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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理念有效落實到教學的各環節中,離不開任課教師對通識教育的思考和探索。通識「教與學」欄目將持續推送來自校內外通識課程教師的教學感悟、研究成果、心得體會。本期推薦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寇宗來教授的《通識教育與經濟學思維》。本文是寇宗來教授在2022年4月26日經濟類通識課程群「華五-中西部高校協作」虛擬教研室活動中所作的報告」通識教育與經濟學思維「的文字整理稿。


寇宗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主要從事產業經濟學、創新與知識產權以及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主講通識核心課程:「經濟與社會」。





一、當經濟學遇到通識教育
1.何為經濟學思維

要讓學生掌握經濟學思維,就必須首先明確經濟學是幹什麼的。按照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的定義,經濟學是探討稀缺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門社會科學。當我們探討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個決策問題時,就必然牽涉到成本收益分析。

從數學角度來說,經濟學問題又可以等價地表述為「約束最優化」。也就是說,討論經濟學問題,首先需要了解行為人的目標(目標函數)是什麼,以及有什麼約束條件,資源的稀缺性就體現在約束條件之中。這裡,我們已經看到了「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端倪,因為人們的任何選擇問題,只要可以歸結一個「約束最優化」問題,它就可以理解為一個經濟學問題。
經濟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均衡。比如,在某個價格下,某種產品的需求恰好等於供給,這就達到了供需均衡。經濟學思維的一個厲害之處是一般均衡分析,也就是說,我們思考和決策,不能僅僅關照局部的、短期的效應,還要採取長期的、普遍聯繫的觀點看問題。
經濟學強調激勵的作用。首先,市場機制或者亞當·斯密講的看不見的手,就是最為強大的激勵機制,它會自動地引導資源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何以為此?人之趨利,如水之就下也。斯密所論證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最為令人讚嘆之處是,人人逐私利,卻會至於社會至善的結果。
當然,現實並非必然如此,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會導致一系列人們覺得不好的現象,比如環境污染嚴重,收入差距過大。需要強調,當經濟學家用到「過度」、「不足」之類的用語時,他一定是針對某個「比較基準」而言的。新古典經濟學中,這個基準就是假設存在一個全知全能、大公無私的社會計劃者,讓他來決策,社會最終會實現什麼樣的最優狀態。如果市場結果與這個最優狀態有差異,則意味着存在資源配置的扭曲。存在扭曲時,我們當然會考慮,是否可以通過政府干預來緩解扭曲。
理解資源配置扭曲,可以採用外部性的概念。簡言之,如果一個人對其決策的成本和收益不負權責,就會產生外部性。看不見的手的原理講的就是沒有外部性的狀態,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關注成本,又關注收益,因而是最優的。用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將會過度關注成本控制。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則會導致過度鋪張浪費。拿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很難預測會出現什麼結果。但考慮到做出好的決策一定需要花費努力成本,所以,這本質上會歸於花自己錢辦別人事的情況,結果是不負責任的人們會濫用「廉價決策權」。
作為應對方式,一種方式科斯的方式,界定產權,儘可能地決策者對決策的成本收益完全負責。另外一種是庇古稅機制,比如治理污染,就是要向產生負外部性的污染者徵稅,通過這種經濟槓桿來減少污染。
剛才論述的這些都是激勵。成本收益結構就是激勵機制。不過這裡需求強調一點,在現實生活中,千萬不能將激勵完全理解為物質激勵,因為還有精神激勵,或者說激勵分為外在激勵和內在激勵。舉個著名的例子說明,有時候過度強調物質激勵,會適得其反。
比如考慮家長接送孩子放學遲到的問題,簡單的物質激勵方式意味着對遲到接孩子的家長進行罰款,以引導他們按時接孩子。但在以色列的實驗室中引入這樣的方式後,情況是相反的。因為人們會把這種內在心理的成本外化為物質的成本,從而導致遲到成為順理成章。所以說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激勵除了物質激勵外,還可以包括心理等方面的激勵。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將哲學理解為神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無人地。經濟學也是如此,只不過與哲學相比,經濟學向着自然科學更加靠近一些,或者說是一門社會科學。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提出,經濟學的發展史,本質上就是分析工具的發展史,而好的經濟分析需要有歷史、理論和統計的「三駕馬車」。
任何問題,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知道這個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林毅夫老師提出過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什麼樣的問題才是重要的問題呢?重要國家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所以要在具體歷史的背景里去理解這些問題,問題本身才會更加明確。
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其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穿透力。理論需要抽象,利用奧卡姆剃刀去蕪存菁,把不重要、非本質的東西逐漸捨棄掉,直到再捨棄任何點就會「傷筋動骨」。沒有理論支撐的經濟分析,必然是表面的、膚淺的。有了理論支撐,經濟分析才能給人以洞見和遠見。
經濟分析的科學性依賴於理論命題的經驗檢驗。這有兩點同樣重要。一是隨着大數據和運算能力的增加,經濟學家可以前所未有地檢驗更多的經濟學理論,這使得經濟分析的科學性極大地提高。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經濟學本質上是社會科學而不是像物理學一樣的自然科學,無法做可控實驗,因為社會是高度複雜的,而且人會通過學習和預期而改變自己的選擇和行為。我們由此必須警惕,如果在經濟分析中一定要追求物理學般的科學性,其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2. 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通識教育
通識課程教學中,面對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要儘可能地採用通俗的日常語言進行講授,把經濟學的觀點和研究內容表述清楚。另外,建議引入更多的案例,讓學生有代入感,如可以運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歷史案例,像是三國或者西遊記中的故事等。或者也可以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滴滴打車、京東、美團等等。
在舉例過程中,要特別注意提醒學生實現視角的轉換,因為經濟學很多時候需要站在決策者或者供應者,而不是消費者的立場上看問題。在滴滴打車的例子上,我會引導學生站在出租車司機或是政策制定者的角度進行思考,如果換做是你會怎麼做?為什麼?這麼做是不是最合理的?這樣的思考方式會讓學生獲得更強的代入感,對教學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由於通識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會涉及不同的學科,我在舉例的過程中也會特別強調交叉學科的有機融合。針對同一個經濟現象,引導學生從不同的學科進行思考,例如從歷史的、政治的角度如何看待。當然,這對老師自身的知識背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利用古文經典闡釋經濟學

舉幾個在經濟學通識課程上利用古文經典闡述經濟學的例子。

1. 用比較優勢理解「博學而篤志」
「比較優勢」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曾經有一位數學家向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保羅·薩繆爾森請教,問他經濟學中有什麼既有趣、又十分重要的概念。薩繆爾森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比較優勢」概念。
復旦大學的校訓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我在課堂上曾用比較優勢的概念對前半句「博學而篤志」進行過解釋。首先為什麼要博學?從經濟學的角度,一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學習的內容,既可以去研究數學、物理,也可以去鑽研戲曲或中文,所謂「學也無涯」。但是對於每個人來說,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就是生命是有限的,也就是「生也有涯」。這時,我們就會面臨一個如何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選擇自己職業的問題。
在做出選擇以前,如果每個人都擁有完全信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那麼這個選擇過程不會那麼艱難。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其實也並不是十分了解自己,所謂「知己」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應該通過「博學」,在不斷嘗試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過程中,逐步去發現自己的比較優勢,知道自己擅長的究竟是什麼,才能明確自己學習哪個科目覺得更加容易。除了跟自己比,還要把自己學習這些學科的難易程度與他人進行比較。只有相對於他人,才能發現自己相對最為擅長的事情,有了這個比較優勢後,才能使自己在未來的競爭市場中獲得「絕對優勢」。
經過了「博學」的階段,一個人進行過不同的嘗試,知道自己喜歡並且擅長什麼以後,才能選定一個特定的方向,才能夠篤定自己的信念和志向。這就是「篤志」。但是,在「博學」和「篤志」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很多時候有些人是「無志之人」。為什麼說有人立了目標之後,無法堅持下去?除了意志力不強外,也可以說這個人一直在做不擅長的事情。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通過通識教育,讓學生先「博學」,可以發掘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所在,之後才能「志存高遠」。

2. 用外部性理解「切問而近思」
談完「博學而篤志」,我們再來看後半句「切問而近思」。這裡涉及到另一個經濟學概念:外部性。外部性說的是一個經濟主體的活動,對他人或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切」,有人會說這是「急切」的意思。一個人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會碰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在第一時間就不假思索地向他人請教,這似乎很符合道理,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最好的辦法。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切」字理解為「切中肯綮」更為恰當。一個人在提問前首先應該通過自己的思考,至少把自己的疑問提煉成一個「切中肯綮」的問題,這就是「切問」。譬如「林放問禮」,提出的是一個讓孔子都感嘆「大哉乎問」的問題。
要知道,任何向他人請教問題的行為,都需要占用別人的時間。但如果你提了一個好問題,對他人可能會有所啟發,甚至反過來提升他人對這件事的認識。這就類似於「教學相長」的過程,你的提問不僅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他人,給他人帶來了正向的外部性。
反過來,如果提出的問題完全沒有經過自己的思考,對於他人來說,就只是純粹占用了他人的時間,這就相當於給他人帶來了負的外部性。「切問」除了要切中要害問題,另一層含義就是要切中當下的實際問題。不但要志存高遠,還要避免志大才疏。這也是「近思」的內在要求。
再舉一個利用古文經典闡釋經濟學的例子。《道德經》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我以為是對「企業家精神」的最為精到的描述。
人們經常說企業家是因為承擔風險而獲得超額收益,這種理解對也不對。說不對,是因為沒有人真的是因為風險而做某件事情的,人們都是因為看到機會才做某件事情的。
說對,正是其他人認為有風險,即「中士」的猶豫,「下士」的愚鈍,才讓「上士」有了通過「新組合」而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比如艾倫·馬斯克的星鏈計劃。在常人看來,這是一件風險大得超乎想象的事情,但馬斯克卻是因為覺得可行才去做的,他抓住的機會,就是別人眼中的風險。由此可見,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認知差異。

三、利用歷史觀察闡釋經濟學

眾所周知,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分別是古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在這其中,只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其他三個文明都相繼滅亡。儘管從秦漢以降,中華文明也時常處於分裂狀態中,但縱觀二十四史,不難發現大一統始終成為中華文明的歷史主線,也就是所謂的「分久必合」。通常我們都是從歷史或政治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解讀。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又如何看待中華文明的大一統現象呢?

1. 政治軍事領域的規模效應
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即著名的「胡煥庸線」,也叫「璦琿-騰衝」線。胡煥庸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他在總結了中國的人口分布規律後,發現如果把雲南騰衝和黑龍江璦琿用一條線連接起來,正好可以把我國的國土面積大致一分為二,東南一側集中了全國96%左右的人口,西北側只有4%。
同時,這條線大致與年降水400毫米的等位線基本重合。由於年降水400毫米大致是乾旱和濕潤氣候的分界,也就意味着璦琿-騰衝線西北側以遊牧文明為主,東南側以農耕文明為主。
中華文明的根基是農耕文明,歷史上長期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冷兵器時代的遊牧民族具備強大的軍事實力,中華文明要想抵禦遊牧民族的侵擾,使自己得以延續,就必須建立起相應的國防力量。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國防是一種典型的公共品,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兩大特徵。非競爭性,指的是使用人數的增加不會額外增加使用成本;非排他性,指的是一個人無法阻止這個國家內的其他人也使用這種產品。舉例來說,如果你的鄰居生了孩子,國家並沒有為此多增加一分錢的軍事開支,你也無法阻止這個孩子享受國防的好處。所以,國防是公共品。
那麼,中華文明為國防支付的費用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其中一項流傳至今的偉大工程就是長城。長城的本質是軍事要塞,修築長城的目的就是為了抵抗北方遊牧民族,消解遊牧民族在機動性方面的戰鬥優勢。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連綿幾千公里,且都是修築在險峻的山脊之上,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顯然,如此大型的國防基礎設施只有大國才具備修築的可能性,達到修築的門檻。任何一個小型國家都無法承擔如此規模的國防工程。
其次,發動任何一場戰爭都需要強大的後勤保障。中華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對抗的前線在璦琿-騰衝一線,主要在華北和西北地區。中國的經濟中心歷史上逐漸南移,是在鐵器產生後。因為南方是酸性土壤,比較有黏性,鐵器出現後能夠挖掘南方的黏土。所以,當鐵器普及後,南方的生產力就得到提升,到宋朝時完成了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此時,國家的糧食生產基地主要在江南一帶,北方是軍事。如果要充分動員,必須進行「南糧北運」,通過大運河將糧食運到北方,才能形成南北互補的公共風控體系。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的「斯密定理」,說明國民財富的源泉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源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實際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是什麼導致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答案是市場範圍的大小,以及協調成本的高低。原因在於,當市場範圍擴大時,市場中可以容納更多的行業種類。
舉個例子,很難想象在一個僅有十幾戶人的小山村里住着一位鐵匠,因為市場中的需求量太少,專門從事打鐵活動會面臨無人購買的局面。但如果是在上海,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所以說,降低交通運輸成本後,就可以使得國家在更大的市場範圍內進一步細化分工。之前提到的南糧北運,也是在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國家提倡的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也是在推進這一思路。

2. 經濟上的規模經濟與文字的「身份認同」
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原因,另一個經濟領域的原因在於規模經濟。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認為,黃河治理不是一個小國能夠完成的。歷史上,黃河曾數次改道,北至天津入渤海,南至山東東營入黃海,還一度奪淮入海,東西綿延幾千公里。治理黃河所需投入的經濟資源不計其數,如果不在足夠大的範圍內開展治理活動,獲取足夠的規模經濟效應,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既然談到規模效應,就不得不說其背後隱藏的文化基礎。為什麼中華文明早在秦始皇時期就實現了大一統,而同時期的歐洲大陸在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就很難再統一起來?除了經濟軍事外,這就要提到中華民族的幾千年來的智慧結晶——漢字。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曾專門撰文討論過「身份認同」的概念。公認的觀點是,語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族身份認同的標誌,使用相同語言的人就有相同的民族認同。
漢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音譯分音、形意、形音分離。中國人到日本,會發現日本人的名字特別難記。舉個例子,我們看到「弗朗西斯·福山」這個名字,會把他的名字對應到「fushan」這個發音。但如果在國際交流中,別人念出「Fukuyama」這個詞,其實說的還是弗朗西斯·福山這個人,但我們就不知道他究竟是誰了。象形文字有助於形成大範圍的身份認同。
比如一個廣東人和山東人,各自的方言大相徑庭,說出來的話對方都聽不懂。即便如此,只要雙方把文字寫下來,他們的溝通就能暢通無阻。這樣的語言和科舉制度相結合,就會形成一種強大的文化向心力,構成中華文明千年大一統的堅實基礎。
羅馬帝國時期通行的拉丁文屬於拼音文字,各地在羅馬帝國滅亡後又在拉丁文的基礎上逐漸演化成各種不同的語言。有了方言,不同地方的人讀的聲音不一樣,就會逐漸演化成不同的語言,也會形成不同的民族的認同問題,比如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法語等。所以,拼音語言文字的演化過程中,更容易分離。但是中國的文字是不一樣的,儘管完全聽不懂,但寫下來是一樣的,而且每個人都認同漢族的身份。這可以作為「中國有千年大一統」的一種解釋。

四、在跨學科對比中闡釋經濟學

知識的增長意味着學科的高度分化,造成了「隔行如隔山」的情況。現在的所謂的「博士」,並不是因為「博」,而是因為「專」。所以,「博士」真正的含義就是「專家」。雖然學科間壁壘會影響相互交流,但很多知識還是可以觸類旁通。在教學過程中,我經常引用其他學科的經典理論或是研究成果,引導學生舉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經濟學知識。

1. 如何理解勒沙特列原理
「勒沙特列原理」是經濟學中特別重要的原理,具體指的是當經濟系統受到某個外生衝擊時,會自動衍生出一種相反的力量,來抵消這種衝擊。有意思的是,這種抵消外生衝擊的現象在不同學科中普遍存在,我會通過引入其他學科中的類似現象或者定理,加深學生對經濟學的理解。
以勒沙特列原理為例。化學中有個可逆反應,2NO2= N2O4,當壓力增加,兩摩爾的二氧化氮會轉化成一摩爾的四氧化二氮,這個衍生反應會對沖加壓的衝擊。又如物理學中的「楞次定律」,當原磁場的磁通量增加時,感應電流的磁場與原磁場方向相反,反抗磁通量的增加。增加反抗磁通量正是應對磁場的磁通量增加這一外生衝擊的結果。
對應到經濟學領域,勒沙特列原理的一個表現便是休謨提出的著名的「貨幣流量機制」。舉個例子,假設英國和法國都採用金本位制,也就是把該國生產的商品用該國持有的黃金來計價,並且同一商品在英國和法國,以黃金計價時處於等價狀態。此時黃金作為貨幣,起到了價值尺度的作用。
假設突發狀況,英國從自己的殖民地搶奪了一批黃金回國。這一外生衝擊直接導致英國持有的黃金增加。由於英國生產的商品數量沒有發生變化,一單位商品對應的黃金數量增加,用黃金標價的商品就比原先更貴。當然,也變得比法國同一商品的標價更貴。
顯然,作為英國國民,這時最明智的做法是從法國進口商品,減少國內購買。法國國民反之。又由於英國國民進口法國商品,使用的貨幣正是黃金,導致黃金從英國向法國流出。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受外生衝擊的影響,英國持有的黃金增加,又由於金本位制度下國內物價升高,黃金向他國流出,部分抵消了外生衝擊的影響。即便到了現代的浮動匯率之下,類似的機制仍然是存在的。情況變化,勒沙特列原理本身不會失效,只是會改變它的表現形式。

2. 準確識別因果效應
之所以把經濟學定義為社會科學,它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因果效應的識別上。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時候我們會把統計學意義上的相關性,尤其是存在時間先後的相關性誤認為因果性。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打了疫苗的人死亡率更低。這個結論容易忽略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打疫苗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個人可選擇的。由於那些身體好的人傾向於選擇接種疫苗,所以死亡率低的可能性之一是他們原本的身體素質較高。當然,舉這個例子只是為了說明,要把內生性選擇的問題作為重要的考慮因素。當然也說明強制性打疫苗與自願性打疫苗的可能差異。
在識別因果效應的過程中,經濟學中目前常用的兩種方法分別是雙差分和斷點回歸,其核心就在構造足夠可靠的對照組。實際上,這兩種方法被普遍應用在不同學科,在一本著名的生物學教材中,就給出了一個通過巧妙構造對照組而幫助因果識別的經典解釋。
為了討論保護色對動物生存的重要性,生物學家設計了一個自然科學實驗,實驗對象分別是老鷹和沙鼠。我們知道,沙鼠會儘量待在與自己顏色相近的環境中,利用顏色保護自己,避免被老鷹捕食。
實驗人員將一片有老鷹出沒的白色沙灘作為實驗場地,各抓了100隻黃色沙鼠和白色沙鼠放在場地里。一天後,實驗人員統計兩者分別剩餘多少,將差值作為保護色的效用。顯然,黃色沙鼠被吃掉的數量較白色沙鼠更多。
但這個差值反映了什麼問題呢?除了黃色沙鼠更容易被天上的老鷹看到以外,也有可能是白色沙鼠比黃色沙鼠更加適應白色沙灘的環境,例如黃色沙鼠的爪子跟白色沙灘的沙子不相匹配,影響跑動速度,等等。
那麼如何解決這種因果識別問題呢答案就是,把實驗對象控制為100隻白色沙鼠,將其中的50隻染成黃色。這樣一來,實驗組和對照組除了顏色不同,其他方面沒有任何區別,實驗結果的可靠性也就大大提升了。
至於斷點回歸,我們可以在社會學中找到一則經典運用。我們通常會用一個人的畢業院校解釋未來收入,但也常常會注意到一些能力特別強的人,不管有沒有上學,最後都能取得相當的成就。
為了確認畢業院校對未來收入的貢獻程度,社會學家引入了斷點回歸的方法,把學生根據985和211的高考分數線劃分為兩組,進行回歸分析。如果兩組數據最終的回歸擬合線在斜率近似的情況下,截距存在顯著差異,那就說明畢業院校確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未來收入。反之,則說明畢業院校對未來收入沒有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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