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9年確定為基層減負年以來,三年間黨中央聚焦於文山會海、督察考核過多過頻等問題做出一系列決策部署,為基層治理工作減負。但目前基層治理效能的提升仍然深受內卷化困境的桎梏。在此種狀態下,基層政府只能陷入有增長無發展、資源投入而行政空轉的內耗泥沼。
政治學人團隊於2021年12月26日晚在線上舉辦了「基層治理中的減負悖論」大學問研討會。政治學人嗶哩嗶哩B站直播間實時在線觀看人數最高達8000餘人,現場互動氛圍熱烈,嘉賓發言收穫了一致好評並引起廣大學人反思。我們已在政治學人B站平台上傳直播回放視頻,並將在微信公眾號陸續發布嘉賓發言內容的回顧推文,期待您的持續關注!
嘉賓介紹
王伯承

王伯承上海海事大學行政管理系
講 師
發言回顧

在「風險社會」的大環境下,社區無時無刻都在遭受突發事件的衝擊。譬如疫情期間,基層應急壓力瞬間暴增,應急壓力具有突發性的特質,一時間社區難以有效應對,基層承載負荷過重已經成為普遍的事實。為什麼要說風險社會,其實是想說在這個大環境下風險或災害的增量及其處置,以此來看基層負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需要闡釋清楚風險社會的時代特質與基層負擔的關係問題。一是風險的底層積聚。現代社會財富在上層社會積聚,風險卻以顛倒的方式在底層積聚,在這種負向相關關係里,富人可以購買相應的安全特權,對風險的認知更加敏感,面對風險行為更加理性。在風險社會時代恰恰是缺乏風險抵禦資源的弱勢群體——是風險最早的受害者。相應地,他們發現的風險一般是最早的。然而在基層治理過程中,這些弱勢者很難有效發揮自身風險應對的效能——無形之中加大了風險的累積和後續處置的整體工作體量。二是風險的平均分配。所謂權力的優勢群體對風險的轉嫁不可能一直延續下去,在風險面前最終是人人平等的,傳統階級的分配邏輯最終會被打亂,打破階層的界限。從發展趨勢來看,隨着現代風險的擴大,會出現風險分布平均化的局面……那些大肆製造風險的人遲早會自食其果。所以,在風險社會時代,所有人都有參與的動力和「替基層政府分憂」的潛力,譬如吹哨人機制,就很好地體現了普遍意義上的社會參與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意義。三是自反性現代化與風險的無處不在。現代化發展的同時無時無刻不會帶來負面的問題。所以,「基層減負」困局的本質是沒有動員足夠的社會力量的參與,進行相應的分擔,導致基層風險或災害的增量大於減量。
第二個問題,進一步細化風險社會背景下「基層減負」困局的諸位維度,在這部分可以從七點來論述。第一點是平時與戰時。「平」「戰」結合在實踐當中是十分難的,囿於體制機制的問題,更多的是「平」時資源無法調動,「戰」時防禦過度。第二點是預防與救援。應急演練常態化、時刻保持思想緊張。但在風險社會的大環境下,雖然是主動防禦,但實際上後果仍是處處被動,因為風險無處不在。第三點是應急程序性、專業性與大眾化。應急體制機制為發揮應有的效能,存在應急專業人才稀缺且人才流失的問題(譬如待遇過低)。第四點是領導與協調。在基層治理中,行政級別高,就容易解決問題且效果好。但是行政級別高配不是常態化治理應有的狀態,不具有可持續性,不是「平」「戰」結合正常的呈現。第五點是統分問題。在風險社會時代,風險與災害越來越多元。因此強調全險種意欲無所不包,實則落實在各個領域;實際的主管部門則是想管卻管不了,形式主義的任務異常繁重,卻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第六點是社會自主性問題。在西方國家,譬如消防、醫療等風險災害應急隊伍越來越體現為志願者化及職業化,志願者的應急職業技能訓練及實踐已經相當完善,因此中國的志願者隊伍雖然體量龐大,但應急能力在危急時刻能不能獨立有效發揮作用是值得商榷的。第七點是先進科技應用問題。譬如社區新基建中的5G、大數據、新能源、智能化系統等諸多新技術、新設備的投入,很好的地解決了基層負擔過重的問題,但涉及到了倫理、法律邊界、民眾隱私等問題依舊隱憂重重。
觀眾互動
問

在後疫情時代面對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情況,無論是否面對風險,我們的基層治理體系本身是否存在試圖增加基層負擔的內在動力呢?
我們所說的後疫情時代也是在「風險社會」這個架構裡面,不管說後疫情時代與常態化也好,還是說風險社會也好,在當前社會分化日趨深入的背景之下,基層的負擔必然會越來越多。上面所講的這個風險或災害的增量及其處置問題,其實就是解讀「基層減負困局」的一個視角。風險社會時代背景下,基層負擔持續加重的外部表現與這種客觀事實的集中呈現,在農村社區如此,在城市社區,尤其是超大型城市社區則表現的更為突出。

答
編輯 | 柴子曈
校對 | 大 蘭、張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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