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這是《人物》以閱讀和書單分享為主題的欄目Read me，第7期我們邀請到的「讀書人」是沈大成，一位「小職員作家」。

先來看一下這位「小職員」的履歷：徐曉倩，1977年生，在上海出生，成長，1999年大學畢業，而後進入職場。至今做過三個行業，服務過五家單位——先是在廣告公司做文案，後來到《上海壹周》做娛樂版和文化版的編輯，現在是《小說界》的文學編輯。她幾乎沒有管過人，一直是個小職員。

當小職員開始寫作，小說里的主人公也經常是小職員。他們總是需要工作，然後遇見一些怪事。《工作狂》里，一個只想摸魚的員工不小心進了一家「紅舞鞋公司」，「莫名其妙地一直加班加點，人也被榨乾」。她這麼寫她的人物：「上班從我周身的毛細孔里吸光了精力。今天早晨出門時身體還是滿的，一到公司剛用指紋做好考勤記錄，精力已經泄到胸口，下午下降到皮帶，現在它幾乎空了。」

有讀者稱沈大成為「社畜的精神偶像」。不了解她的讀者會覺得，這個人肯定對工作充滿了牴觸和厭煩，否則她批判起工作來怎麼會這麼入木三分。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散落在小說中的這些細節可以視作這位小職員作家關於工作的報告，它們基於她的感受和觀察，但不反映她的態度。她自己對工作並無怨恨，甚至可以說，她是樂於工作的。她從小就接受了父母一輩的觀念：一個人天經地義就要上班，她還發現，上班有不少好處，給她發工資不說，上班還為她增添了社會屬性，讓她「更像一個人」。

這乍看上去有一些矛盾，但仔細想想，這恰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職員作家的故事。一個原本普通的小職員，因為一些機緣和自身的天賦，開始寫作，寫作逐漸成為她生活的重心，工作也自然成為她的書寫對象。當她把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寫下來，「嘲弄感」自然就出現了——但一個本分的小職員是不會去主動嘲笑和批判自己的飯碗的，她只是在說，事情就是這樣的，僅此而已。

以普通的、日常的苦澀、無奈作為底子，沈大成構建了一個神奇的世界。更多憑藉直覺而非邏輯與觀念，她筆下的事情總是不確定的，人也是在活與死之間的，不知道為什麼，人與事行動起來，向奇怪的地方走去，逐漸懸浮於真實的世界，提醒着工作的荒誕與有效，人生的一點善意與許多無常。

《人物》和沈大成談了兩次，好像也沒有談出什麼了不得的道理，只是談了一些人，一些小事。她會在下班路上注意到一條看上去有些孤單的看風箏的狗，也會特意停下來看一對外地夫妻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幾個體積很大的塑料包裹固定在電動車上；2020年春天，她會每天看一下黑龍江小城鶴崗的疫情，她很關心，那個用5.8萬元在鶴崗買房的船員還好嗎？對她來說，這是一個像她小說中的人物的人，「這個人有很特別的形象，是很飄逸的，很聰明的，做事有自己的辦法，有點脫離我們的世界」，「我很在乎這種人活着。」

沈大成構建着現代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微弱但重要的關聯，依靠寫作，她抵抗日常生活的下墜。以下是她的講述，關於閱讀、工作，關於神奇的、可笑的和無悲無喜的，她平平靜靜地站在旁邊。

文｜劉與

編輯｜槐楊

設計｜田偉

小職員作家

寫作以後，我多多少少會接受一些採訪，發現需要表達你是誰，你經歷過什麼，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在對話中開始梳理自己。我曾經覺得我是不值一提的，無話可說的，但是在這種梳理中，開始跟別人說我是個小職員作家，說了以後，你給自己冠予了一種身份，你就活在這個身份裡面了。

當我在形容小職員心態的時候，不是在批判，也不是在嘲笑，我只是說事情就是這樣。但是你把「事情就是這樣」寫出來，莫名其妙就有一點嘲弄感，我覺得那是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有嘲弄感的。

在我的小說中，如果寫到辦公室，更多的是來自我廣告公司的經歷，那個時候有更多的機會跑去別人的公司，觀摩別人的工作狀態，看別的公司做的PPT。我有一篇《工作狂》，很多描摹的環境，就來自於當時那些大公司給我留下的印象。走進去有點像參觀，像走進一個展覽。每個人衣冠楚楚，有很多明亮的玻璃隔間，隔出很多會議室，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在一起就工作起來了。

我不是工作狂，也有點鄙視工作狂，但是我會想寫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極端的人。那種有代表性和極端的人不是脫離於我的，而是和我有一些內在的聯繫。但我總覺得，你到死的一刻回想你拼命努力工作的樣子不覺得可笑嗎？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家工作彼此配合，不要因為你的懶惰，給你的工作夥伴造成困擾，這個是底線，但是要極其努力，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努力我認為是正面的，應該鼓勵的，但是做到像工作狂一樣付出所有，這肯定不對。大家應該有生活，一個高層，就算他自己要放棄生活，全心撲在工作上，他也不應該忘記別人也想有生活。

其實一個人上班不是從坐在公司里開始的，他離開家門那一刻，就等於上班了。在我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路程非常遙遠，單程要30公里。這種路上要耗費一個多小時、轉用好幾種交通工具的印象深深地留在我記憶中，這種苦就是你一旦嘗過，肯定會留下印象。

而且你走出家門，上了一個交通工具，你會發現有好多同類，你就會覺得那也是你的分身。現在我看微博，有人說廣州幾號線非常擠，也有那種很好笑的圖片，頭髮夾在門裡，或者把吃到一半的東西高高舉在空中，我都覺得這很真實，既可笑又真實。

我不認為上班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社會好像一個大的空間，空間裡面有我們這些人，現在需要一些東西，使這些人穩定地生存，穩定地運作，而後社會也穩定了。上班是有價值的，是有意義的，我並不竭力否定上班這件事，我只是想說，那些覺得上班無聊的人，他是個普通人，他有一個能被允許的心聲，他們並不完全是廢柴。

我也不願意把工作說成一無是處的東西，這樣很沒良心。有一個朋友隔一段時間就會叫我不要上班，我跟他說——我也是真正這樣想的——我現在的工作和寫作不是對立的，它們是微妙平衡的關係。我這個人，如果有兩件事要做，我就會焦慮，然後我就會在焦慮中把兩件事都做完，但是如果我一整天空着，只想着寫作，就會想拖一拖，可能一件事也幹不成功。另外，上班讓我更像一個人，它增添了我的社會屬性，也增加了我看世界的視角。如果我總是在一張書桌前寫作，我就失去小職員的視角了。

工作與「巨大沉默物體」

我對工作沒有怨恨，覺得它是一種跟我們糾纏的東西。你很早就會知道一個很普通的人，去堅持上班，這是最容易生活下去的一條路。所以要讀小學、中學、大學，讀完以後就要工作，這就是我從小的常識。那我就工作了，當然會試圖說，我能不能升上去，但後來我發現無法獲得升職，因為我不太會管理人。我只有很短暫的時間管過下屬，管人對我來說是莫大的負擔，我覺得做小職員挺好的，被管理。就是這樣子成為一個小職員。

我的父母是知青，他們這一代人特別珍惜工作。我出生以後，全家從市區搬到了郊區閔行住。那裡有很多大型的工廠，像汽輪機廠、電機廠、重型機器廠，還有很多化工廠。每個大廠就是一個功能完備的小社會。我長大以後，看到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裡面有一個概念，叫BDO（編者註：即Big Dumb Object，巨大沉默物體），我就想，其實小時候家那邊的工廠有點像BDO，它都不像是人造出來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獨立意志。而我們幾乎所有人都住在五層樓或者六層樓高的工人新村里，很多家庭只有一個房間。

在我成長的環境中，一方面你走出門，馬路上有這種巨大沉默物體，一方面大家居住環境很小，上班成為一種非常突出的東西，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覺得，長大我是（要）繼承他們，天經地義要上班的。

進入廣告公司後，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工作，頻繁地加班，總是晚上一兩點鐘下班，早上十點鐘十一點鐘進公司。是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之中出現的寫作。（那時）我在一個論壇里玩，會拋一些很短的幻想性的文章，版主說一家剛開張不久的周報在找專欄作者，我寫了兩篇，很快用了，就開始寫下去。

在廣告公司還是有心理壓迫感，但是我們承受，因為沒有辦法，你和規訓你的人的力量是不匹配的。我覺得人口是心非地生存下來沒有那麼難，至於抱怨，都是人之常情，那些工作的壞話，你說一些，別人也說一些，大家相互說一些，第二天又去工作。一切都是普普通通在容忍的範圍內進行。

2010年前我都叫Helen。為什麼要給人起一個英文名字，比如說Helen、Mary、Selina，我覺得是有用的。你上舞台，你演一個角色，那個時候你就知道自己不是自己，自己是在扮演一個人，在廣告公司裡面你獲得了一個英文花名，你也會清楚地知道，當別人叫你Helen的時候，你要做的是Helen的事情。

我在第三家廣告公司做了八年，後來做不下去，進了我寫專欄的那家報社，採訪明星。我在進報社之前會高看明星，認為他們是和我不一樣的人，但採訪了，就覺得大家都很普通。比如一個電影來宣傳，主創都出現了，幾家媒體做專訪，各個媒體其實問出來的問題大部分是相似的，這個明星就坐在那邊，輪流接待，回答一些相似的問題。我看到勞動是多麼不容易，一個那麼美的人，就說梁朝偉吧，我猜想他也有那種時候，覺得哎呀，這個記者問得不怎麼的，我已經回答好多遍，你怎麼還在老調重談。勞動的本質就是這樣，記者在勞動，明星在勞動，經紀人也在旁邊勞動，就是這種畫面。

所以當我去寫小說，要完全撇掉裡面有人在上班，我覺得很困難。世界就是由工作的人建造起來、運行起來的，哪怕《知道宇宙奧義的人》，看上去是在寫一個不工作的人，加入了公園裡的流浪漢組群，其實也是在工作，他們在公園的角落設營地，我給他們建設規章制度，一周要洗兩次澡，那麼需要從公廁接一根水管；想搭帳篷，就要和公園管理員打交道……

小職員視線是在低處的，花大量時間精力處理具體的、重複的事，很容易體貼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容易嘲諷高處的人，也許也會想象自己成為高處的人會怎麼樣——但是這最後一點我總是想不下去。我每天想的都是幾點乘地鐵、幾點去吃午飯這種事。最近多次點開個人所得稅APP，看看國家審我的退稅審好了嗎。我小說中的人和我自己差不多，我看他們很親切。

我也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相比有一些變化。可能他們不太想忍受，這個地方如果過多地要規訓他，他就走了。他覺得可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也挺好的，不願意忍受那種虛偽的東西。我蠻欽佩他們的勇氣，但我想象中會有一些為他們迷惘。我也看到關於996的討論，能理解那種痛苦，但有時候又覺得自己有點殘忍——有的時候能體會別人的痛苦，有的時候又會以過來人的心態想，這你必須得承受。

「有點可笑」

《養蠶兒童》里，我讓爸爸說：「你覺不覺得，生活把什麼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容易喜歡什麼。」這位爸爸還想，「我們看上去在主動選擇，其實多數情況是被動的，我們對各種事物的喜歡本質上是卑微的，像踩中了圈套」。《葬禮》里形容一個窗口單位，員工像九頭鳥，大家共用一個身體，九顆頭朝着客戶。誰今天請假，九頭鳥的脖子上會長出另一顆頭。

我寫下這些的時候是覺得有點可笑的，但不是為了批判它，生活、工作就是這樣，我覺得無悲無喜，被替代一下也無損你的自尊心。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就是那麼一丁點，我們小時候可能會覺得自己非常重要，但是到社會上就知道自己極其渺小，會被替代。發現這個真相也不難過，不需要動用感情色彩去理解它。

沈大成看到放學的兒童手捧養蠶盒，寫了《養蠶兒童》

我為什麼覺得什麼東西都有點可笑呢？因為我總是想到死亡。你知道死亡，但是有一天會真正地意識到，我所認識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你看了一連串新聞，比如說什麼作家什麼作家猝死了；還有之前一個新聞，冠生園的（原）董事長，在小寨溝被猴子弄下來的石頭砸到了死了——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樣子，只是暫時存在着的，你這樣一想就會覺得那種極其努力或者捍衛自己言語的人，很可笑。我想到我會失去一切，我也會包含在一切裡面被失去，我就提醒自己不要做一個很自大的人。

很多人會為「現在」虛張聲勢，就會認為過去都不值一提。一些人會說《紅樓夢》或者《飄》裡面一些思想在他看來是不對的，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麼會認為「現在」才是原點呢？直白地說，我認為那些人是眼中沒有世界的人。我會覺得世界很大的，歷史很長的，如果你過分強調「現在」，就有點可笑。

我寫作也會運用到一些超脫「現在」的視角。小說中沒有明確的時間地點，而是想寫一種可以擴大化感受的時間地點。我沒有興趣寫一個原原本本像發生在真實生活中的事情。不值得，生活中它已經有了。我是這樣定義我的寫作的——我的寫作就是我想一件奇怪的事，並且把它自圓其說。

小說集《迷路員》中有一篇叫《星戰值班員前傳》，它說的是，星球大戰已經開始了，但是我們普通人並不知道，有一天，一個前半生很不成功的藍領被叫去看一個倉庫，人家告訴他，這個倉庫里都是星球大戰的物資，必要的時候你要做（一些）動作，幫我們地球這方輸送重要物資，他就一直在等這個時刻。

我很喜歡搭建一個現實中不存在的故事，或者發明一種工作，因為生活中是很難無中生有的，你所有東西都是按照社會規範給你的條件去做，但是寫作不是這樣，你創造一個東西，無中生有。

有一天我吃午飯的時候，想，我現在坐在這個食堂裡面，身邊所有東西都是真實的，我就覺得，如果讓我這個人完完全全地在真實中，我受不了。（現實生活）很令人受不了的是重複。就是每天起床，上班之前在家裡做的準備工作都做一遍，然後就去重複地乘兩條地鐵線，上班，下班回來又要重複地乘兩條地鐵線，回家，吃飯，洗澡、洗東西、整理房間，睡覺……每天都在重複。而且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複，而是在這種重複中，你發現自己做事情的速度變慢了，體力衰弱了，不能趕上這班地鐵了……隨着年齡增長在這種重複中下墜。

《花園單位》里的年輕人發現了人生真相：乏味的生活會真正地困住一個人。他就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被掌管命運的力量看清自己是乏味的。這也是我提醒自己的。寫作就是一個我能找到的好的東西。我在茶餘飯後想那些東西，你說有什麼價值呢？沒有價值，但是我需要思想存在於那些東西上，存在於一個假想的故事中。每天醒來，我就知道有一個別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在醞釀，在沒有把它寫出來之前，它僅僅陪伴着我自己。今天一部分，明天一部分，這樣持續性地生長，持續性地陪伴，直到把它寫出來。

「需要這些人」

不久前，我在一個書店做活動，有人從微博的活動照片中看到我，就通過廣告公司時期僅有的一個朋友找到我，中間人說，Selina找你。Selina是誰？我看到照片，想起來了，她是怎樣的女孩子，我們當時有什麼接觸，舊的回憶又跑到我眼前。又覺得，這說明我現在是活着的人，一個在進行自己喜歡的事情的人，所以一個已經失去聯繫的人會發現我的動靜。

有的時候你經過的事情，你不回頭看，它是很虛無的。突然有一個真實的人從歷史中跑出來，它讓你肯定，身後的不是虛線，是實在的一些東西。

有天走在馬路上，我突然想到了《愛情神話》裡面的徐崢，其實我剛進媒體時，做的頭幾場採訪就有他。2010年的某一天，在安福路附近的上海戲劇學院，我們採訪主要談兩個事情，一個是《資本·論》這部話劇，還有一個是他和王寶強主演的電影。徐崢騎着自行車來的，他跟我們指點着，他小時候就是在這附近哪裡哪裡上學，哪裡哪裡上小學中學，又到上戲讀書，上戲畢業又到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上班，他等於是那邊的地頭蛇。我走在馬路上想到了這件事情，想到了這幾個人，何念（編者註：話劇《資本·論》的導演）、徐崢還有我以前的同事，然後就想到十多年過去，何念也活着，徐崢也活着，他們都還拿出新的作品來，我也在這些年中，創作，出版了幾本書，我對這些作品是滿意的，就覺得我也很不錯。

人海茫茫，你需要鉚定一些標誌性的人物。如果一個海平面上你鉚定了不同的人，他們都安全地活着，會給人一種希望。

之前在朋友圈看到那個到鶴崗買房的船員的故事，我覺得他有點像我小說中的人物，一個人做了個決定，把它施行下去，我小說中的人也需要想一個辦法，想一條活路出來。我很尊敬這種有自己一套辦法去解決事情的人。我很在乎這種人活着。疫情開始後，我又想到這個人，想知道這個人是不是還活着？他還住在那個房子裡嗎？

最近有一張照片，是在烏克蘭，有人在窗後壘了很多書，在我們的猜測中，可能是防禦轟炸的一個辦法。這張照片在出版圈內流傳，我覺得看到了人和閱讀的關係，也許閱讀可以保護我們，可以守護我們。現在我也會想，這個窗後面的人現在還平安嗎？

我需要知道我曾經知道的人還平安嗎。我既需要那個重新找到我的廣告公司舊同事Selina，也需要徐崢，需要那個鶴崗的人，需要那個住在玻璃窗書後面的我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的人。我就是需要這些人。

我以前在市中心上班，附近有一些綠地，每天下班的時候常常會碰到一些人和狗。去年下半年我們搬到閔行去，那天下班的時候，我看到地鐵旁邊的那塊地上，有人在放風箏，有人牽着狗。一群狗集中在那邊，但有一條狗就坐在草地邊上看那些人放風箏。我突然間想，我又見到了一些新的人，新的狗。這個狗好像有點和我一樣，置身事內，又有點像局外人，在看那些人。有點共鳴。也許以後把這個狗寫一寫。

下面是沈大成向《人物》讀者分享的書單：

《人物》2022年寫作課上線

精彩故事永不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