。這時我注意到儒學本身有一些內部爭論，有的強調其與保守主義、威權主義的曖昧不清，但也有的強調其些後結構、後現代主義的成分。

Peg Birmingham：我想要跳入這裡的討論。我曾與復旦大學的白彤東教授共事過。我們在一次小組討論上曾比較性地談及盧梭的權力學說與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其中我們預見了兩種傳統之間對話的可能性。關於我們最近對新冠疫情中哲學生態的討論，他有一些非常獨到的見解，我可以在會後發給你們。他總體上認為新儒家思想的應用能夠更恰到好處地回應當前世界性的疫情危機，他從思辨哲學的向度捍衛一些核心的儒家觀念，對「西方自由主義」提出了一系列來自世界論上的挑戰。

Evans：美國有一位做比較哲學的大陸哲學家Stephen C. Angle，在他的一系列關於新儒學的著作中同樣論證了儒學自身的進步性，包括儒學對抗威權主義的潛在的思想環節，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問題。Casey教授多年前在夏威夷的火奴魯魯參加過一次現象學和儒家思想的會議，會上圍繞這方面主題的政治哲學的討論異常熱烈。中西思想之間的相互通貫和綿延在未來的確頗具前景（promising），而這種希望其實是來自於不同思想機體之間對彼此中的「思想環節」——而不是「思想性質」——進行不斷生成性闡釋，更迭往復。

我也想向主持人Dongke致以謝意，並感激有這樣一個機會直接對更激進的哲學史議題進行討論。

首先我就不說一些太過細節的東西了，我先簡要地介紹一下自己。我已經從事教學30年，我目前也擔任《今日哲學》（Philosophy Today）的主編。我專注於政治哲學和女性主義，特別是阿倫特，我將阿倫特的哲學透射到民主、權力、暴力以及少數群體相關的議題上進行研究。

再次謝謝大家，我覺得我要用一種不同的方式進入這一討論。關於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的對立紛爭問題，它伴隨着我整個本科和研究生時期；而我想談到的是歐陸哲學內部對多元主義的鬥爭如何促成了其整體與分析哲學的鬥爭，以實現更廣泛意義上的多元主義。

我本科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格林灣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Green Bay），當時選擇這所學校讓我的父母有些失望，他們想讓我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這所處於第一梯隊的學校，也是威斯康星大學系統的門面。威斯康星大學格林灣分校（被稱為「生態大學」Eco-U）幾年前已經作為一所實驗性大學開設，致力於研究生態學的各個方面，而我想成為這場實驗的一部分。我本科在格林灣分校期間曾深受Frederick I. Kersten和Gilburt Null兩位教授的影響。Kersten教授是胡塞爾《觀念I》的首位英文版譯者；Null教授則曾在Aron Gurwitsch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Gurwitsch教授去世後，他便轉入J. N. Mohanty的門下。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所屬的哲學傳統可以上溯至胡塞爾、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而是我是這個譜系的第四代學者。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熟悉歐陸哲學傳統，但卻不太了解分析哲學。在我學習的早期，Kersten教授邀請我參加他關於胡塞爾邏輯研究的研究生研討會，他還就他的書《現象學方法》舉辦過多次研究生研討會。我還學習了梅洛龐蒂。Kersten會對我說，去湖上划船，一邊學習現象學，我很享受。我記得有整整一個學期，我旁聽了一門非歐幾何的數學課，Gilbert Null也參加了這門課，他告訴我們，不上這門課，我們就無法理解任何當代思想。我記得還參加過一門為期一年的課程，由Kersten和一位研究悲喜劇的英語系教授共同主講，他們是很好的朋友，卻也在每件事情上都主張不一。關於我的本科階段，我很驚訝的是沒有感受到兩種哲學的明顯分立，而是靜謐地把握到不同學科的廣博學識。

後來，我在杜肯大學完成了哲學博士學位。我入學時，適逢杜肯大學的一些歐陸哲學家分散至賓州州立大學——比如AL Lingis——以及芝加哥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比如研究舍勒的Manfred Frings和研究海德格爾的Parvis Emad）。我在杜肯哲學系期間，John Sallis，Lester Embree（他曾是Kersten教授在新學院大學The New School的學生）以及Wilhelm Wurzer（他是Eugen Fink在弗萊堡大學的最後一任助教）當時都在杜肯大學任教。

提到這些是為了強調無論是我的本科還是研究生階段的教育都歸於我們現在稱之為「經典現象學」的一脈，身處這一傳統下的教授都能合理宣稱其與經典現象學的「先師」有直接的師承聯結。我在芝加哥認識到很多學建築學的朋友；但在匹茲堡，我了解到了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對立，以及杜肯大學與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哲學系之間的對立（匹茲堡大學哲學系擁有美國數一數二的分析哲學研究項目，而杜肯大學擁有美國頂尖的大陸哲學項目）。但在我當時的學習中，卻沒有課程是關於女性哲學家的，比如沒有關於阿倫特的課程；有一個教授開過波伏娃的研討班，但也僅止於此。所以我自己讀了阿倫特，當Kersten教授讀了我關於海德格爾和自由意志的博士論文時，他說：「這是非常典型的阿倫特式海德格爾。」

我曾在紐約市的瑪麗斯特學院（Marist College）任教數年，而後在紐約佩斯大學（Pace University）的哲學系任教兩年。這兩個地方都比較多元，注重本科生的哲學沉思的培養。最後我從1992年開始，來到了DePaul University任職至今。1989年，DePaul University從英國埃塞克斯大學聘任David Krell教授，重新啟動沉寂已久的博士項目，並授權他負責四個職位的人選。在校方的支持下，Krell還可以完全自主決定哲學系博士項目的新方向。1990年，他聘請了曾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跟隨Casey教授學習的Michael Naas，以及來自堪薩斯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Bill Martin教授。1992年，Krell 招錄了我和 Will McNeill 做教授，後者堪稱當今最負盛名的海德格爾作品的英文版譯者，這是他的老師David的評價。經過一系列討論，系內決定完全集中在從多元主義立場培養歐陸哲學博士生。包括注重哲學史學習。我在學校既開設阿倫特和女性主義哲學研討班，又在研究阿倫特哲學的研究道路上，對人權、政治主權、權力和暴力問題越來越感興趣，這些問題也同我在女權主義哲學方面的研究有深刻交集。

從前只有圍繞男性哲學家們的研討，現在則開始出現了聚焦女性哲學家的研討。在我擔任系主任期間（1995年至2005年），DePaul成為了全美第一的天主教大學，這對於哲學系是個好消息，我們增設了很多職位，也包括招募講授拉美哲學和亞洲哲學的教授。這也是我們和復旦大學聯繫的開始。當時很多哲學系的老師們認為女性主義、批判性種族理論不是真正的哲學，而康德、黑格爾之類才是。去年（2020年），哲學系聘請了一位年輕的後殖民理論家Rafael Vizcaíno。讓我驚訝的是，哲學系全體老師一致對這位年輕人及其研究領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而學生們早已就他的研究方向遊說了很長時間，正是學生們的堅持才使這一切的轉變成為可能。向多元主義的轉變以及總是伴隨着這種轉變的干擾。這一轉變與SPEP在20世紀以來的發展沿革可謂是並駕齊驅，今天與會的Edward Casey教授是SPEP的創始成員之一。2001-2004年我榮幸兼職於成為SPEP的執行委員會（Member of Excecutive Committee），2004-2007年擔任聯合總監 （Co-Director）。

然而，如果不是1986年SPEP發生的那場變革，以上兩件事都不可能發生。那場關鍵性的變革發生在我第一次參加在多倫多舉行的SPEP會議期間。在那場會議中，我見證了由Iris Marion Young和Nancy Fraser領導，並被Edward Casey高聲支持的一場「政變」，提議讓SPEP這個組織轉向更具多元主義的開放性步調。會議當場，Young，Fraser和Casey呼籲學會大規模改革，增加一個反映現象學內部多元研究方向的執行委員會，以及一個能反映性別平等的、基於選舉的聯合主任制度。眾學者們應聲投票，而當時「改革派」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因而稱其是一場SPEP的內部革命絕非託詞。

繼續這段歷史：2007年，Casey教授又在會議上要求改革。這次是在匹茲堡，Casey為現象學的一個公開位置發起提名，挑戰兩位由執行委員會選出的提名。這兩位委員會提名都是胡塞爾現象學的研究者。而Casey提名的一位年輕現象學學者雖然熟讀胡塞爾，但也研究德勒茲、德里達和巴迪歐等人。後來在我的主持下，SPEP不斷對女性主義、批判性種族理論、酷兒理論、批判性現象學和後殖民哲學等研究領域變得更加包容和開放，而這些領域只是我們現在每年SPEP項目的常見主題的其中一部分而已。由此看來，1986年的革命從未停止。

我在SPEP執行委員會和擔任聯合總監期間，繼承了Young、Fraser和Ed Casey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們，包括著名的女性主義思想家 Kelly Oliver和女性主義/非殖民主義思想家Linda Alcoff所開創的工作。通過持續不斷的多元主義鬥爭，SPEP已經成為全球最具規模的歐陸哲學年會組織，也更是成為了一個頗具異構性聲調的大陸哲學協會。

接下來請允許我簡要提及我作為《今日哲學》主編的工作，然後再轉到我對正如火如荼開展的當代多元主義鬥爭的一些結論性的想法。我把編輯的工作看作是這場鬥爭的一部分。2015年我從時任《今日哲學》主編David Pellauer手中接過該雜誌的主編職務。《今日哲學》創刊於1956年，DePaul University對其具有所有權，而DePaul的哲學系正是該期刊的根據地。David Pellauer在任期間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從我來看，他似乎對大陸哲學的潛在格局的把握還是相對狹窄了一些。當我接任《今日哲學》的主編時，我決定《今日哲學》的出版工作需要更聚焦於大陸哲學與政治理論、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等等一系列跨界、跨學科的合作，並由此在各個領域內部引發更加廣袤和深邃的討論。而我認為擴大我們期刊理論範圍的最好辦法就是邀請客座編輯，共同製作特刊。我本人特別願意邀請更為年輕的新生學者來做我們的客座編輯。

而對於女性主義哲學而言，重點不應該是區分女性主義的哲學話語究竟屬於「分析哲學」還是「歐陸哲學」；在女性主義話語下細分這兩者沒有任何意義。這種二分原則主要是在方法論上的分別，而女性主義者關注的點則是一致的。對於各種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新興領域而言，歐陸-分析的二分法並不適用。這也回應了我所說的，對多元主義思想生態的爭取，是從歐陸哲學內部一直持續到歐陸-分析哲學之間，並和他們之間的方法論分歧相交錯。

我曾在美國哲學協會（APA）的選舉提名委員會任職過，儘管當時跟我一起在委員會的其他四位學者都是非常分析取向的，然而最終Edward Casey教授被提名，並成功當選APA的主席。隨之而來的是他為APA正式帶來了寶貴的多元主義生態。

總的來說，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誰對誰錯」的爭論是一場陳舊的爭論，已經無法勝任今天的思考任務了。那些仍堅持認為一方或另一方已經贏了的想法，不過是一種表明以喪失某種思想方式為代價的得不償失的「勝利」。在我看來，真正的「鬥爭」是在一個「鬥爭性的哲學空間」（agonistic philosophical space）中爭取一種持續的多元主義之生成。在這個空間中，我們會對適當的方法論、認識形態、經驗性（Erfahrung）、以及對推構式存有論的需求等問題產生分歧，而且這些分歧的討論往往是充滿激情的。這是我們一直將持續的話題。我們同分析哲學的分歧並不在與「誰贏了」這個問題，更像是一對老夫妻在討論「誰在掌權」。

在這個激盪而多元的空間裡，永遠是你們學生們站在最前沿，推動前輩們進行更加開放，更加激進的質疑，更加充分地允許沉思我們這個時代的新興概念。永不放棄，矢志不渝!

挪威奧斯陸大學Filosofisk Supplement雜誌採訪Peg Birmingham教授時為後者畫的肖像。

中國觀眾Q1：您剛談到了女性哲學家的出現，以及性別議題隨着多元主義鬥爭在北美逐漸受到關注。您能否簡要地給出一個對於當今美國女性主義哲學和思潮最為恰當的描繪？

A1 (Peg Birmingham)：在美國，我認為女性主義思潮讓哲學界重新審視和思考了普遍性、存在性等貫穿整個人類思想史的基礎概念。我認為女性主義從整體上打開了一個圍繞這些基礎概念的可商榷和可爭執的話語空間，這就是我上面說的「鬥爭性的哲學空間」，它毅然決然消解着那種傳統「確定性」的論斷空間。我同樣也很好奇中國女性以及剛剛提到的中國新儒學和的女性主義融合的潛力。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圍繞該議題的後面兩段現場對話予以省略——譯者注）

中國觀眾Q2：在上海，我們路標很注重海德格爾（尤其是他的後期思想以及早期和後期的聯結成的思想整體）我們在中國其實總體上並不太了解美國學術界如何接受和詮釋海德格爾。您在演講中提到美國本科生不被倡導讀海德格爾，剛剛您也提到了Parvis Emad教授，我知道他的海德格爾《哲學論稿》的英譯本很優秀。請問美國思想界對海德格爾（尤其是1935年之後的晚期思想）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A1 (Peg Birmingham)：我確實也進行本科階段的海德格爾的教學。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我的導師Kersten的說法，我認為你可以在任何時候閱讀海德格爾而不必事先了解哲學史。對海德格爾的完整思想的把握，必須要同時理解他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以及它們之間的貫通性（而不是分開來看）。我認為他和維特根斯坦並列，是20世紀最偉大的兩位思想家。海德格爾在美國也是最受歡迎的大陸哲學家之一，即便是他晚期思想在美國遠不如早期的《存在與時間》那樣被研究得十分透徹。舉個例子來說嗎，我女兒是在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她們的哲學系非常地分析取向，但她們在形而上學的課上也常常研讀海德格爾。從大陸哲學界來講，海德格爾也是最普遍被研究和思考的哲學家之一。

Alan：補充一下，我認為海德格爾從早期到後期的轉向，與我所從事的音樂與聲音領域的一些前沿問題具有本質性關聯。我認為海德格爾後期哲學是後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指引性開端。因為他從早期對存在問題的追問中對於亞里士多德的logos作為用話語性方式使某物「讓看見」的生存論澄明，過渡到後期對存在問題的一種「震盪性/顫動性的抓握」（本有），我願意把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的轉向稱作一種「聲音性轉向」。當前美國的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的思潮和海德格爾的很多後期思想都有呼應，比如一些「前存有論」（pre-ontology）的思路；我在我音樂領域的導師Judy Lochhead教授去年開設的「新唯物主義與新音樂」的課程中了解到的Jane Bannett的「vibrant matters」這個概念便是個很好的例子。我覺得我們本可以更早些進入後期海德格爾的哲學話語中，只是海氏遺囑規定的出版時間不允許。不過這或許有海德格爾自己的考量和布局在裡面。

同時，我也十分好奇《今日哲學》是否在今後有興趣發表和出版更多有關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的研究文稿（包括我自己將要撰寫的這方面的文章）？

Peg Birmingham：是的。當然有興趣。十分歡迎！

Fred Evans: 讓我接着Peg的問題。當前路標的哲學方向是非常地海德格爾（Heideggerian）嗎？路標同其他的中國的歐陸哲學家的聯繫/互動的狀況如何？若你們稍稍談論這些，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當今中國歐陸哲學之境況。

Alan：首先，雖然我們「路標」（Pathmark）這個名字的靈感來源於海德格爾的Wegmarken這個概念，也擁有很深厚的海德格爾研習傳統，我自己去年也曾在路標主講海德格爾《哲學論稿》的系列研討班，以彌補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的研討空白，但我們也有同樣深厚的精神分析、法國現象學、德勒茲、巴迪歐（甚至是齊澤克、斯蒂格勒）等哲學話語的研討傳統，可謂是「德法兼備」，我們也同時在藝術哲學、政治哲學、後殖民研究等方向上有着紮實的跨學科基礎。但海德格爾的哲學對於我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石之一，我們的許多較為激進的思想主張以及組織內部的團結性都一定程度地建立在他的後期哲學之上。

對於您的第二個問題，我們路標內部許多成員就是來自國內外各個大學哲學系的歐陸哲學學者，有同濟、武大、復旦、多倫多大學、謝菲爾德大學等諸多海內外高校的哲學學者。我在武大完成哲學本科，後來杜肯哲學系的時候是您的碩士生，所以我當然也算作其中一個。我們目前與國內一些主要的歐陸向的哲學系的學者們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但我們也聽說國內有部分研究歐陸哲學的學者思想能力稍稍欠佳，並且與分析向的學者類似，鍾情於小圈子以及操控話語壟斷（其中也不乏有研究德勒茲的學者）。在中國，你無法將自己完全與體制或者說權力機構相疏離。因而我們總體上與所謂的學院派哲學保持着微妙但獨立的關係。

Peg Birmingham：我覺得聽起來挺不錯的。美國的歐陸哲學發展歷程中有一段時期和你們現在的處境有些相似。

Fred Evans：在美國，由於盛行的特朗普主義（Trumpism）以及經濟上的阻滯，現在學術界有一種對人文社科領域的「反衝」式的攻擊，這是我所擔憂的，從我所在的杜肯大學相關學科的資助狀況就能看出來。戰鬥無處不在。我們看看歐陸與分析哲學之間的事情就知道了。我們必須要記住，在大半個世紀以前與分析哲學的戰鬥中我們險些粉身碎骨，但我們現在勢力早已漸漸壯大了，我們也曾經認真的擔心過我們會不會被「趕盡殺絕」。但從現在看，中國的形勢並不太壞，你們似乎沒有遇見我們所擔憂的那種狀況。

Alan：事實上，我們在今天會議開始前收到過不少來自國內外分析哲學人士對我們的攻擊之辭（可在我們現在的正式會談現場，他們卻不見了蹤影，至少到此刻為止是這樣）。但我認為這種情況並不能代表反映出中國的分析與大陸研究交織的一些真實現狀。因為就我所知，許多國內大學的分析哲學家和歐陸哲學家之間其實維繫着較為微妙的交流關係，鮮少直接正面攻擊。他們之間可能自己有一套獨特的溝通方法，這可能得益於中國特有的一些人情世故的傳統，以及這個總體化的學術體制本身對學者間交流密切性的要求。而眾多哲學系的學生對這些紛爭之現實的反應也相對平淡。我本科時候就讀的武漢大學哲學系，就是這樣的例子。武大哲學系擁有較為深厚的中國哲學（國學）、法蘭克福學派（西馬）、西方哲學、美學與宗教學的研究底蘊，但分析與歐陸之間的微妙權衡卻從未停止過。

我的意思其實是說，我們的現狀某種程度上是「福柯式的」（Foucaudian），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與宏觀政治（macro-politics）相結合的話語運作，確保了整體意義上的一種安全策略（secure technology）的實施。在這種策略的運作中，許多進步性學者都經歷過一種自相矛盾的獨特體驗，他們從宏觀地感受到在時間與場合上的論說自由，但在許多瑣碎的地方卻感到處處受限。在中國，你需要同時應對來自更高層的指引，比如政府的贊助或管理。而政策的風向變化也是一天一變的。新的進步性力量往往苟且於政策，你必須在總體線路的劇烈震盪下存活。從而，分析與歐陸更為紛爭的一面在這裡被漸漸分散掉了。

中國觀眾Q3：Fred Evans教授在論稿中說公共藝術應該起到一種述真性的（parrhesiastic）作用，從而對威權主義、資本主義和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等神諭式話語進行鬆土式瓦解。這讓我聯想起了被國內外的公共網絡空間中，網民們創造的許多網絡「梗」（memes），圍繞這些梗形成了某種獨特的討論空間。問題是，當我們討論公眾性的藝術時，什麼是公眾？如果公眾之間沒有共識，如何爭取一個「述真化」的民主？我觀察到，這些梗所塑造的信息流非常之單一，有時候僅僅圍繞一張梗圖的討論，這讓這個區域的公共話語完全扁平化了。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基本的聯結性（unity）作為多聲部討論的前提條件。但你若是讓許多聲音進入，好像公共空間中就再沒有這種聯結性了（或者這種聯結性會漸趨脆弱）。關於這一點各位教授怎麼看？

Fred Evans: 這種情形下，我們唯一的共識就是我們的空間是「開放的」。這樣，商榷和改變才會成為可能。我在論著里講到的Parrhesia（述真）的概念的核心，是需要創造一個「傾聽」（listening）的空間，即「述真化的傾聽」（parrhesiastic listening）；我認為這一點比「述真化地說出」（parrhesiatic speaking）在某種意義上更為核心，因為這是公眾之間打破漠然無殊的自說自話之關鍵。人們的確會在他們自己的個體環境中重複地、甚至會主動選擇式地聽到單一化的意見，他們最終也會從「說」上重複他們所「聽到的」。我認為你這裡所提到的聯結性（unity）首先要建立在一個人必須有傾聽他者的意願的基礎上，即使那個聽者預先知道他可能不同意他會聽到的，也願意留出一個廣袤的對話空間。特朗普的票倉說「對我們的話語不感興趣」，但他們給出的原因卻是「因為我們對他們的話語不感興趣」。這也確實是我們美國的社交網絡上的一些極右組織所利用和操縱公眾話語的關鍵，所以主要在於我們怎麼做才能敞開傾聽的尺度，維繫一種非封閉狀態話語空間，而又不被這些仇恨言論沖昏頭腦，始終持有一種原初性的潛在共識。我認為這也是parrhesia這個古希臘概念的原始意義的一個重要部分。

Peg Birmingham: 沒錯，這種「聯結性」（unity）來自於潛在共識的分享。那些把我們團結起來的可以是某些原則，比如公開原則，比如一致性原則，也比如平等原則。而平等的原則提起了很多「別的問題」，比如剛才Fred提到的平等地「傾聽」與「被傾聽」等等。我曾經認為我們美國當前的問題是，人們並沒感覺「聽到」。但是面向這個問題更深、更加歷史性的根源——仿佛美國在一個多世紀前的內戰時期造成的種族和文化斷裂持續至今，看看那些上個月（2021年1月）嘗試攻占國會大廈的人，和他們背後南方的經濟衰退。種族主義在美國早已病入膏肓，白人男性的統治雖說遭到了挑戰，但他們的所作所為讓一些根深蒂固的頑疾早已超越「公開的秘密」的層面了。我也許不該說太多，但包括系統性歧視和四處激發的形式化的派系對立在內，現行的西方民主有着極度黑暗的一面。

（會議記錄已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