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學州自殺風波中,新京報成為被網暴的對象,網暴的理由是它對劉學州生母的採訪,傳達了「劉學州要買房」這個(後來被劉本人否認的)信息;網暴成員以此為依據,對劉學州發動了第二輪攻擊(第一輪攻擊在他宣布尋親後出現,罵他扮人設)。新京報被認為要為劉學州的輕生負責,因為沒有做到平衡報道。
網暴者沒搞清楚的是,有關這一落點的視頻報道發在新京報「我們」視頻欄目的官微上,至今還在。這些憤怒的人還沒弄清楚的是,在新京報報道生母之前,紅星新聞已經有過報道,且有劉學州的回應。但網暴的矛頭指向新京報,而不是紅星新聞。
新京報的這一則新聞是否符合新聞報道規範,還被某些傳播類公號拿來作為選題,請來一些人討論。但這個討論的質量是很糟糕的,一是這些人不具備討論此一報道恰當與否的中間立場,二是他們對新聞學理論的匱乏,產生了新的誤解和誤導。
從新京報「我們」視頻的原報道看,這是一條符合社會新聞規範的報道,對於無法採訪到劉學州作了說明。對仍處在發展進程中的社會熱點,新聞機構以系列報道的方式呈現,這個是很正常的報道手法。所謂平衡不夠的問題,是莫須有的詭辯。
對於新京報遭受網暴這件事,許多人給予了反擊,斥責網暴行為本身,同時也提及整個新聞環境的變遷。寫作此文的動機,不是繼續駁斥「網暴」這個現象,新京報實際上也不需要更多的辯護,而是希望提醒諸位,注意一種新的網暴動向及其生成機制。
「網絡暴力」似乎看上去都一樣,可如果將其放在不同的維度下審視,會發現新和舊的差別不是一般的大。舊的網暴多發生在微博上,最為常見,從始至終都在微博這個「容器」里;而新的網暴汲取直播平台的戾氣,而後轉戰微博,網暴成了跨平台的上下游關係。
得益於平台之間的「網絡隔斷」,直播平台一直游離於主流的輿論之外。雖然機構媒體近年來經常從直播平台尋找選題,而後在微博等傳統輿論空間傳播,但直播平台與微博輿論場的疏離是明顯的。然而,這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似乎正在崩塌。
直播平台的內容被「囚禁」在平台生態圈,以其低門檻的製作便利,聚集了中國最廣泛的底層民眾,成為演出與觀看的活躍空間。這個空間似乎是不問政治的,底層的生活方式展示成為最大賣點。直播平台似乎在遠離輿論場的地方,野蠻生長為躍躍欲試的力量。
此前的手札,曾將媒體粗略劃分為「熱鬧的媒體」與「權力的媒體」兩大類,直播平台因其內容被搜索引擎極大地壓制權重,所以只在平台內部演化,雖然熱鬧但限制在輿論場之外。而微博、微信、門戶網站等媒體,在信息布局中享有不同的權力等級,直接影響輿論。
直播平台與傳統輿論場之間的禁制,首先被機構媒體的選題點狀突破,兩下有了有限的、可控的互通。接下來,網暴則開拓了更寬闊、也更粗暴的通聯關係。直播生態中培育的底層情緒,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微博,成為無名無姓卻無法忽視的輿論基礎情緒。
傳統的網暴展露出肉眼可見的傳播領袖,以傳播領袖—一般用戶的二級傳播方式動員,但在劉學州這次的網暴中,等級動員制被群氓的密集陣取代,相當於分工明確的獅群攻擊被毫無二致的螞蟻齧咬取代。如果還像從前那樣泛泛地討論網暴,盲區會繼續擴大。
從直播平台生成的網暴原動力,在人們對網暴的傳統理解下得以偽裝,但就新的網暴原理看,問題在微博,根子則在直播平台。這種原動力對監管的挑戰是明顯的,後者對「互通互聯」帶着即刻滿足的熱情,卻會助長直播平台的網暴「黃巾軍」長驅直入。
就像新京報再遇到網暴一樣,機構媒體或強調媒體屬性的平台,自然也會從這股網暴新動向中最終生成新的問題意識:一開始是不自覺地利用直播平台作為選題池,再後會驚覺引入了挑釁性的輿論新勢力,進一步攤薄專業媒體的版圖,輿論成色隨之劇變。
「熱鬧的媒體」藉助網暴在輿論場的「拓殖」行動,逐漸向「權力的媒體」滲透其影響力。在這樣的坐標下,劉學州事件中對新京報的網暴,恐怕不能視作湯蘭蘭事件中網暴新京報、澎湃新聞的簡單重複。因為網暴中人、基本情緒和邏輯機制都有改變。
新的網暴動向對理中客來說也有挑戰,那就是他們的憤怒、反省、求真的討論等等努力,很可能會與這股網暴合流,難分伯仲。因為後者討論所對應的理性理智、問題意識與時代背景,已經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網暴以一種奇怪卻又合理的彈性囊括了他們。
一件事在什麼情況下會發展成輿論?過去討論的是輿論對新聞的僭越,現在要面對的則是直播業對輿論此起彼伏的「管涌」。考慮到直播這一內容生產自帶的底層邏輯,可以想見,未來輿論的構成會大不同,那種以為只要做愛國立場的束縛即可,恐怕對細部的觀察欠奉。
而對那些志在捍衛新聞職業榮譽的人來說,對於在一個民粹色彩更濃厚的輿論狀態下工作,恐怕要有一個更充分的心理準備。在輿論場的內容愈發窘迫時,直播平台送來的情緒支援,將繼續壯大我們的匱乏,局中人似乎也只能從這些弱點出發策劃周全。
題圖當代水墨,作者@禿頭倔人(李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