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 | 周濂

來源 |群學書院

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我非常喜歡張維迎老師的一本書《理念的力量》，可以說是感同身受。為什麼？因為每當有人語帶嘲諷地問我，說：「你們學哲學有什麼用呢？」我就會回答說，我們學哲學的雖然看似無用，其實是有大用，所謂無用之大用。現在張維迎老師給我提供另外一個說法，就是理念是有力量的。

說到理念的力量，我經常會舉一個例子，法國大革命的時候，當民眾攻陷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巴黎南郊的凡爾賽宮，路易十六驚慌失措之下問道：「什麼？造反了嗎？」當時的波爾多公爵回答他說：「不，陛下，是革命」。造反與革命，一詞之差，不僅是語詞的轉換，更是觀念和理念的革命。

還是這個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當他身陷囹圄的時候，據說在夜半人靜之時，他說了一句話，他說：「是這兩個人消滅了法國。」他說的這兩個人一個是盧梭，一個是伏爾泰，都是哲學家。

所以，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死後葬在倫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兩句話，第一句話大家耳熟能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第二句話大家同樣耳熟能詳：「從來的哲學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後面這句話我不是特別的認同。為什麼？因為馬克思本人正是通過解釋世界來改變世界，如果不是因為他發明了「剝削」、「剩餘價值」這些概念，全世界的無產者怎麼可能會聯合起來去推翻這個舊世界，去建立一個新世界？

當然，正因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為理念可能讓我們上天堂也可能使我們下地獄，所以就應該讓每一種理念和觀念在公平、公開和自由的環境下面暢所欲言。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1939年秋天，當時二戰激戰正酣，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他的學生馬爾康姆（Norman Malcolm）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兩個人閒聊的時候說起一則八卦消息：德國政府正在譴責英國政府煽動一起謀殺案，謀殺的對象是希特勒。

維特根斯坦評論說，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我也不會驚訝。馬爾康姆反駁他說，這種行為跟英國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這種爭論本來是無傷大雅的，但是維特根斯坦卻非常生氣，他們本來是好基友，但是從此之後，維特根斯坦跟馬爾康姆割袍斷交了。

過了五年，馬爾康姆已經離開英國，到美國的太平洋艦隊上服役，這時候他收到維特根斯坦的來信，終於了解了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會生氣。

在那封信里，維特根斯坦是這麼回憶他們的爭論的，他說：

我對維特根斯坦這句話印象極其深刻。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因為知識的普及和資訊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毫無門檻接觸到各種各樣抽象的、玄奧的哲學理論和莫測高深的超級概念，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就是那些「危險的語句」。

但是，正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如果人們非但沒有因此養成謙卑的習慣，學會鞭辟入裡，小心謹慎地分析，反而藉此贏得了知識上的驕矜，隨心所欲地濫用這些危險的語句，那將不止是對哲學的踐踏，而會戕害公共討論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識感。

除了要警惕超級概念的濫用，還要警惕政治語言、軍事語言的濫用，以及網絡語言的濫用。

我覺得我們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種各樣暴力語言，有的來自於政治語言的濫用，打個比方，鬥垮斗臭、拳頭產品、主打，等等。有的來自於網絡語言的污染，比如屌絲、矮矬窮、白富美、高富帥、正能量、元芳你怎麼看、你懂的、逆襲、基友（我們也經常用）、坑爹、拼爹、尼瑪、跪了、打醬油、碉堡了、表叔、房妹、綠茶婊、也都醉了。

暴力的語言、粗糙的語言必然會導致暴力的思維、粗糙的思維。

奧威爾說，思維的淺陋讓我們的語言變得粗俗而有失準確，而語言的隨意的零亂又使我們更容易產生淺薄的思想。在我看來，這種僵化、暴力、粗糙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是對思考的仇恨，是對思想者本身的恐懼。

如果說清晰、準確、有邏輯的思維是走向觀念革命的第一步，觀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現在語言和表達上。

還是奧威爾的原話：抵制不良英語並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職業作家所應該關心的事情。那麼同樣，在我看來，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因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我們是通過語言來定型我們的思想，通過語言來塑造我們的情感。

最後我想花一點時間談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現在還記得我7歲的時候，那年夏天的有一天，突然我們三線廠的喇嘛暫停了紅色歌曲的播報，用沉重、悲痛的聲音開始播發悼文。我當時坐在門口跟小夥伴在玩兒，我媽把我一把抓進屋裡，跟我說從今天開始，三天之內不准在公共場合大聲說笑。為什麼？因為我們慈祥的宋慶齡奶奶去世了。

我當時不明就裡，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媽的解釋。多年以後才認識到，嚴格說來，我媽給出的這個解釋並不是一個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覺上的鍛造和情感的規訓。慈祥的宋慶齡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鬧當然是錯誤的行為，這是一種無需任何推理的直覺判斷，就像我們看見鮮花會愉悅，聽到「癌症」這個詞我們會心悸。

從小到大，我們都是在各種各樣情感暴光反應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愛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後建立起了一一對應的情感反應。語言和情感就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被加工，被消毒，被馴化。哪怕多年以後，我們知道農民起義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亂象也有美德和制式，舊社會不一定是萬惡的，可能還有溫情脈脈的一面。但是那種深入骨髓的情感反應仍舊揮之不去，以至於一旦有人想挑戰我們根深蒂固的情感反應，就像根本上否定我們自己，這是自我認同的一種東西。

大衛·休謨說過一句話：「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發現讓我們感到有些沮喪的事實，哪怕你費盡口舌，試圖通過理性的論證去說服或者改變一個人，但你會發現，即便你把他說得啞口無言，你仍然無法真正地說服他或者改變他。在這個意義上說，理性是情感的一個慢動作，理性是情感的馬後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隸。

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我們不僅應該重視理念的力量，還應該關注情感的力量，應該關注情感的教育。因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變一個人的根本路徑。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過《意志的勝利》這個紀錄片，這是1934年德國著名的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受納粹邀請拍攝的片子。

我看《意志的勝利》，總會想起奧威爾另外一句話，他說：「正步走是世界上最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衝轟炸機更令人感到恐怖，這是一個赤裸裸的權力的宣言，相當明確而刻意存在於其中的是這個靴子直衝我們臉龐而來的景象，它的醜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因為它正在宣稱的是：『是的，我很醜，但是你不敢嘲笑我』。」

「我很醜，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覺得奧威爾的這個觀察非常入木三分，但是光有恐嚇還不夠，墨索里尼說過，所謂法西斯主義，首先是一種美。

由此可見，權力要想贏得敬畏除了霸道、混不吝之外，還要懂一點美學原理。我猜想在觀看黨衛軍隊員正步走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被整齊劃一、無懈可擊的力量所震撼，同時也會被其中所蘊含的所謂莊嚴的、肅穆的美感所魅惑。而只有當你真正接受到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情感上的薰陶，你才會意識到它的丑而不是美。

所以，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右是左，他對權力的態度是喜還是惡，他的生活是有趣還是無趣，除了事關理性、理念、觀念，更大程度上是情感教育和審美趣味的問題。

英國一個著名哲學家懷特海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

什麼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處？這個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學問題，我認為它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淺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經驗之中。

當然，這裡所說的日常生活經驗，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經驗，真實的生活經驗，是免於恐懼的生活經驗。用哈維爾的話說，就是生活在真實中。真實地生活，真實地說話，真實地思考，真實地寫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會。就像我們的古人所教導我們那樣，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獨行、有恥且格。

不久前，有一個朋友給我留言說，正直的生活是有代價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這句話讓我沉默了很久，我當然同意他的說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說，其實不正直的生活同樣是有代價的，同樣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

張東蓀先生在幾十年前說過一句話，他說：「專制者不僅在於政客貪贓枉法，肆意妄為，而在於人民多恐懼之心，偽詐卑賤之習。」

我經常向我的學生推薦一本書，那是一個著名的古典學家依迪斯·漢密爾頓寫的，書名叫《希臘精神》，裡面有一段話我非常喜歡，願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說：

這種對心智的熱衷，對美的喜愛，對榮譽、對溫文爾雅、對禮貌周到，對微妙情感的珍視，我們曾經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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