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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開幕式時,張藝謀突發奇想,邀請大山裡的孩子,站在這樣的舞台上,用希臘語演唱會歌。他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冬奧組委的支持。

張藝謀說,第一次聽到這些孩子的歌聲時,包括他在內,大家都非常感動,「孩子們特別的真誠,特別的淳樸」。工作人員為他們的胸前裝飾了喜氣洋洋的虎頭,通過這些虎頭虎腦的孩子提醒大家,這屆冬奧會適逢中國農曆虎年。


文|馬宇平

編輯|張國

題圖|馬宇平

來源|冰點周刊 (id: bingdianweekly)

全場安靜下來,國家體育場5萬多人等着這個時刻: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希臘語的《奧林匹克頌歌》響起。沒有伴奏,這一次,演唱它的是44個中國孩子。

從任何一個角度衡量,全世界正在注視的都算不上是一流的合唱團:4個月前,他們中的多數人剛認識簡譜。

孩子們來自太行山深處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那裡一直屬於中國的欠發達地區,兩年前剛剛消除了絕對貧困。音樂老師從5所鄉村小學裡挑了兩遍,勉強湊成一支兩聲部的合唱團。

挑選這些孩子時,讓孩子們唱一首會唱的歌,唱得最多的是《上學歌》《賣報歌》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經過幾個月的排練,這支合唱團登場了。開幕式總導演張藝謀對記者評價,他很喜歡這些孩子的表演。「我覺得這是天籟之音,它真的是傳遞了我們今天新時代的新面貌——人民的下一代的新面貌。」

籌備開幕式時,張藝謀突發奇想,邀請大山裡的孩子,站在這樣的舞台上,用希臘語演唱會歌。他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冬奧組委的支持。

張藝謀說,第一次聽到這些孩子的歌聲時,包括他在內,大家都非常感動,「孩子們特別的真誠,特別的淳樸」。工作人員為他們的胸前裝飾了喜氣洋洋的虎頭,通過這些虎頭虎腦的孩子提醒大家,這屆冬奧會適逢中國農曆虎年。

學了兩三個月後,12歲的合唱團成員李隆恩還對不上每句歌詞的中文意思。她是團里最大的孩子之一,最小的只有5歲。她聽老師說,這首歌「歌頌強健的身軀和不朽的奧林匹克精神」。至於歌詞中的「溪谷和山嶽」,她再熟悉不過,她在那樣的地方長大,也從那樣的地方出發。

李隆恩出生在一個叫「錢溝」的地方,四年級的顧站豪對「顧家溝」周圍的地形和野生動物了如指掌,他以前上學要沿着土路翻過一座山。這次到北京前,「宋家溝」的李天雨最遠去過同一個鄉鎮的馬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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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佑麟是合唱團里為數不多的去過首都北京的孩子。他被電視上海洋館的廣告吸引,母親帶他坐了3個小時的大巴去了一趟。

對那座大約300公里外、舉辦了兩屆奧運會的城市,他的印象是,「沒什麼山,樹也很少,交通很堵」。

梁佑麟就讀於大岸底小學,學校在貫穿中國南北的207國道邊,用巨大的擋板隔離噪音。路的另一側是山。

音樂老師來選人的前一天,梁佑麟剛結束國慶節假期——騎着自行車在村道上炫技,家裡的兩隻狗跟在後面「護衛」。父親梁剛如今在縣城裡開公交車,有空時會帶兒子用自製的魚竿去河邊釣魚、捉王八,去附近的航空教育基地看飛機和大炮。

梁佑麟喜歡日本特攝電視劇《奧特曼》,長大了想去當兵,「守護和平和正義」。

他對奧運會的了解大部分來自於體育課。2008年,北京舉辦夏季奧運會時,他還沒有出生。他從課堂上知道,北京奧運會的獎牌叫「金鑲玉」;在北京,美國游泳運動員菲爾普斯獲得八枚金牌,是迄今為止在單屆奧運會上拿到最多金牌的人,而黑皮膚的牙買加人博爾特刷新了男子百米賽跑的世界紀錄。

另一名女同學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東京奧運會,她最喜歡鉛球運動員鞏立姣。「她是我們河北人,我覺得她很可愛,」這名四年級女生說,鞏立姣比短視頻平台上那些「網紅」好看。

這些孩子從形形色色的視頻里獲得一些對外界的直接認知。阜平縣全境都是山,學校和村莊嵌在山谷里。梁佑麟的家在眼藥溝村,半山腰上,靠着公路,到學校有三四公里路。

李隆恩家在另一座山的更深處。路不好走,人們沿着河谷底,踩着河裡的石頭出山。夏季暴雨來臨前,家裡要提前儲備好糧食、藥品和水,雨一旦下起來,谷底的積水漫到大腿,人要在山上的家裡困幾天。

種着玉米的小塊耕地分散在山上,人們從山上的水窪引水澆地,經濟作物大多選紅棗,棗樹抗旱,通常只需定期殺蟲。但有一年,連棗樹都旱死了。

錢溝村這個地方有溝,但是沒有「錢」。2012年,錢溝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900元,不及全國農村平均水平的1/8。

父母們都在盡力把孩子送出大山。李隆恩讀一年級前,母親張紅霞帶着兩個孩子到鎮上租了兩間民房,每年租金2000元。她和姐姐可以就近讀鎮上的小學,不用走1小時山路了。

過去幾年裡,中國在減貧中實施了一項「易地扶貧搬遷」的舉措,將這類住在深山裡的居民遷出。一項為此實施的5年計劃完成了960多萬人的遷徙。李隆恩也在其中。她搬到了鎮上,不需要租房了。

對於在北京冬奧會的表演,父母們所知甚少。他們幾個月里只知道「有老師要來學校,然後選一下,讓孩子們唱歌」。

老師選人時,梁佑麟興奮又緊張,他先是不知道要準備什麼歌曲,選定了又怕唱不好。他喜歡參加這種活動。他是這支合唱團里極少數接觸過樂器的孩子。

「能選上更好,選不上,咱就當鍛煉,下次還有機會。」母親趙星寬慰他。趙星在隔壁村當信息員,月收入1500元左右。她曾經拉着兒子去離家40里路的縣城報名繪畫興趣班,想讓他靜下心來。

但梁佑麟最終被一組架子鼓吸引。趙星尊重了兒子的意見。價格是3000元,花了她兩個月工資。每周六,她帶兒子去上課,每學期學費800元。

姥爺「贊助」了一台手拎音響,本來是放在農用三輪車上聽歌用的,後來擺在架子鼓旁,供梁佑麟練習時放伴奏用。有一次,學校舉行兒童節演出,梁佑麟想去表演架子鼓,他去敲了校長辦公室的門,爭取到了表演機會,架子鼓坐着農用三輪車去了學校。

這一次,梁佑麟和來自阜平縣城南莊鎮石猴小學、井溝小學、馬蘭小學和八一學校的70餘名學生,進入了合唱團初選名單。他所在的大岸底小學有7名學生入選,占了全校學生的近十分之一。


2

《奧林匹克頌歌》源自一首古希臘樂曲,由詩人塞馬拉斯作曲。1896年,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首次使用了這支樂曲。後來,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決定,1960年以來的每屆奧運會開幕式,都會演唱這首莊嚴的奧林匹克會歌。

2018年平昌冬奧會和2020年東京奧運會,這首歌曲的表演者都是著名歌唱家。北京打算讓奧林匹克會旗在這些山野孩子的歌聲中升起,是一個挑戰。

「阜平要舉全縣之力,首先就是抽調老師過來。」 縣城裡「最高學府」阜平中學的音樂教師蘇志艷和另一名同事是第一批到達鎮上的「外援」。

八一學校音樂教師高月在網上找到了這首歌曲的五線譜,「翻譯」成第一版簡譜。隨後,在當地支教的北京市崇文小學原特級音樂教師付寶環把簡譜進行了「難度係數調整」,從四個聲部改為兩個聲部,結尾處變成三聲部。

拿到譜子時,蘇志艷覺得太難了。歌曲有三個篇章,比孩子們平日接觸的要長,最難的是,整首歌經常升半個調再降半個調,「曲里拐彎的」。

「即便是經過多年音樂專業訓練的人,組成一個比較成型的合唱團,也需要一段時間磨合和排練。」蘇志艷說。

但當地的音樂教育並不完備。2016年,退休教師付寶環從北京到阜平支教。她原以為自己是負責培訓音樂教師的,到了才發現,她是唯一的音樂教師。

兩所小學共享了一架電子琴,付寶環通常在一所學校上完課,就得抱着琴坐車去另一所學校。她每月能保證給每個年級上一堂40分鐘的音樂課。時間有限,沒法從最基礎的樂理知識教起。只能快速地完成一首歌曲的教學,讓學生「感受到其中的快樂」。

蘇志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選人,在初選出來的學生里選出更適合合唱的。她做過小學、初中和高中音樂老師,「孩子一上眼前就知道他(唱得)行還是不行」。

她記得,第一個走上跟前的孩子,見到老師開始犯怵,沒發出聲來。第二個也是這樣。

蘇志艷決定換一種方式,5個孩子一組,一組一組地唱他們熟悉的歌。

「好,聲音有了,但調跑得找不着家了。」蘇志艷聽完兩組就停了面試,建議先上課。哪個更適合合唱,哪個更有潛力,她上一周課之後會知道。

接下來的一周,孩子們做呼氣吐氣的呼吸練習,學發聲,從唱「do re mi fa」開始練音準。

「他們很渴望音樂,這是最重要的。他會很努力地跟着你學,一遍遍地嘗試。」蘇志艷說。

音樂老師們後來驚奇地發現,那些「讓學音樂專業的人都提心弔膽的」變調處,孩子們幾乎不出錯。他們靠耳朵和記憶力,記下了整首歌曲的正確曲調。

合唱隊員集中在八一學校學習,單獨編班,除了每天5個小時的聲樂練習,他們的文化課一節也沒有落下。團里的二年級學生只有4個,但這不妨礙他們擁有獨立的小教室和課程表。

合唱團在開幕式現場李雋輝/攝

高月是音樂老師也是生活老師,她和孩子們一起住在電教室、機房改造而成的宿舍。剛開始,天剛黑,就有孩子會哭,想家了。情緒會傳染,其他孩子開始跟着哭。一個二年級孩子哭起來,說「想語文老師」,至於語文老師姓什麼她不記得。父母離異,她和媽媽待的時間不長。

其中一個孩子,唱歌唱到一半跑出教室,跟老師說「頭癢」。她頭上生了頭虱。她告訴老師,爸爸在北京打工,媽媽已經給自己用過除虱藥了。老師謹慎地一遍遍幫她用篦子清理,以防止頭虱在團里製造更大麻煩。

入團後,梁佑麟表現得比較平靜,但一到周四就自稱頭疼,需要父母接回家。後來,母親發現那是他因為想家使出的伎倆。

「如果你很想去唱歌的話,就要堅持,」母親告訴他,「這點苦都吃不了,那就別去了。」打那後,梁佑麟每周六天的訓練從未缺席。

他想去北京,讀高中的哥哥梁佑麒反覆叮囑他,機會很好,要好好訓練,不要被刷下來。梁佑麒還希望弟弟能通過這次演出,「意識到學習英語的重要性」。

「『麒麟』,就是寄託望子成龍的心情吧。」梁佑麟的爸爸解釋兩個兒子名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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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1年10月中旬,這所鄉鎮小學裡出現了真正的希臘語。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教師秦燁臻和助教林嘉濠到達阜平,教孩子們希臘語。

保定學院音樂舞蹈學院院長張紅玉也帶着教學團隊到了學校,團隊分兩撥,分別負責上下半周的訓練。

來不及從24個希臘語字母開始教,秦燁臻和助教決定用孩子們最容易接受的方法,用拉丁字母反拼希臘語字母,那看上去像漢語拼音的變形。

為了讓孩子們提起學語言的興趣,也更習慣希臘語的咬舌音與咬唇音,教學樓里的移動黑板上多了一些常用的希臘問候語,比如「早上好」「謝謝」「晚安」。

5年級的王錦洋記得,學校發的歌片上有簡譜和拼寫的希臘語發音,被他翻爛了。他睡覺前都在用希臘語默背整首歌。剛學歌的時候,他唱得不好,放假回家時,他用關鍵詞「奧林匹克頌」或「奧林匹克會歌」在網上檢索,搜到過雅典、北京和東京奧運會上的視頻。其他的隊員也是這麼做的。

從那時起,他們猜測,合唱團的排練可能和奧運會有關。

合唱團成員觀看往屆奧運會開幕式的升會旗環節馬宇平/攝

但老師們從來不提奧運會的事兒。他們對記者解釋,一是怕給孩子們壓力,二是出於保密需要。

一名訓練時沒跟上進度的孩子擔心被刷下來,她哭着跟父親講,「不就是去張家口嗎,到時候你帶我去,他們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唱。」

被老師表揚的時候,王錦洋會想象自己在奧運會的舞台上演唱。「我肯定會去北京的」,他認為。

不過,與運動員通過競爭取得奧運會資格類似,合唱團的孩子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會經歷一個淘汰的過程,會有一部分人不能上場。半個月後,人員就減到了50個。

孩子們問過這個問題:為什麼有淘汰?

北京冬奧組委一位工作人員試着這樣解釋:「你們了解奧運會了,知不知道很多運動員是作為替補的?」

11歲的顧站豪舉手搶答過這個問題:「我知道,我就覺得我們是替補隊員。」他還解釋說,曾有一次集體活動,在他前面的11個小朋友生了病,於是他和其他人就補上了。

顧站豪的偶像是短道速滑運動員武大靖。武大靖比賽的視頻他看過很多次,解說詞都快背下來了。播到衝刺那圈,他站在家裡的沙發旁,邊看邊模仿。

關於奧運,八一學校體育教師李楠在課上講過,「不是每一名運動員都會成為奧運冠軍,但每一位為目標努力的人都值得尊重」。她希望學生們能體會《奧林匹克憲章》中,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提出的奧運精神——「相互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的精神」。

而在合唱團里,蘇志艷告訴孩子們:「合唱里只有我們,沒有我。」

在一個早晨,五年級的徐鴻濤不得不回到原來的班級——他被合唱團淘汰了。他瞥見和自己一起回來的女生臉上掛着眼淚。不過,他強調自己「有點難過,但沒有哭」。

那天開始,對他來說,一次合唱的「奧林匹克」結束了,但另一場「奧林匹克」即將開幕:當天下午,他參加了陸地冰壺社團的活動,那關係到一場校際比賽的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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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地冰壺這樣的運動中,這些孩子已經見識過奧林匹克的威力。2015年,北京攜手張家口市,獲得了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權。自那以後,這些河北孩子接觸的冰雪運動多了起來。農村小學沒有條件建冰場,但開了輪滑課和陸地冰壺課,舉辦了「冰雪運動會」。

李楠專門做了課件,給學生們講奧運會。她發現,一到播放比賽錄像的時候,班裡立刻變得安靜。

關於冬奧會的內容,李隆恩記在了筆記本的扉頁,比如中國選手王濛10次打破世界紀錄,楊揚有59個世界冠軍頭銜,武大靖是平昌冬奧會冠軍。

過去,李隆恩這樣的孩子當然也滑過冰。冬天等着雪下厚了,化了,又凍了,結成一個冰瀑布,孩子們穿着肥棉褲從冰上溜下來。那是他們的冰雪運動。

2020年,在阜平縣八一學校,河北省宣布向農村小學發放10萬雙輪滑鞋,每所學校按最大班容量配給。

穿着這雙「戰靴」,顧站豪參加了2021年阜平縣青少年輪滑大賽。比賽場地是塑膠跑道,他覺得「不如在水泥地上滑得快,鞋都被卡住了」。

那次,李楠帶了13名孩子去比賽,拿到名次的只有兩三人。學生們輸了比賽,躲在她身後掉眼淚。她給大家講奧運冠軍張繼科、劉翔、林丹的故事,希望這些人「對傷病、對比賽的態度,和他們展現出來的奧林匹克精神」能夠產生作用。

陸地冰壺是奧運冰壺項目的普及版。2019年,李楠帶着「進場前沒摸過陸地冰壺」的學生們參加縣裡第一屆陸地冰壺比賽,拿了第一名。學生們只在賽前熱身時「一人試了兩個壺」,李楠根據從體育教師培訓會上帶回來的資料,又在網上找些比賽視頻,給學生講比賽規則和動作。

阜平縣八一學校的陸地冰壺社團在學校食堂訓練馬宇平/攝

第二年,這所學校購置了一套陸地冰壺器材,訓練場地設在學校食堂。天氣足夠冷的時候,學校還用土辦法建造「雪跑道」——老師和家長們把雪收集起來,用車拉到學校的操場上。再租來一台造雪機,保證雪道的厚度。學生們可以穿着輪滑鞋在上面運動。

冰壺比賽的「冰賽道」相對容易,校長們的經驗是,在陸地冰壺的賽道上鋪上一層塑料薄膜,賽道四周立上擋板,然後向中間灑水。水凍成冰後,再繼續澆水……直到賽道能夠舉行冰壺比賽。

因為合唱,顧站豪和4名隊員缺席了2021年冬天的輪滑比賽。李楠安慰他們,「輪滑比賽經常有,去唱歌這件事幾十年都不一定有一次。」

李楠沒有對學生講的是,她和朋友也曾去申請做冬奧志願者,但落選了。她「很想和冬奧會這件事有關係」,很羨慕自己的學生。「如果有機會去參與,哪怕去當一個小小的志願者,當一個簡單的服務人員,都會覺得非常自豪。」


5

其實,第一個接到「北京冬奧組委」電話的阜平縣城夏學區校長劉凱,最先知道演出場地是在「鳥巢」。不過他並沒有告訴學生們。

鳥巢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主會場,合唱團的孩子只在網上見過它。

劉凱記得,2021年9月中旬,他接到一個陌生來電,對方自稱「北京冬奧組委」,想去學校看「馬蘭小樂隊」演出。他怕是騙子,沒答應,告訴對方,「請發函聯繫教育局」。

馬蘭小樂隊在阜平小有名氣,成員來自鐵貫山旁的馬蘭小學。這所小學只有90餘名學生,4年前才有了一名正式的音樂教師。

小樂隊已經成立了近16年。78歲的鄧小嵐是創立者和唯一的指導教師,從北京退休後,她來教馬蘭村的孩子們唱歌。這裡是她的作家父親鄧拓工作過的地方。鄧拓用過的筆名「馬南邨」,就是「馬蘭村」的諧音。

鄧小嵐到村里回訪時,發現「這裡的孩子什麼歌都不會唱」,心裡很不是滋味,決定來教他們。

她從親戚朋友手中「搜刮」閒置的樂器,小提琴、手風琴、豎笛、小號,搜羅來一件就往馬蘭村背一件。剛開始的幾年,村里還是土路,鐵路也不發達,她早晨7點從北京的家裡出發,傍晚才能到達。

22歲的孫志雪曾是小樂隊裡的豎笛手。她記得,在那個雨天會漏雨、課桌後面堆着木柴的教室里,自己第一次按響琴鍵。如今,她已經從北方民族大學音樂學專業畢業,畢業論文是研究莫扎特《G大調第一長笛協奏曲》的演奏技巧。

小樂隊練的有中外民歌《雪絨花》《山楂樹》《送別》等,也有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鄧小嵐按美國民謠《鄉村路帶我回家》的曲子填詞了一首馬蘭村版的《回家》,她希望孩子們長大離開家鄉後,或許能想起這首歌,少一點漂泊感。

樂隊招收隊員不設門檻。只要想學音樂,都能來。但樂隊規模總那麼「小」:老隊員升學走了,新隊員補進來。早些年,孩子們站在自家的豬圈旁練習過小提琴,也在蘆葦茂盛的河谷里舉辦過音樂節。

鄧小嵐想辦法給孩子創造機會,帶他們外出表演。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她帶着馬蘭小樂隊成員參觀過鳥巢。

24歲的劉愛玲是那年參觀過鳥巢的孩子之一,如今在讀大學。她對記者回憶,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知道「地鐵是在地下走」。見到鳥巢時,她的觀感是「和我們村樹上的鳥窩可真像啊」。

現在,又一批孩子要去鳥巢了,這一次是去登台。

隨着排練的深入,入選者們也逐漸猜出了那個秘而不宣的表演場合:奧運會。


6

很多細節都在告訴這些孩子,他們的演出是重要的。隨着冬奧會臨近,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來了,長年在國家大劇院演出的手風琴演奏家也來了。

合唱團成員楊子蕊的姐姐楊子璇是高中生,她很羨慕妹妹的機遇,連着問過好幾遍,「真的是冬奧會嗎?」

楊子璇小時候學過聲樂、架子鼓,在鎮上、縣裡、市里、省會都演出過。她的獨唱保留曲目是台灣勵志歌曲《酒干倘賣無》。有時她會跟着老師去商家慶典現場表演,舞台是皮卡車的後斗。車開到一地,鋪上紅毯,搭好台階。

她囑咐妹妹,登台的時候,要把嘴唇塗紅一點,這樣自己在電視機前好認出她。她還抓緊給妹妹介紹冬奧會的中國運動員,萬一在現場能見到他們。

「因為要保密」,楊子璇沒跟自己的同學說妹妹要去冬奧會。她想着,等冬奧會開幕了,她要告訴所有人。

11歲的楊子蕊在縣裡學過舞蹈,已經考過8級,還堅持上演講與口才課程。她在合唱時的表情總被老師誇獎。最近一次期中考試,她考了年級第二名,「合唱沒有影響學習」。

她的母親讀過大專,如今在井溝小學對面開了家小超市。這位母親說,希望孩子們好好學習,多見世面,將來像舅舅一樣,考上名牌大學,讀研究生。

去北京前,李隆恩跟着母親趙紅霞回山溝里的「老家」放鬆了一天。她搗碎了一袋餅乾做魚食,爬樹、撈魚、放羊都是她擅長的事。

合唱團員在休息日回到村里,躺在蘑菇大棚的保溫被上休息馬宇平/攝

「家」的原址已經復墾為耕地。兩年前,他們在鎮上分了一套四室一廳的精裝修房子,有125平方米。農具沒捨得扔,存在了山頂一間未拆遷的房子裡。

趙紅霞在北京待過幾年。1999年,她還沒結婚,到北京打工,每個月賺三四百元。她用賺來的錢報了西式糕點培訓班。按照計劃,學成後她會留在北京,成為高級飯店或者麵包房的西點師。

但沒學幾天,她就被親戚喊回家,嫁進了大山里,成了3個孩子的媽媽。

她做麵食的手藝沒有丟。孩子上學後,她考取了駕照,開着皮卡車追着集市跑。從網上找貨源,批發箱包,賣「整個城南莊鎮找不出第二家」的款式。箱包攤旁,她做的燒餅供不應求,一天最多能賣200個燒餅,用掉20斤麵粉,每個燒餅賺2角錢。新冠肺炎疫情緊張時,集市臨時關閉,她就到山上打零工,給樹苗刷白劑以幫助它們過冬。

搬出大山,她和丈夫有新的事要愁,家裡喝的水、吃的菜、做飯用的煤氣都要花錢。他們和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樣,能從事的工作雷同。父親們開挖掘機或在工地打零工,母親們在政府提供的扶貧崗位做保潔,或者在家門口的「扶貧車間」做簡單的手工活兒。一名合唱隊員的母親,工作是縫圍裙的口袋,每做一件掙5分錢。

趙紅霞覺得自己這一輩子都在為別人活。女兒要去北京唱歌,她高興,更多的是感到輕鬆。孩子全權交給學校,行李箱、衣服、鞋子,連喝水的水杯都由學校提供,家裡不出一分錢。她也能騰出時間多做點活兒。她不想限制女兒,「有多大力,盡多大力支持」。

帶孩子們到北京演出前,高月向北京來的老師逐一請教,該為孩子們準備哪些物品。她26歲,讀大學時去過北京,沒去過鳥巢。

對於這次表演,她的期待不算太高:「首先希望他們能唱准。然後上台之後,稍微勇敢一點。」

進京前的一個周日,李天雨回到宋家溝,在好朋友祝梓軒家寫完了作業。他們後來爬到山上,從那裡俯瞰,村莊盡收眼底。「感覺這個世界好渺小啊。」李天雨感慨。

祝梓軒捏着石子在地上劃着,對他說:「你都沒見過世界,不是這個世界渺小,是這個村子好渺小。」

在這些山里孩子的奧林匹克選拔中,祝梓軒落選了。他在作文本上給李天雨寫過一封信。「到時候你可要把去表演的故事給我講講,人多不多,舞台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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