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劉海峰教授

文 | 沈登苗，獨立學者

作者授權發布

前幾天，在「科舉學與考試研究」微信公眾號上，看到了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劉海峰和其弟子韋驊峰博士撰寫的《「科舉學」的出現、進展與前瞻——劉海峰教授訪談錄》（以下簡稱《訪談錄》），原載《中外論壇》2021年第二期）一文。

這既是我所見到的劉海峰教授頗具個性化的學術自述，又是比較全面的對近三十年來「科舉學」的歷史回顧，以及對該學科未來的前瞻。

文章高屋建瓴，信息量甚大，讀後受益匪淺。

在這數萬字篇幅的《訪談錄》中，作者提到的學者之間的私聊似乎僅我一人（詳見附件一），對此我感到非常榮幸。又由於該文提到的我與劉老師的那次交流的內容，似乎涉及到人的「終極關懷」，這就引起了我對那次心靈溝通的回憶，覺得有必要呼應。下面，除了對那次杭州相聚的確切時間等修正和補充外，首次披露劉老師曾經推薦我到科研單位工作的一段學術佳話。也藉此機會表達對古道熱腸的劉老師的再次感謝。

我對中國科舉制度的興趣產生較早，並於1995年與「科舉學」的倡導者、時任廈門大學教授的劉海峰（詳見附件二）取得聯繫，開始時我們是用傳統的書信方式溝通的，2003年我上網後，就改用郵箱通訊。其間，我曾就《也談天一閣藏明代登科錄——與駱兆平、李大東先生商榷》（載《浙江學刊》1998年第2期）、《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載《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等論文的撰寫多次向他請教，他每次必復。還向我贈送過自己的專著——《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科舉制與「科舉學》（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寶貴的是，劉老師還向我提供過數份連國家圖書館也沒有收藏的海外文獻（當時國家圖書館「館際互借」部門承接對外有償服務，我曾向國圖收集複印資料六七百份，內也有海外文獻）。這有助於我在學術視野上立足於前沿。此外，劉老師還在多種場合，尤其是向他的弟子推介我。

記得在有次通信中，我曾用以下的志趣來自勉：如果說您從理論上探討科舉制度的方方面面，我則以實證來揭示科舉制度的客觀性、公正性與智力性（大意）。而事實上，2005年劉老師在《書屋》上發表的《為科舉制平反》一文，拙作《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他就是作為「實證」來引用的。

我與劉老師第一次見面是科舉制度終結百年的2005年9月，由廈門大學召開的首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從《訪談錄》獲知，劉老師是2020年的高考第一天接受採訪的，他說「大概在8、9年前」，也就是說在2011-2012年之間，與我在杭州再聚。地點確實是杭州，確切地說應該是浙大西溪校區附近的某賓館，但劉老師把時間記錯了。

2006年6月13日左右，我接到劉老師的電話，他說自己接下來幾天，將在杭州的浙大開會，如果我有時間，咱們杭州見見。具體情況他在電話里沒說。由於前年的廈大會議上，作為會議的東道主和召集人，劉老師特別忙，實際上我們沒有私聊，這次他主動約我，正是我專門請教的好機會，我就答應了。正好，那幾天我們單位要去杭州向業務單位送楊梅，我安排了車子，於6月15日左右，在杭州辦完公事後，於晚上專門去他下榻的酒店等候，也順便給他帶上2框楊梅，那天我們大約聊了兩小時。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也不是記性特別好的人，但為何能回憶出具體的時間呢？

第一，上海（嘉定）中國科舉博物館是2006年初成立的（詳後），並在當年十月舉辦了第二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慈谿的楊梅採摘期是六月份。

第三，慈谿的企業，有年年向業務單位送楊梅的習俗，而在2006年前，我們企業一般是6月20日左右開始送的，而2006年，楊梅上市比往年約提前了五天左右，作為業務主管，為便於今後的操作，我把那年送楊梅的起始日記下了。

因此，由於特殊的年、月、「日」，儘管相隔十五年，我對那次向劉老師討教的時間還能記憶猶新。

見面寒暄後，他就開門見山地對我交待了這次相約的主題。他說，海內外首家以科舉為專題的上海中國科舉博物館已在嘉定成立，他是該館的名譽館長，欲推薦我去那裡工作，所以宜當面徵求我的意見。我對他的推薦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我當即謝絕了他的好意。我謝絕的原因，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今天，我仍清晰地記得，那天我大致是這樣回復的:如果早有這樣的意念（即想進入體制內），我就堅持不到今天。我的內心獨白是，這種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期望越高，往往失望越大；心裡掂記着進入科研單位，如果沒有機遇，就會失去繼續堅持的動力。

我是1980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後立志讀書的，但真正有時間專攻學術，是1995年以後的事，好在這期間我讀了當時國內能讀到的幾乎所有關於人才學方面的論著，對成材之路有自己的理解。故我真正開始學術研究時，就先把自己做了這樣的定位：走傳統的「耕讀」之路，即自己養活自己和家人，謀生之餘，有多少財力（買書和開會等）和時間供自己研究，就做多少研究，不求任何名利，包括進入體制。

溫飽之外，一無所求。正是這樣的理念，使我在為學術而學術之路上堅持到今天。同時，人貴有自知之明。雖然我當時在學術上已入門，除了科舉，還在「倭寇」研究和學術評論等方面都出了不俗的成果，但我不一定能適應體制內開展研究。因為迄今為止，我的探索內容主要可分為以下兩大類。一類是別人不願費時去做的。我寫論文是不計工本的，寫一篇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掌的文章，常常會花幾年的時間，如《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明代雙籍進士的分布、流向與明代移民史》（載《歷史地理》第20輯，2004年）、《論明初吉安在中國歷史人文地標中的獨特地位——以科舉為中心》（載《科舉學論叢》2021年第一輯），每篇都要花三四年時間（當然，若干時間是重疊的），這在體制內可能會量化考核不合格。

另一類是體制內的學者不宜碰的課題，如「文革」題材等。當時我的興趣已經轉移到「錢學森之問」上，正在構思以「院系調整」為突破口，對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文教決策做比較系統的反思，而正如同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高華先生的境遇一樣，我深知，如《打破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院系調整——以中國現代科學家於院系調整前後在高校的分布為解讀》（載《大學教育科學》2008年第5期）、《雙重斷裂的代價：新中國為何出不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之回答》（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6、7、8、9期）、《「兩個估計」的真實內容和「版本」歸屬——基於史料層面的澄清與反思》（載《社會科學論壇》2019年第4期）等成果，是不會給單位「加分」的，而我自己倒有可能落筆時會猶豫，這就有可能背離自己的「初心」：我從事學術研究可以不要一絲一毫的回報，但我的思想絕不接受外界的束縛，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以體現人生價值。長期形成的這種理念，使得即使能改變自己學術環境的機遇降臨時，不用思索我也會選擇放棄。

解決了這個討論的主題，我就詳細地向劉老師介紹了我的生存及求學之經歷，其中談到，1998年的時候，因連續三四年的日夜苦讀，使自己勞累過度，深感四肢無力，且經常頭暈和一直想睡覺，去醫院檢查後，醫生確診是腦供血不足，叫我充分休息。我的身體向來不錯，聽醫生這麼一說，被嚇壞了。我當時正在寫《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係》一文的最後一稿。敝帚自珍。如同劉老師提出「科舉學」後充滿期待一樣，我對這篇付出多年心血的論文也滿懷信心（事後也果真如此，如果以中國知網上目前的「被引」數來衡量，堪稱科舉學或歷史人文地理學方面的比較經典的論文）。此時此刻，我心中默默地祈禱：老天如果想叫我走，請允許我寫完這篇文章，那也不枉此生了。

話音剛落，就引起了劉老師的強烈共鳴，他說他也有類似的經歷。這就引出了《訪談錄》中劉老師那席發自肺腑的心聲：「1992年之前我就想過，萬一哪一天我還沒正式將『科舉學』發表出來，我就坐飛機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此一定要把「科舉學」提出來。所幸後來「科舉學」的論文順利地發表。」

坦率地說，十五年過去了，今天如果沒有看到這段文字，我也想不起劉老師講得具體內容了，但我一直記得一個梗概，劉老師回應說，假如有一天他坐飛機走了，請允許他先完成正在寫的一篇（部）論著（因為這個「假如」我曾籠統地給朋友講過）。現在看來，我的記憶與劉老師的敘述基本符合。

相對於享受院士待遇、國際知名的劉海峰教授，我的學術成就不能與他相提並論。但是，作為學者，假設處於生命的盡頭，放不下的都仍是學術，這一點我們的心靈是相通的。或者說，學術是學者的生命，無論體制內外。

附件一

劉海峰、韋驊峰:《「科舉學」的出現、進展與前瞻——劉海峰教授訪談錄》，《中外論壇》2021年第2期第177-211頁。

……

那篇論文在1992年底正式發表，當時我就知道科舉學提出來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將來一定會成為一門非常重要的專學。雖然當時還沒什麼人意識到科舉學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預見到它將來會有很大的發展。所以我深知要將「科舉學」提出來、發表出來，這樣大家才會開始注意到科舉研究的重要性。如果萬一沒有提出來，那還是蠻可惜的。獨立學者沈登苗對科舉學很感興趣，大概在8、9年前，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學開會，他專門從慈谿來杭州，和我探討科舉學問題，其中就提到我為什麼會研究科舉學，如果沒提出科舉學是不是很可惜？因為90年代初以前的一段時間，民航飛機經常出一些問題，還有不少劫機事件發生。1992年12月我參加全國教育考試科研研討會，我們會議報到的前一天就有一架客機在桂林墜毀。如果早一天來，可能就有會議代表在那架飛機上。所以我回答沈登苗說：1992年之前我就想過，萬一哪一天我還沒正式將「科舉學」發表出來，我就坐飛機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此一定要把「科舉學」提出來。所幸後來「科舉學」的論文順利地發表。但是我自己想過，如果自己不提出，也可能過很多年都沒人有這個想法。但因為科舉研究十分重要，且成果日益豐碩，實際上「科舉學」的提出，有客觀存在的需要，也可能遲早會有其他人提出。

……

附錄二

劉海峰教授簡歷

劉海峰，1959年9月出生於福建龍巖，祖籍福建惠安（現泉州泉港區）。1977年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88年在職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任教。現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雙一流」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委員會主席團主席。擔任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名譽館長、上海中國科舉博物館名譽館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科舉學與高考改革，是科舉學的首創者和高考改革穩健派代表性學者。已出版著作36部，其中個人著作有《科舉學導論》《中國科舉文化》、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等14部，第一著者或主編出版《中國科舉史》等著作21部。獲部省級一等獎11次、二等獎6次，其中包括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3次、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1次、全國教育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次。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300餘篇。

2021-10-22晚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谿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楊玉聖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以此破解「錢學森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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