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虛像與實像：

明治維新的英雄西鄉隆盛為何發動叛亂？

文丨坂野潤治

譯丨沈藝

西鄉隆盛批判1875年（明治八年）9月的江華島事件是日本針對弱國的卑劣挑釁，他在前一年的年底閱讀了福澤諭吉的著作，深受感動。這本書是留法三年後歸國的陸軍少將大山岩送給西鄉的，他是西鄉的表兄弟。西鄉在給大山岩的信中寫道：

感謝您惠贈福澤所著之書。認真拜讀後，實在是如醍醐灌頂。自前幾年起，諸位賢哲已提出眾多海防策略，然而我覺得無人能超過福澤。今後如果還有此等珍貴書籍，請務必惠贈與我。（明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書信，『西郷隆盛伝』第五巻、128頁）

西鄉隆盛在幕末時期吸收了佐久間象山和勝海舟等人的海防策略，此時他竟然斷言，包括這兩人在內，「無人能超過福澤」。

西鄉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戶時代末期（幕末）的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和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

西鄉寫這封信的1874年（明治七年）12月，福澤的名著《文明論概略》尚未刊行（該書刊行於1875年8月）。如果是明治五年二月以後刊行的《勸學篇》的話，倒是有可能入手，但該書內容與「海防策略」風馬牛不相及。如果是福澤的初期代表作——1866年（慶應三年）刊行的《西洋事情》，其中確實有論及「兵制」的內容，但僅僅是與各國歷史、政治、經濟一起列舉的有關「海陸軍」的說明罷了。更何況，送給西鄉這本福澤著作的大山岩從1871年（明治四年）至1874年（明治七年）的約三年間一直在法國留學，剛剛回國的大山岩不可能向西鄉推薦寫作於8年前的《西洋事情》。

福澤的書中只有一本提到了西鄉和大山岩都關注的「海防策略」，那就是1869年（明治二年）福澤與小幡篤次郎等人一同翻譯的《洋兵明鑑》。該書譯自1863年在美國出版的《戰爭藝術概論》（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在《福澤諭吉全集》（第二卷）中收錄的版本共有68頁，全面論述了兵器、編制、戰略和戰史等內容。在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人們還沒有明確區分論著和譯著，故而西鄉所讀的可以姑且算作福澤的著作。

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

本書在這一問題上不再深究，但由此可以看出，因「征韓論」而下野並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認真拜讀」福澤諭吉著作之一的這種姿態，與幕末時期的西鄉形象是具有連續性的。

本書既然以《西鄉隆盛與明治維新》為題，就不可能不論及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南戰爭和西鄉戰死。然而，筆者卻遲遲難以落筆。

坂野潤治 著《西鄉隆盛與明治維新》，沈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此前分六章論述了幕末維新時期的西鄉，他在對外政策上十分冷靜，並且秉持合理主義，在國內政治中也持民主進步的態度。幕末時期的西鄉，與吉田松陰和木戶孝允不同，從來也沒有鼓吹過「攘夷」。雖然明治維新以後的西鄉作為「征韓」論者而出名，但這是後世史家創造的錯誤的西鄉形象，關於這一點已經在第六章論述過了。西鄉對於1875年（明治八年）的江華島事件的批判，就可以從側面證明他並非「征韓」論者。

相信通過前幾章的分析，大家也能清楚地看到，西鄉意欲實現的國內政治改革是民主的、進步的。他在1858年提出的「合縱連橫論」；經過1864年與勝海舟的會談，發展為「公議會論」；最終成為1867年的《薩土盟約》中提出的二院制構想，即公卿與大名組成上院，各藩家臣代表組成下院。那個時候的西鄉曾向英國外交官薩道義論述了「國民議會」的必要性，這一點在前言中已經論述過了。

雲揚號事件又稱江華島事件，是指1875年日本「雲揚」號等3艘軍艦先後騷擾朝鮮釜山、江華島一帶的歷史事件。1875年5月，「雲揚」號等日本軍艦入侵朝鮮釜山，進行武力示威；9月入侵江華島一帶並與當地朝鮮守軍發生衝突，以日本大獲全勝告終。雲揚號事件是朝日《江華條約》簽訂的導火索，最終迫使朝鮮打開了國門。

西鄉不僅以民主改革為目標，而且從熱心吸收歐美文明這一點來看，他也是「進步的」改革者。上文已經明確記述過，西鄉對佐久間象山和勝海舟等幕末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洋學研究者十分欽佩，而本章開頭介紹的西鄉被福澤諭吉的著作深深感動的事例，其實令筆者也感到十分驚訝。西鄉能夠在1871年（明治四年）手握近7000名御親兵，逼迫諸藩廢藩，絕對不是一種偶然。

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居然在1877年（明治十年）2月發起了反對明治政府的暴亂，4月在攻占熊本城的戰役中敗北，9月24日在僅剩的372名殘兵敗將的守護下自殺身亡。西鄉在此前後的形象落差太大，筆者實在沒有能力去描繪這種落差。

但是，凡事並不能僅以結果來做判斷。在幕末維新時期，憑藉一種戰略性的合理主義排除萬難、脫穎而出的西鄉，不可能僅僅因為有372名同伴追隨，就揭竿而起，與超過12000名政府軍對峙。那麼，是不是根據西鄉自己的預判，在某種情況下，他確實有可能戰勝政府軍呢？

西南戰爭發生於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間，是明治維新期間平定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的一次著名戰役。因為鹿兒島地處日本西南，故稱之為「西南戰爭」。圖為西南戰爭時的西鄉隆盛和日本士兵們。

有關西鄉的戰略性預判，從市來四郎帶有日記風格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意味深長的記述。市來四郎是當時島津久光的側近，負責搜集和整理舊薩摩藩的史料。他所著的《丁丑擾亂記》被收錄於《鹿兒島縣史料·西南戰爭》第一卷。

筆者在二十多年前就已讀過這份史料的內容，察覺到從中可以找出西鄉自身的戰略合理性。但是，由於對市來四郎這個重要人物所知甚少，無法判斷該史料本身的可信度。不過，2011年家近良樹嘔心瀝血地寫就並出版《西鄉隆盛與幕末維新的政局》這部大作，市來四郎這個人物的情況得以明了，《丁丑擾亂記》的可信度也隨之提升。根據該書的研究，市來比西鄉小一歲，比大久保利通年長兩歲，曾得到島津齊彬的重用，後來在久光治下的薩摩藩擔任財政負責人，為了籌措軍費而煞費苦心；他在政治上屬於薩摩藩內的保守派，據說曾致力於建立包括德川慶喜在內的新體制（即「大政奉還」路線）。他雖然與西鄉隆盛的政治立場截然相反，但作為同時代薩摩藩的同一世代的政治家一直有所活動，因此他提供的有關西鄉的信息具有可信度。

市來在1877年2月11日，即西鄉舉兵的四天前，記述了如下內容：

（明治）十年二月十一日，晴後有雨，寒冷。（中略）西鄉曰，川村〔純義，海軍大輔〕十有四、五會助我一臂之力，此一人歸附，則海軍全部為我所用；熊本有樺山資紀〔鎮台參謀長〕，如我軍能夠進入肥境〔熊本縣境內〕，則一、二大隊的台兵〔鎮台兵〕大概會歸我麾下。（鹿児島県維新資料編纂所『鹿児島県資料·西南戦爭』第一巻、894-895頁）

坂野潤治《西鄉隆盛與明治維新》日文版講談社2013年版

正如第六章論述的那樣，川村純義海軍次官在兩年前出兵台灣之際已經做好了對清開戰的心理準備，於是向太政大臣進言，請求天皇派遣敕使到鹿兒島請西鄉回歸政府，作為最高司令官（元帥）指揮對清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就如西鄉所說，「海軍全部為我所用」吧。

另外，樺山資紀是地位僅次於熊本鎮台司令長官谷干城的參謀長，眾所周知，在西鄉心腹桐野利秋擔任鎮台司令長官時，樺山資紀曾負責調查台灣的實際情況，政府根據其報告書做出判斷，決定於1874年（明治七年）出兵台灣。如果桐野利秋的部下樺山資紀反水投靠西鄉軍，那麼熊本城的政府軍將失去一半的兵力。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同意西鄉的預判，說「在熊本有五組料理等着享用。在馬關〔下關〕大概會有川村等人迎接我們的汽船吧。我們或許能夠饒有興致地一路賞花而來」。這一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

坂野潤治《未完的明治維新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如果發生了對清開戰這樣的對外危機，海軍次官（大輔）川村純義和熊本鎮台參謀長樺山資紀或許真的會按照西鄉和大山綱良創作的劇本行動。但是，1874年（明治七年）日清之間的紛爭，在大久保利通竭盡全力的斡旋下，沒有發展到開戰的地步。對於1875年（明治八年）的江華島事件，西鄉絲毫沒有隱瞞自己對挑釁弱小國家的軍事行動的憤慨之情。

由此反過來推斷，在西鄉叛亂的1877年（明治十年），日本並沒有遇到陸海軍不得不請西鄉出馬的對外危機。那麼理所當然的是，川村沒有派來前來迎接的軍艦，而樺山也沒有背叛熊本鎮台軍。

西鄉撰寫的劇本完全是依靠外力的，這種計劃僅僅在一年半以前的江華島事件發生前才有可能實現。那麼，在事情的發展脫離劇本時，西鄉餘下的選擇難道唯有在城山同372名追隨者一起自決或者投降嗎？當時日本各地的鎮台不可能輕易向熊本派兵增援，考慮到這一情況，西鄉憑藉自己的力量取勝，即「自力優勝」的可能性並不能說完全沒有。

坂野潤治《日本近代史》新華出版社2020年版

如果只集中從熊本城的攻防這一點來看的話，西鄉軍確實有可能占領熊本城。西鄉軍（步兵約1.5萬，炮兵約500，以及其他人員，合計約2.3萬）從鹿兒島出發，沿陸路向熊本城進發。他們一方面居高臨下地與熊本城對峙，另一方面為防備從博多進軍的政府軍，僅僅在舉兵8日後，就利用山鹿、田原坂、吉次垰、木留村易守難攻的天然屏障完成了布陣。根據政府軍方面的報告，從地形上看，要想突破山鹿與吉次垰的防守幾乎是不可能的，唯一有可能突破的田原坂又有西鄉軍嚴陣以待，「連戰幾日，每天都有五十乃至一百名死傷者」。

司馬遼太郎《宛如飛翔》（全十冊）台灣遠流出版社2019年版，主要以西鄉隆盛為主角，將他塑造成一個英雄

只要政府軍無法突破西鄉軍的防線，熊本城一方就只能忍受圍城之困。雖然熊本鎮台兵堅守在天下名城之中，並且以大炮和火槍迎擊攻城部隊，確實比西鄉等人預想的更加堅勇頑強，但他們面對擁有戊辰戰爭實戰經驗的西鄉軍，根本不敢出城來開展散兵戰。3月13日右大臣岩倉具視寫給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的書信中有一節就描繪了當時的情況：

小生認為，西陲〔九州〕之賊剽悍奮進，一心向死，能對抗他們的大概只有所謂「丸與柵」〔只是從槍眼往外射擊罷了〕了吧，吾等之上策乃以器械取勝。從昨天和今天的戰況來看，他們果然擅長散兵戰、狙擊和白刃戰。雖然我方將校士官平素之能力比其強十倍，但徵募兵難以與其相提並論。（日本史籍協會編『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第八巻、東京大學出版會、16-17頁）

也就是說，雖然政府軍的士官們接受的訓練和積累的實戰經驗並不遜於西鄉軍，但「徵募兵」是自1872年（明治五年）年底制定徵兵令以來才動員起來的，只有短短四年多的時間，因此政府軍除了守城而戰外別無他法。

不過，這些「徵募兵」也成功地忍受了五十餘日的守城戰。城內的糧食非常有限，將兵們每日只有兩頓小米飯和一頓粥，文官及其他非戰鬥人員則每天只有一頓小米飯和一頓粥。即便如此，到了4月，糧食消耗殆盡也只是時間問題。根據熊本城4月8日發給政府的報告，「守城已將近五十日，糧食僅剩十餘日的分量，但還看不到南北官軍前來支援的希望」。

在這種情況下，就連右大臣岩倉具視也認為，守軍只能放棄熊本城，抱着決一死戰的思想準備出城一戰，爭取與逼近西鄉軍後方的官軍合流。他在4月11日寫給大久保利通的信中寫道：

從今日的情況來看，再過一周時間，恐怕就難以保住熊本城了。上文已經提到萬不得已之計，即守城將士銷毀彈藥器械，抱着必死決心突出重圍，與另一邊的官軍合流，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中略）時至今日，即便熊本城一時落入賊人之手，也不足為懼。然而，世上之事一旦牽涉到人心，就不可小覷。（『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第八巻、155頁）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熊本鎮台之所以採取了守城而戰的策略，是因為即便出城迎戰，缺乏訓練且實戰經驗不足的鎮台兵也無法打敗西鄉軍。所謂的「銷毀彈藥器械」，就是為了應對己方部隊全滅而西鄉軍占領熊本城的情況。與兩個月前不同，政府軍已經增加了各地鎮台的兵力，並且盡力儲備城內的糧食，因此，正如岩倉所言，「時至今日，即便熊本城一時落入賊人之手，也不足為懼」。

不過，對西鄉而言，攻陷熊本城後即便是守城死戰，想必也比戰死在城山好太多了。岩倉也警惕道，「世上之事一旦牽涉到人心，就不可小覷」。比岩倉更容易焦慮的木戶孝允早在3月下旬就預想到了熊本城的陷落，並且擔心到了那個時候「須知他的勢焰〔氣焰〕將盛，會滅我方之威勢」。

由此看來，西鄉一度完全有「自力優勝」的可能性。

但是，西鄉「自力優勝」的可能性終於還是消失了。因為政府的新軍團（背面軍）的一隊人馬出乎意料地在4月14日成功進入熊本城，他們是從綠川出發的，綠川位于田原坂的正對面，兩者之間是熊本城。同一天熊本城的報告裡寫道：「不到午後4點15分，一小部分東京鎮台宇都宮分營的士兵進城了。這些士兵是今天早晨從隈莊〔熊本市南區城南町隈莊〕出發，突破賊軍的包圍圈進來的，城外圍守的賊兵終不能敵，紛紛敗走。」翌日，即4月15日，黑田清隆率領的背面軍進入熊本城後，在木留、植木等地布陣的西鄉軍一齊撤退至東邊的木山，他們此前曾阻斷熊本城與正面軍的聯絡長達40天。黑龍會將西鄉看作「大陸雄飛」的先覺者，對其十分崇拜，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由其刊行的《西南記傳》將4月15日認定為西鄉軍事實上的敗北之日，其中寫道：

不得不說，經此天王山一役[3]，熊本城是否會陷落、這場戰爭的勝負如何，已經可以做出判斷了。而從官軍與熊本城之間的聯絡文書來看，此一役確實已經決定了勝負。（中略）故而戰爭的第二階段〔4月15日至9月24日〕雖然與第一階段〔開戰至4月14日〕相比，耗費了更多時日，其實西鄉軍不過是循着第一階段的慣性在抗爭，勝負之分實則早在熊本城之圍被解之時就已經決定了。（黒龍會本部編『西南記伝』中ー二、黒龍會本部、1-2頁）

順便要說的是，筆者至此一直迴避了一個問題，即西鄉為何會發起叛亂。一般來說這個問題應該在本章開頭就提出來討論，但是筆者想先向大家展示西鄉叛亂自有其戰略上的合理性（例如海軍次官和熊本鎮台參謀長的反水），以及戰術上的合理性（熊本鎮台無法守住熊本城）。

以上，筆者論述了自己的觀點，那麼最後不可避免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西鄉究竟為何會走到發起叛亂的這一步，而且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究竟想實現什麼目的呢？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明確看到，西鄉發起叛亂時並不是一點勝算都沒有。從戰略上看，認為中央政府的海軍次官和熊本鎮台的參謀長可能會反水的觀點有其自身的依據；從戰術上看，再過三四天，或許包圍熊本鎮台、等待其彈盡糧絕的行動就會成功了。

但是，僅僅是戰略和戰術上的合理性，並不能說明西鄉發起叛亂的理由，因為發起叛亂必須有其目的或動機。

從本書此前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鄉已經幾乎沒有尚未完成的課題了。他已經打倒了幕府，廢除了封建制度，如果硬要說還有什麼未竟之事的話，恐怕可以舉出兩件：一是常年來提倡的「合縱連橫論」尚未實現；二是1874年夢想的日清戰爭並未發生。

「王政復古」以前的西鄉是一個十分熱衷於「封建議會論」的人，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但是，自從1867年的《薩土盟約》被廢棄、局勢陡然轉變為翌年的戊辰戰爭，西鄉在此後約10年間變得不再熱心於引入議會制了。在1873年（明治六年）的征韓論爭中下野的人里，熱心引入議會制的只有板垣退助和後藤象二郎等舊土佐藩出身的參議。回到鹿兒島以後的西鄉致力於建立私兵組織，而非引入議會制。1874年（明治七年）6月開設的「私學校」就是一個例子。

雖然它取名為「學校」，但其實是直到半年前還作為近衛兵主力的戊辰軍團，其成員都出身於舊薩摩藩。在西鄉麾下參加過戊辰戰爭的筱原國干、桐野利秋、村田新八等人，分別作為槍隊學校、炮隊學校和士官（幼年）學校的教官，負責訓練鹿兒島縣的士族。在那裡，我們看不到那個曾在整個幕末時期為了實現「合縱連橫」而四處奔走的西鄉隆盛的影子。

私學校校址

西鄉隆盛叛亂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清戰爭，這一點與他的特點十分相符。正如上文所說的，1874年（明治七年）出兵台灣之際，政府內出現了想讓西鄉作為元帥重新回到中央、領兵與清朝一戰的動向。雖然西鄉在朝鮮問題上的態度是先禮後兵，逼迫朝鮮開國；但對於與亞洲最強大的國家——清朝一決雌雄這件事，西鄉表現得很積極。

但是，既然留在政府內的薩摩系陸海軍官員本來就對清朝持強硬態度，那麼打着對清開戰的旗號起義就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西鄉手下的得力幹將桐野利秋就是反政府的急先鋒，他號召各地士族自願成為對清戰爭的先鋒，以「幫助當今政府」。對此，西鄉批評道：「實在是貽笑大方。」不過，西鄉自己其實也希望以日本對清宣戰為契機「橫空出世」，激進派的桐野就公然宣稱：「大先生正在等待國有外患的機會，這種說法早已有之。」

如此看來，西鄉並沒有什麼不得不發動內戰以實現的「目的」。他的夢想——打倒幕府，打倒大名，建立近代中央集權國家——全部都已經實現了。西南戰爭是西鄉發動的毫無大義名分的內戰。

依靠軍隊的力量成功完成「革命」以後，政府頭疼的是如何處理「革命軍」的問題。長州的木戶孝允與西鄉和大久保一樣是明治維新的功臣，他認為「兵隊的傲慢恰如病後的毒藥」。而立於近衛兵頂點、統率軍隊的西鄉也寫道，當時就像「在火藥桶上睡午覺」。

西鄉隆盛和薩摩軍團本是近代日本最大的變革主導力量，前後經歷了「王政復古」、戊辰戰爭和廢藩置縣等重大歷史事件，此時卻成為日本近代國家最大的絆腳石。

無論大久保利通如何努力避免在中央政府內與西鄉發生正面衝突，無論西鄉如何盡力安撫私學校的軍人，這種革命的力學作用都無法被抑制住。

1877年（明治十年）1月2日，明治政府着手解除鹿兒島的武裝。上文介紹的鹿兒島的市來四郎記錄了當天的情況：

（政府要求將）磯造船所和火藥所里所有造好的大炮，以及各類必要的器具、彈藥等，全部運往東京或大坂城。一點也不要留下來。大小彈藥只留下必要的量，命令守衛的人加強警戒。據傳，這完全是政府聽說了當時發生的騷動事件而預先採取的防範措施。私學校的同伴們聽說了這件事情，都表現出甚為不平的樣子。（『西南記伝』中ー一、217頁）

因為鹿兒島有可能發生叛亂，於是便將那裡的武器、彈藥都轉移至大阪和東京。即便那是屬於政府下轄的陸軍炮兵分廠的東西，這顯然也是一種挑釁行為。

對政府的這種挑釁行為做出應對的不是西鄉隆盛，而是他手下的激進派人物——桐野利秋。據說，1月22-23日，以桐野為中心的激進派向西鄉施壓，希望西鄉下定決心採取行動。根據右大臣岩倉具視處搜集到的有關鹿兒島情況的報告，不僅是西鄉，就連槍隊學校的校長筱原國干和炮隊學校的校長村田新八，都試圖阻止桐野的爆發。岩倉於2月10日寄給三條太政大臣和木戶內閣顧問的信函上記載道：

1月23-24日，私學校的少壯派軍人突然聚集到西鄉處，迫切請求西鄉一定不要錯失良機，應立即大舉起義。西鄉持完全不同的意見，堂堂正正地主張正確的道理，但是說千道萬，少壯派軍人最後也未被說服，甚至提出不惜被冠以賊名，也應該舉兵。西鄉無可奈何，當場離去，行蹤不明（中略）後來更加不清楚他身在何方。村田與筱原等人同意西鄉的觀點，恐怕主謀是桐野。（『大久保利通文書』第七巻、506頁）

私學校內的激進派因政府的挑釁而怒火衝天，連西鄉、筱原、村田等領導層也只能短時間壓制住他們。然而，1月29日半夜，桐野等激進派人士襲擊了陸軍炮兵分廠，將剩餘的槍支彈藥都據為己有。

雖說陸軍炮兵分廠位於鹿兒島縣內，但好歹是政府的東西。私學校的人們襲擊工廠、搶奪武器彈藥，完全就是犯罪行為，畢竟鹿兒島縣廳受中央政府內務省的管轄。更何況，舊薩摩藩的士族也不全都是私學校的支持者。筱原國干很有自知之明地說道，「跟隨我們的人不足三分之一」。

如果放任事態停留在這樣的小型暴動層面，那麼他們必然會受到政府的處罰。事已至此，就連穩健派的筱原也改變了判斷，認為「應速速着手起義」。筱原在2月3日的幹部集會上如此論述道：

很難說縣內的人心一定向着我們，因而一定要採用計策煽動，否則就會有很多人跟隨舊知事〔島津忠義〕來與我方抗衡。（中略）故而要穩定人心，就應奪取所有的彈藥類物資，將製造所里的官員一個不留地逮捕起來，將持有異議的縣官也全都捆綁起來，然後嘯聚大舉起義。

據說，2月6日在西鄉家裡召開了幹部會議，此時西鄉也同意決然起義。翌日起，私學校兵員們在奪取的陸軍炮兵分廠內「不分晝夜」地製造大炮和彈藥。

1877年2月，在這一時間點上，幕末與明治維新的英雄西鄉隆盛並沒有什麼必須通過發起叛亂來實現的重大目標。但是，當政府將鹿兒島的陸軍炮兵分廠的武器彈藥都轉移到大阪時，桐野等私學校激進派人士受不了這種挑釁，乃至做出占領陸軍炮兵分廠的舉動，到了這種時候，西鄉也不得不反了。正如本章前半部分論述的那樣，一旦決定起義，西鄉軍不論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乃至戰鬥能力上，都盡力做到最好。

1868年（戊辰年）的「倒幕」戰爭，發生戰爭的雙方分別是代表天皇的天皇軍和代表德川慶喜等幕府將領的幕府軍

然而，這場叛亂與10年前的戊辰戰爭不同，它並不是起因於什麼所謂的「大義」，而「大義」是西鄉一直以來十分看重的。1877年9月24日，有160名兵將在城山戰鬥到了最後，最終西鄉與他們一起告別了這個世界。滿打滿算的話，這一年，西鄉4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