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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愛德華·W. 薩義德（Edward W. Said，1935-2003）

來 源：騰訊文化、勿食我黍

本文共計5849字數，閱讀約需要11-13分鐘。


1981年，《國家》（The Nation）雜誌在紐約召集了一次作家會議，它發布了這一活動的公告，而按照我對其方案的理解，留下了未經解決的問題：誰是作家？他或她為什麼有資格參加？結果是差不多有好幾百人到場，把曼哈頓中心區一家酒店的大舞廳擠得水泄不通。這一事件本身的意圖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群體對於剛剛開始的里根時代做出的反應。在我對其進程的回憶中，一場關於作家之定義的熱烈討論持續了很長時間，那是希望在場的某些人應該挑選出來，坦白地說，就是促使他們離開。這樣做的原因有兩方面：首先，決定誰有、誰沒有投票權；其次，形成一個作家協會。結果，在削減成員以便於管理方面沒有取得什麼進展；群情激昂的人們依然為數眾多，難以控制，因為非常明顯，作為反對里根主義的作家而到這裡來的每一個人都繼續作為反對里根主義的作家留了下來。

我清清楚楚記得，當時有人提出一個聰明的建議，我們應該採取據說是蘇聯的態度來定義作家，那就是，作家乃是某個自稱他或她為作家的人。我想，各種問題似乎就此得以平息了，儘管成立了一個全國作家協會（National Writer’s Union），但是它的功能限定於技術性的專門事務，比如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出版商與作者之間的標準化合同。一個專門處理政治議題的美國作家代表大會（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也成立了，但是它被一些人弄偏離了軌道，他們實際上想要它來處理這樣那樣的無法取得一致同意的特定政治議程。

從此以後，在作家界和知識分子界發生了許許多多變化；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誰或什麼樣的人是一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定義已經變得越來越混亂，越來越難以說清楚了。我在1993年的瑞思系列演講《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做了嘗試，但是在此之後又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轉型，而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對自己早先的觀點做了大量的修正，並且有所補充。這些變化的核心乃是一種未經解決的緊張在不斷加深，就是關於作家和知識分子究竟是否可以是所謂非政治性的，如果可以的話，如何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是可以的。悖謬的是，對於作家和知識分子個人來說，這種緊張的困難在於，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已經大大擴展，以至於兩者實際上已經沒有邊界了。考慮到「冷戰」的兩極世界已經以若干種不同的方式重新組裝和解散了，所有這一切首先對於作家身體上的和形而上的位置或立場，提供了無限的變體；其次，如果作家或知識分子的概念本身可以說具有某種一致性和可以單獨確定的意義或存在，那麼，現在開啟了讓他或她去扮演千差萬別的各種角色的可能性。後「9·11」階段的美國作家的角色當然已經在一個很大的程度上擴大了關於「我們」的定義之針對性。

然而，儘管有一大批著作和文章說，知識分子已經不復存在，「冷戰」結束，大部分美國大學向眾多作家和知識分子敞開懷抱，專業化的時代來臨，新興的全球經濟中遍及一切的商業化和商品化簡直已經廢除了那種老式的、有些浪漫—英雄色彩的關於孤獨的作家—知識分子的概念（為行文方便，在此暫且將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稍後我將會解釋這麼做的原因），但在作家—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實踐中，看來還有巨大的生命力，它們觸及公共領域，並且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最近，他們在反對——唉！也有支持——英美聯軍在伊拉克的戰爭中的角色正是與此相關的例證。

在我略有所知的三四種彼此截然不同的語言文化中，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事實上是不容置疑的，部分原因在於很多人依然感到，在當前的混亂之中，有必要傾聽作家—知識分子的言論，把他們看作嚮導，看作正在爭取更大力量和影響力的一種派別、傾向或群體的領導。顯然，這兩種關於知識分子角色的想法有着葛蘭西式的淵源。

現在，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裡，用來表示知識分子的兩個詞是「muthaqqaf」和「mufakir」，前者源於「thaqafa」或「文化」（也就是說，一個有文化的人），後者源於「fikr」或「思想」（也就是說，一個有思想的人）。在兩者的使用場合中，由於暗示着它們與政府之間的對照，這些意思的威信都得到了增強和擴大，因為政府現在被普遍認為沒有信用和聲望，或者說，沒有文化和思想。所以，在像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或敘利亞等國的家族統治的共和政府所造成的道德真空里，很多人要麼轉向宗教信仰，要麼轉向世俗的知識分子（還是以男性為主），尋求不再由政治權威所提供的領導，即使政府善於任命知識分子充當他們的代言人。但是對於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尋求還在繼續，還在為此而鬥爭。

在法語地區，「intellectuel」（知識分子）一詞始終攜帶着一些公共領域的流風餘緒，在那些公共領域，最近先後去世的一些人，像薩特、福柯、布迪厄和阿隆，曾經與非常廣泛的聽眾爭論並推行他們的觀念。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部分大思想家（maitres penseurs）消失了，給予人們的一些滿足和慰藉也跟他們一起消失了，新的過剩狀態仿佛使大量沒有影響力的小人物自從左拉以來第一次有機會自己出來說話了。今天，似乎有一種薩特復活的跡象，而皮埃爾·布迪厄或他的思想幾乎出現在每一期《時尚界》（Le Monde）和《解放》（Libération）的副刊，直到他去世為止，由此我想，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相當高漲的興趣已經俘獲了很多人。遠遠看來，關於社會和經濟政策的爭論似乎非常活躍，而且全然不是在美國那樣的一邊倒的。

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Keywords）里的簡潔表述，用多半帶有消極內涵的力場（force field）來說明「知識分子」一詞，這對於理解這個詞的歷史語義學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同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走出英國的起點。由斯蒂芬·柯里尼（Stefan Collini）、約翰·凱里（John Carey）和其他人進行的出色的後續工作已經相當大地加深和改善了知識分子和作家一直以來所處的實踐領域。在20世紀中期之後，威廉斯自己也繼續指出，這個詞呈現了一系列新的、稍微有些擴展了的聯想，其中很多內容涉及意識形態、文化產品，以及對於有機的思想和學識之接受和生產能力。這說明，英語裡的用法已經擴展開來，吸納了在法國和一般的歐洲語境中已經非常普遍的一些意義和用法。但是，跟法國的情形一樣，威廉斯那一代知識分子已經經歷了那一幕（言辭清晰、才華橫溢得簡直不可思議的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是個少有的例外），並且，從他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里的一些後繼者來判斷，或許已經開始了左派無為主義（Leftist quietism）的新階段。尤其是，考慮到新工黨徹底否認了它自己的過去，參與了美國重新整理世界秩序的活動，由此，就有一個全新的機會來欣賞持不同意見的歐洲作家的否定作用。而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派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還是他們（掌權時期）一直所處的立場，在傳媒界很有優勢，有更多的講壇可以發表言論——比如，支持或批評伊拉克戰爭。

在美國的語境中，「知識分子」一詞卻比我已經提到的這三種話語和討論的競技場都更為少用。原因之一是專業主義和專門化給知識分子的工作賦予了比它們在阿拉伯語、法語或英式英語中更多的標準。在美國，專家崇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嚴重地統治着言論界，在這裡，政策知識分子（policy intellectual）能夠感到他或她在縱覽整個世界。另一個原因是，儘管美國實際上到處都是勤奮工作的知識分子，以他們源源不斷的思想和語言占據電視、廣播、印刷品和賽博空間，公共領域卻如此熱衷於政策和政府的問題，以及有關力量和權威的考慮，以至於任何一個知識分子——他既不為官職的激情所驅使，也沒有野心讓當權者側耳傾聽——的觀念都轉瞬即逝。利和名都是強烈的興奮劑。多年來，我在電視上露面或接受記者採訪時，無一例外都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認為美國應該怎麼處理這樣那樣的問題？」我把這個看作一個標記，說明統治的觀念如何紮根於大學之外的知識分子實踐的核心。我也可以順便說一句，我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絕不回答這樣的問題。

然而，同樣千真萬確的是，在美國，公共領域並不缺乏拉黨結派的政策知識分子，他們有機地連接於這個或那個政黨、遊說團、特定利益群體、外國勢力。華盛頓的智囊團，各種各樣的電視訪談，不計其數的廣播節目，且不說數以千計的報紙、期刊、雜誌——這一切充分證實了濃墨重彩的公共言論如何與利益、權威和力量有關，而後者在整體上的規模和多樣性所達到的程度確實是難以想象的；唯一可知的是，這個整體集中施加壓力，促使人們接受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後福利狀態，這既不是對公民，也不是對自然環境，而是對不受傳統屏障或主權國家制約的巨大的全球化企業做出的響應。美國在世界各地無與倫比的軍事擴展就是這個新的結構所必需的組成部分。這種新的經濟狀態下的各種專門的體系和實踐只是非常緩慢和局部地揭露出來，而政府關於國家安全的觀念是先發制人的戰爭，這樣，我們正在開始親眼目睹一場浩瀚無邊的全景圖：這些體系和實踐（其中有很多是新的，很多是由傳統的帝國體系翻新的）如何組合起來構成一種地理形勢，其目的是慢慢擠壓和蹂躪人類的力量。——參見我現在所能想到的一個例子，伊文思·德茲勒（Yves Dezelay）、布賴恩特·G．加思(Bryant G. Garth)的《憑良心辦事：國際貿易仲裁與跨國法律秩序結構》（Dealing in Virtue：International Commert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我們絕不能被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丹尼爾·葉金（Daniel Yergin）、約瑟夫·斯坦尼斯拉斯（Joseph Stanislas）以及大量此類人等所散布的言論誤導，他們頌揚全球化，讓人相信這一體系本身是人類歷史的最好結果，與此相應，我們也必須注意，以一種不那麼迷人的方式產生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如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所說的後威斯特伐利亞世界體系，可以憑藉人類的潛能和創新而得以形成。現在，有一個相當廣闊的非政府組織的網絡，用來處理少數民族和人權問題、婦女和環境問題、民主和文化變革運動；雖然這些都無法代替政治行動或動員，尤其是抗議或者努力防止非法戰爭，其中很多組織也確實體現了對發展中的全球狀況的抵抗。

然而，如德茲勒和加思業已證明，考慮到很多此類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資金募集，它們有可能被這兩位研究者所說的「善良的帝國主義」 （L'impérialisme de la vertu）定為目標，附屬於像福特這樣的巨大跨國基金，它們是公民道德的核心，先發制人地預防着更加深入的變革和對長期以來的種種假設提出的批評。

當此之際，對照學院知識分子的話語世界——普遍與外界隔絕，行話充斥，毫無危險的爭強好鬥——與周圍的公共領域所發生的一切，可以使人清醒，乃至於驚恐。三好將夫率先開闢了這種比較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學科的邊緣化方面。美國的學院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分離，我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為嚴重；儘管在佩里·安德森為左派所作的輓歌（他以此宣布他出任《新左派評論》編輯）裡面，再清楚不過的是，在他看來，英國、美國以及歐洲大陸所剩餘的英雄人物的萬神殿，除了一個例外，斷然、全然是學院派的，而且幾乎全部是男性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我認為這個說法非常離奇，他沒有考慮非學院派的知識分子，如約翰·皮爾傑（John Pilger）和亞歷山大·考克伯（Alexander Cockburn），或者重要的學院派和政治人物，如喬姆斯基（Chomsky）、齊因（Zinn），後期艾克巴·阿曼（Eqbal Ahmad）、 傑曼·格利（Germaine Greer）, 或者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穆罕默德·希德·阿曼（Mohammed Sid Ahmad）、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 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科納·韋斯特（Cornel West）、瑟吉·哈利米（Serge Halimi）、三好將夫、拉納吉·古哈（Ranajit Guha）、帕撒·查特利（Partha Chatterjee），且不必說令人難忘的愛爾蘭知識分子群體，其中應該包括謝默斯·迪恩（Seamus Deane）、盧克·吉本斯（Luke Gibbons）、戴克蘭·基伯德（Declan Kiberd），還有別的很多人，而這些人肯定不會接受他因為他所謂「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而吟唱的沉重的輓歌。

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參與2000年美國總統競選所特有的新奇之處在於，一個名副其實的敵對的知識分子，用祛魅的、清醒的修辭和策略，競選世界上最有權力的職位，在此過程中，給那些普遍對政府不滿的選民提供了以準確的事實和數據所支撐的另一種信息。這與兩大主要政黨候選人採取的通行模式截然相反，它們含糊不清、神秘莫測，有着平淡乏味的口號，也有着宗教的狂熱，它們得到媒體的支持，而且，悖謬地憑藉其無所作為而得到人文學院的贊同。納德的競選姿態是一個確定的信號，說明世界各國的反對傾向遠未終結和挫敗；同樣的證明還有伊朗的改良主義的高漲，非洲各地民主的反種族主義的加強，如此等等，且不必說還有1999年11月在西雅圖反對WTO的活動，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前所未有的遍及世界的針對伊拉克戰爭的抗議，等等。這將是個很長的序列，而且在音調上（如果它得到充分的解釋）迥然不同於安德森看來推薦的那種撫慰人心的綏靖政策（accomodationism）。就其目的而言，納德的競選也不同於他的對手，他旨在喚起全體公民的民主意識，發現未經開啟的參與制定國家策略的潛能，而不只是貪圖或簡單地贊成那些稱為政治的東西。

剛才我概略地將知識分子和作家這兩個詞彙彼此等同，現在我得說明它們為什麼以及如何歸為一類，儘管它們的起源和歷史各不相同。在日常使用的語言裡，作家，在我所熟悉的各種語言和文化里，乃是創作文學作品的人，也就是小說家、詩人、戲劇家。我想，一般說來，在所有文化里，作家比知識分子更有一種獨特的、也許是更受尊敬的地位；創造性的光環，一種幾乎神聖化的原創性的才能（常常預示在其活動範圍和特性之中）自然產生於作家，卻根本無涉於知識分子，在文學方面，後者屬於批評家，亦即略微有些受人貶低的寄生階層（有很長一段歷史，批評家受到攻擊，他們被看作令人討厭的、喋喋不休的傢伙，除了吹毛求疵和尋章摘句、賣弄學問之外就沒什麼能力）。然而，在20世紀的最後若干年裡，作家在各種行動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知識分子的反抗特徵，比如，對權勢說真話，成為迫害和苦難的見證者，在與當權者的衝突中發出反對的聲音。作家和知識分子相互融合的種種標誌，必須包括薩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案例以及它所帶來的各種後果，包括眾多作家議事會和代表大會，致力於討論各種問題，比如不容異說，文化之間的對話，國內衝突（比如在波斯尼亞和阿爾及利亞），言論自由和審查制度，真相和調解（比如在非洲南部、阿根廷、愛爾蘭等地），等等；也包括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的象徵角色——證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從而賦予那種經驗一種公共的身份認同，永久題寫在漫無邊際的全球記事冊之中。

本文選編自《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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