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漢斯-約阿希姆·馬茨(Hans-Joachim Maaz) 德國心理學家從心理學的角度批判地評價發生於1989年10月的社會變革——被稱為德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和「和平革命」——是很重要的。這種視角在記錄歷史時常常容易被忽略,因為歷史不會從中得到本質性的豐富。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是一種極端的偏見,它可能會導致令人不快的知識得以保留——那些「革命者」們可能尤其對此感興趣。那些從「現實社會主義」總圖景中得出的、和「轉折點」事件聯繫在一起出現的解釋,歸結於一種重要的結論,即:根本沒有發生革命!雖然有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但人的心理結構至今都未被觸動,以至於社會變化既不能完全脫離人,又無法在人心中植根。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了,受屈辱受壓迫的民主德國人民已經基本上重整秩序並迅速適應,也找到很多生活的方式,使自己適應並且生活得並不差。雖然氣氛很壓抑而且缺了什麼,但人們還是吃好喝好,有收入,生活有保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得其樂。人們在自己的國家感覺良好,知道哪兒是自己的港灣,總體上循規蹈矩。這種成功的適應還包括跟討厭的強權周旋並明哲保身。這一過程雖然並不輕鬆幽默,但人們還是不遺餘力,用那種德國式的一意孤行的雄心,來努力拓展強權許可的自由空間。在爭取「小富」即安的生活中時間被分配得很好,因為從來都不是要什麼有什麼,那些可實現的願望還是有待實現,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德國馬克就逐漸成了嚮往的對象。我們生活得不差,於是,那些自我傷害、束縛、約束的和環境破壞的惡果不再成為話題。「現實社會主義」的一切領域都被逐漸地損害,這已不再是秘密,並且伴隨着幸災樂禍之情被大眾所接受。對社會進行發展或革新的力量和精力也消失不見。與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情形相比,沒人還相信會出現一個「柏林之春」,與波蘭的團結奮鬥相比,德國人更多的是嚇人的冷靜,甚至是令人不安的搖頭,可能因作為代償方式的富裕市民的自豪感,可能因罷工而陷入危險。哈費曼、巴羅、亨里希是少數勇敢的特立獨行者的代表,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性分析,是政治反抗的餘波。民主德國沒有人真正地做好了、或有針對性地做好了面對「轉折」的準備。雖然當權的領導層和一代人出現更迭,但人民更多的是在消極地等待,而不是將可預料到的危機當作一次真正的政治權力變更的機會。恐懼使人民喪失了活力,而小市民的田園理想則削弱了改革的決心。儘管如此,幾乎沒有人能設想,怎麼能忍受埃貢·克倫茨這種人作為國家領袖;這個「加冕王子」被視作一個破敗的統治家族公開的私生子。烏布利希或昂納克都沒有成為國家領導人的狂熱追求,但他們還保有共產主義者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傳統,所以至少在自己的人生中,多少為民主德國的成立作出了貢獻。這些大人物並沒有天生或後天形成的權威,他們必須被宣傳成人民的榜樣,因為人民大眾本身就缺乏傑出的能力。但這些手腕畢竟只在少數無可救藥的、思想僵化的盲從者和激進的狂熱主義分子之中獲得了成功。他們僅憑口才就在「高層議員」中贏得了巨大反響:烏布利希含糊不清的薩克森口音招人反感並令人蒙羞;對於昂納克,大家還抱有憐憫,他通過很多社會主義、德國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調調勉強矇騙過關——而克倫茨江湖賣藝式的虛偽激情和神經性的冷笑則招致眾口一詞的否定。當克倫茨接管大權時,我坐在一家青年俱樂部里看電視,幾分鐘以後他的演說就受到了嘲笑和失望的鄙視。這個人沒有威嚴了。壓制性的機制和官僚主義的後果影響了一個值得信賴的有能力的上升階層和領導階層的成長。精神上不受人尊敬的權力階層似乎已經被他們能幹的」子女」置於危險境地,而且一個等級森嚴的體系恰恰無法培養出自信的、有創造力的領導人,最多只有虛榮的追隨者和投機分子罷了。沒有對權威的批判性分析,就沒有人會是權威人士,也不會成為權威人士!如果這種聽天由命的無所謂能讓一切都輕鬆一點,又何妨不幸災樂禍一下呢,看看即將進行的領導層換屆怎麼進行,看看會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人能作為德國的領導人。所以當昂納克交出大權時,在民眾中引發了普遍的恐慌。這個「可憐的」男人不能辭職,這會將他最後的尊嚴喪失殆盡,這已是內心虛弱的典型症狀。當「轉折點」到來時,這個國家已存在了40年之久,正是中年危機時期,這段時期通常會出現生活錯誤,這錯誤會給予人懲罰。新的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不再陷入對法西斯罪愆的反省而無法自拔,而「反法西斯」鬥爭也不再是他們親身經歷的英雄事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先輩」不再有精神上的敬畏,而是開始質疑來自壓制教育的專制。此時,反抗日漸式微、死板和愚蠢的等級專制,與處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解決日常可見的專制(父母、幹部、專家)之間的矛盾衝突相比,從根本上說要容易得多。民主德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預言的那種更好的生活,也只能為那些體制寄生蟲們提供偽宗教式的信仰,因為現實永遠表現出這種生活的不可信性。從歷史眼光來看,這可能是這個體制最無恥的行徑,也就是將社會共同生活最高尚的人類價值以這種方式加以濫用並破壞殆盡,以致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聲名狼藉。對「反法西斯」這個詞我也始終打個引號,因為在民主德國不存在真正貫徹的反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言論是一句純粹的、然而又是蠱惑人心的空話,成了宣傳性的立法條文,又恰好為法西斯的性格特徵掃清了障礙。這些特徵又被歸類到那些所謂的「反法西斯」英雄的行為中去了,否則的話,他們就永遠不能建立一個新的全權主義、藐視人類的反動體系。關於在社會圖景、人類行為和內心靈魂的結構方面令人驚訝的相似性,我已經談過了。所謂「一貫的」和平政策已成為毀滅性的心理運動和生態毀滅的隱身衣。民主德國潛在的敵意之所以沒有爆發,是因為那些和法西斯主義持相反態度的人上台了。如果說以前精神畸形的壓力抵禦了內心困境的話,那麼現在則相反,暴力的牴觸則上升為國家教條,並且為體系自身的瓦解做了準備,而這一切則會在這之後被英雄化為「和平革命」。於是,著名的「無暴力」運動和災難性低調收斂——尤其受到教會的高度表揚,除此之外也會得到歡呼——給這個「精神病人的起義」、一次純粹的轉折點照亮了道路,人們從臣服於道德墮落的老邁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壓制,轉而臣服於德國馬克的統治。民主德國徹底解體有很多原因:首先是領導階層的墮落和有公信力的新權威的極度缺失。由於出逃、驅逐出境,幹部們不再通過能力和威信,而是依靠投機獲得升遷,使得這個國家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衰落了。「反法西斯」宣傳在新一代人身上也不能再引起負罪感。現實社會主義的理想最終因其狹隘而日漸式微:大眾如此悲慘地被拘留在「最大的德國集中營」,所謂自由、社會公平、(內心的)和平和民主又該如何成熟呢?這一切都將內心的團結瓦解了。於是,真的出現了為大眾規劃並準備好的拘留營,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且外面是戈爾巴喬夫和其新思維改革。大家越來越確信,俄羅斯坦克再也不會開過來了。緊接而來的「布拉格之春」也沒有帶來什麼影響,整個社會陷入了極大的困境。沒有能力去發展,因為自身僵硬病態的性格結構,自身的教條化對社會體系進行了還擊,這遭到民眾不加掩飾的幸災樂禍:「向蘇聯學習,就意味着學習勝利!」幾十年來民眾被反覆灌輸要將蘇聯作為榜樣,這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而現在民眾卻被教導要遠離蘇聯的開放的新思維改革!通過禁止對事實進行真實報道的蘇聯周刊《人造地球衛星》,我們虛假歷史的荒謬性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體制的自身可信度受到了深深的動搖。就連最讓人信服的列寧主義者也陷入了困惑:他們要麼得保持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忠誠並批判蘇聯事件,要麼則反之——這樣一個棘手的悖論只有通過自身的麻痹才能擺脫,誰也不想把這種悖論推導成會明顯帶來麻煩的紛爭。可是,那些追求名利者和追隨者的思維結構幾乎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自己全部的人生謊言就像一個用卡片堆成的房子那樣被推倒了。我從東德人那裡了解到,最小的黨派都已經分崩離析、岌岌可危了——本應被嚴格遵守的黨紀和權威的機構已經失靈了。但是大多數同志正是藉此契機,急切地擺脫了因內心迷茫而導致的內心缺陷、自卑感和不自信。「兄弟」國家聯盟的負擔很重。波蘭人民以工會為首,進行了團結一致的勇敢反抗,匈牙利安靜卻矢志不渝地堅持自己的道路,使得民主德國陷入一種越來越尷尬、幾乎是毫無出路的境地。他們必須關閉東部邊境,或者提高自由出入的經濟門檻。因被困而失望的民眾越來越激動、憤怒,在馬祖里、但澤、波蘭的塔特拉山脈地區連最基本的自由也沒有,這最小的自由現在在布達佩斯和巴拉頓湖由於缺少外匯也無法實現了。社會主義鄰國的變革、它們小心翼翼的自由化和對西方開放,同時加劇了民主德國畸形發展的主要症狀之一:出逃和離境之潮。本文選編自《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注釋從略,題目為編者所擬定。推薦購買原書閱讀更多內容。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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