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核員的處境需要被看到、被改善。
最近的B站不太平。
1月中旬，一名男性麻醉師在B站直播了一名女患者做婦科手術的過程，該賬號被多次警告及切斷後，最終被永久封禁。
緊接着，2月初，B站一名25歲審核員「暮色木心」，因大面積腦出血經搶救無效，不幸離世。外界質疑他的猝死是審核工作壓力大、加班頻繁所致。
這兩起事件均與「審核員」有關。
審核員是互聯網大廠背後的特殊人群，他們就如「互聯網保安」，24小時「巡邏」，及時攔截那些血腥、黃色、暴力、詐騙等違規內容，如果攔截不及時，就會出現「男麻醉師直播女患者手術」這類事件。
截至2020年底，B站有2413名員工屬於內容審核崗，占公司總人數的27.9%。也是在這個時間，字節跳動總人數破10萬人，其中內容審核員超2萬人。以這兩家為例，審核員人數超過大廠總人數的20%。
2020年7月，我國人社部聯合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統計局正式向社會發布，將互聯網信息審核員認定為新職業。
工作關鍵、數量龐大、新職業……這些僅是審核員的一面。隨着這次B站審核員猝死事件的發生，審核員真實的工作狀況被更多人所熟知：
他們需要跟公司簽訂保密合同，不能與外界提及具體的工作內容，猶如互聯網大廠背後的隱形人。
同時，他們又被稱作「線上的富士康流水線員工」，月薪僅有4k—5k，工作量卻很大，一天需要審核超過2000條視頻，中間僅有的「喘息」機會——上廁所、吃飯、短暫休息，都被記錄反映在工作量的圖表中。
此外，他們還會因為長時間審核大量暴力、自殘、噁心惡俗的畫面，「噁心到吃不下飯」「晚上做噩夢」，不得不配備心理諮詢服務。
審核員的糟糕處境，跟這個崗位的特殊性有關，但本質上是互聯網公司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勞資關係問題。簡而言之，審核員的處境跟大廠的「壓榨」不無關係，而審核員處境的改善，依舊要從大廠身上找辦法。
今天這篇文章，小巴不再贅述審核員的艱難處境，而是希望從更宏觀的維度，來探究審核員處境形成的原因以及解救的辦法。
將時鐘撥回至二三十年前的傳統媒體時代，審核員有一個更高級的名字——「總編」或「編輯」，他們起步於記者這類基層崗位，用自己豐富的從業經驗，審核一篇稿子的好壞與去留。
在21世紀的前10年，貓撲、天涯、貼吧等論壇盛行的BBS時代，審核員則是「版主」「網管」這類崗位的從業者，他們有權決定帖子的去留。
無論是總編還是版主，曾經的審核員是屬於少數人的職位，還因為手握內容的「生殺大權」而備受尊重。
而今天互聯網大廠背後的內容審核員，數量上出現爆發式增長，入職門檻低，薪水少，地位更是跌至互聯網大廠鄙視鏈的底端。
如此大差別的背後，是因為內容供應鏈變了，在這個自媒體時代，人人皆是創作者，只要開通賬號就能上傳圖文、視頻、音頻。
創作自由的另一面，是混亂不堪。草根創作者魚龍混雜，內容極大豐富，龐大互聯網世界的秩序，很大程度上依靠這十萬數量級的審核員來維護。
當然，相比總編的精細化審核，今天審核員的工作簡單粗暴得多，他們只需要根據平台的規則，快速掃視每一條用戶上傳的圖文、視頻內容，然後點擊「推薦」「限流」「刪除」「下架」等字眼，簡單而機械。
不過，在最初幾年，互聯網信息的爆發式增長，並沒有相對應量級的審核人員配比。
新聞網站主編、互聯網分析師葛甲告訴小巴，起初，平台並沒有足夠的動力做審核，審核意味着「刪稿」「下線」，這對創作者是一種約束，某種程度上會勸退創作者，導致創作者流向其他平台，而平台與平台之間是相互搶奪創作者的。
換言之，互聯網秩序感的建立，並不完全依靠大廠自發主動，更多的是來自外界力量的推動，其中一個主導推力是來自監管層面的約談和處罰。
以今日頭條為例，僅2017年就因傳播低俗信息、傳播媚俗之風八卦信息、違規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等問題，被多次約談。也是從2017年開始，今日頭條開始大量擴招內容審核員。
「審核員擴招並成為社會話題，是平台出現顯著的內容違法違規，被採取行政處罰以後開始的」，市場營銷專家、大學生就業創業導師張棟偉指出，尤其是2018年以來，多個平台被約談和處罰，這暴露出當時的技術算法能力對違法違規內容的識別能力有很大欠缺，為彌補漏洞，平台開始大規模招聘審核員，用海量人力來補齊技術短板。
據財新報道，2018年7月，網信辦治理短視頻平台，B站曾被多家應用商店下架近一個月，B站因此將內容審查員人數增加一倍。
「當平台對展示在它上面的內容負最終責任，這使得平台不敢掉以輕心，開始擴招內容審核員。」葛甲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互聯網產業觀察者張書樂則給出了更加形象的描述——審核員是平台能否正常運轉的「保險絲」，看似不起眼，關鍵時刻「熔斷」救市。
審核員作為群體，至關重要；散為個人，卻又無關緊要。
十萬數量級的審核員扛起了維護互聯網秩序的重任，但從每個個體來說，他們並無互聯網大廠的光環，職業前景渺茫，當下的處境也有些糟糕。
每一份工作都有不易和辛苦，一份工作的回報，並不完全由付出決定，而是由其稀缺性所決定。
但至少，審核員的權益不該被過度「壓榨」。
在紅星新聞的報道中，一名來自騰訊的審核員自述，他所在的部門實行末位積分淘汰制，如果績效過差，將被HR面談勸退。這迫使大家為了得到高績效，不斷往上沖業績，定下的KPI不斷被打破。
據《晚點 LatePost》報道，字節跳動設置了一套反摸魚的「後台監測系統」，用來統計一項指標——工時利用率。一條平峰中間有幾處深淺不同的豁口，凹下去的地方代表審核員沒有在工作。通常來說，審核員一天的工時利用率圖表有三個小豁口，分別是因為上廁所、短暫休息和喝水短暫離開工作界面。
當一個人的工作量被如此圖表化，時間顆粒度小到以5分鐘計算，壓迫感可想而知。
「本質上，這是一種精算，即在最少人工和最低工資付出基礎上，將審核效能發揮到最大。」張書樂指出。
對於互聯網大廠的精算，葛甲分析認為：監管壓力下審核員擴招增加了大廠的支出，而從營收方面看，平台的主營收入來自互聯網廣告，蛋糕只有一塊，搶奪蛋糕的平台卻很多，再加上這兩年內容產業並不景氣，平台利潤不如之前，於是採取各種辦法來倒逼審核員的效率。
大廠的主動精算，讓審核員群體被動「卷」了起來。因為審核員崗位技術含量不高，完全靠集中精力、眼疾手快做出判斷，採取的是「計件制」，所以比互聯網的其他崗位「卷」得更厲害。
2020年9月，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引發全網對深陷系統的外賣騎手的關注。如今，審核員的境遇就如同外賣騎手，同樣是「被困在系統里」。
不過，張書樂認為，審核員與「被困在系統里的外賣員」略有不同，作為價值生產環節的外賣員被精算之下，更多的是考慮平台、店鋪和外賣員分成比，以及能否確保收益正向。而審核員本身並不直接產生價值，他們的整體數量和薪酬已經被過於精算。
「對互聯網大廠來說，更多的成本付出並不會導致它們的收益出現失衡，本可以用更多人力和略多一些的整體工資，來降低勞動強度。」
所有重複性、密集性勞動，未來最大的希望是人工智能。
葛甲告訴小巴，人工智能在面部識別、語音識別方面發展很快，但在語義識別上進展緩慢。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網絡新詞層出不窮，而且大量內容中的隱藏問題，常人都無法秒懂，更何況是人工智能。
因此，在目前的審核中，人工智能只起到輔助作用，重點是進行初篩，對明顯違規的問題內容第一時間進行「刪除」，同時通過數據比對，對侵權的內容進行有效遏制。這意味着，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審核員的工作還無法被AI替代。
那麼，被困在系統里的審核員，該如何解救？
解鈴還須繫鈴人。葛甲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平台方多出一些成本，增加一些審核員的崗位，來緩解每個審核員的工作量。
「當然，平台與平台是存在競爭和博弈的，假設是同樣的內容規模，不可能A公司招聘1萬名審核員，而B公司招聘2萬名審核員。A和B都盯着對方做事，考慮的始終是成本和收益之間的關係。」葛甲認為，當外界的輿論壓力越大，平台就會像「擠牙膏」一樣，擠出一點人力成本，多招聘一些人員。
這一點從B站的應對方案中可以看出，審核員「暮色木心」猝死引發大量輿論關注後，B站在2月8日的回應中稱：今年將擴招1000名審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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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棟偉則表示，從根本上說，需要政府監管部門進一步推進企業合規，讓企業增長與員工發展更合理地匹配。
「所謂合規，就是要將企業的增長，與員工的貢獻，形成掛鈎機制，完成共同富裕。而現在的分配機制，只傾向於所謂核心員工、變現部門，與基礎平台部門的貢獻關聯度太低。」張棟偉解釋。
再往深一點說，包括物流、客服、騎手等提供基礎服務的眾多群體，他們的現狀大抵相似：KPI驅動、內卷嚴重、工作超時、壓力大等。他們的處境，同樣需要被看到、被改善。
「這需要企業參照政府的倡議和指導，改進分配機制，讓全體員工共享發展成果，比如類似於華為的全員持股，以及國有企業的工會。」張棟偉如是說。
作者|李夢清|當值編輯|范程遠
責任編輯|何夢飛|主編|鄭媛眉|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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