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考公這條路，是我爸給我安排的。他家兄妹六人，五個公務員，一個教師，全都在體制內。職級最高的是老大，曾擔任這座東北小城的市委副書記。我爸在市衛生局幹了大半輩子，到退休也只是個正科級。

如不是大伯後來落馬，進了監獄，等我畢業，他給我安排一份工作，大概是件很輕鬆的事。

決心考公時，我還沒走出校門，沒什麼雜事分散精力，學習狀態保持得還不錯。臨近畢業，要上的課不是很多，我買了幾本書，一有空就去圖書館，認真複習公務員考試。那次，我報的是省會哈爾濱的工商局，同一個崗位，競爭人數還不到一百。

家裡有不少公務員，這個身份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多光環，只當個就業出路而已。考不考得上，也完全不當回事。相比之下，我更想靠自己的專業電子信息工程，出去打拼一番。

可在我爸眼裡，企業都是養小不養老，哪有體制內穩定，有職稱、有編制，退休了，工資也有保障。官不用當多大，至少一輩子不用為生活奔波。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能在體制里歲月靜好地度過一生。他常說，在機關單位工作，你的一舉一動都代表國家，必須處處小心，這是規矩。

我覺得，他這種遇事就躲，從來不敢出頭的性格，就是在單位里熬出來的。雖辦不了什麼事，人緣始終不錯，誰也不得罪。這一點，我和我媽早就達成共識。

2008年，大眾對考公的熱衷度還不是很高，多數都抱着試試的心態，甚至有裸考的。考試當天，稀稀拉拉的考生陸續進場，神態鬆散，鮮有表情凝重的。門口發的宣傳卡片，也沒人會接過來掃上兩眼。整個氛圍如同來走過場，然後該幹嘛就去幹嘛。

放榜後，我以80多分的成績考了第五名，差兩名進面試。

2008年7月，我從本市一所普通本科畢業，恰逢金融危機爆發，大環境下，電子廠不是倒閉就是裁員。

我在南方轉了一圈，好不容易才被蘇州一家生產攝像頭的工廠錄用。從學徒做起，每月工資一千二。由於沒有訂單，工人們整天拄在流水線上打哈欠，工廠為了攏住人心，只得組織員工學習度日。

三個月後的一天，經理通知我們，廠子停產了，大家另謀生路吧。

我問過一些同專業同學，有人的廠子開不出工資，靠家裡打錢硬挺；有人乾脆回家，複習考研。畢業第一年，所有人的境遇都不太好，卻很少有人選擇考公。

春節期間家庭聚餐，二舅聽說我就業困難，想通過關係幫我找份工作。過完年，我便前往青島，在一家生產膠原蛋白的加工廠做電工。二舅是個老生意人，人脈廣，家裡大事小情總能幫襯一把。這家企業的總經理，正是二舅同學的妹妹。

原本我的專業是弱電，到了這，就開始跟着師傅從頭學強電。幾個月過去，主管跟我說：「別在這幹這個了，跟我們去上海，帶你見見世面。」於是，我從青島調到了上海分部，做起銷售。

我是北方人，一米八大個兒，長得也精神。去推銷產品時，那些美容院的老闆娘見到我，心情都特別高興。打開產品一喝，直接笑了：「這味也太沖了。」她知道我們幹這個不容易，出於禮貌，還是留了幾盒。團隊的員工全是廠子調過來的，有搞生物技術的，有搞電子的，就是沒人懂銷售。業務開展的並不順利。

半年後，我只好從上海回到青島，繼續做電工。

我師傅是個幹活很賣力的人，有什麼技能也願意教給我。一天，他因為工作失誤，把手割傷了，向企業尋求賠償。結果，廠長不講一點情面，直接把他趕走了，連最低的留職養傷都沒同意。那個廠長，原來就在三鹿奶粉負責生產流程，三氯氰胺事件曝光後，躲到了我們這。

我那時是個憤青，看不慣企業把員工當工具，兔死狗烹，索性辭職了。在外面折騰了兩年，依舊沒能找到合適的路子，我開始有了進體制的想法。至少，體制內不會遇事不管，隨便把人開了。

我爸膽小怕事，為了給我安排工作，他還是動用了同事關係。2010年初，經家裡建議，我自學了一個月財會，考下了會計上崗證，然後，被送進了某直屬醫院的財務科。

醫院坐落在市周邊的縣城。那時，我對體制內沒有太多了解，只知道自己終於有份正式工作了，一心想好好努力，爭取把崗位定住。一進去，我就跟老財務學起了做賬，同一批的三個新人里，我來得最早，也是唯一一個有會計上崗證的人。心想以後做賬的活兒，肯定是我接了。

可一個月後，科長直接把活兒交給了另一個應屆生，不是專業出身，也沒有會計證。他家人是血站的站長，跟醫院同屬一個系統，關係更近。

對此，科長的解釋是，一人做一年，輪着來。從此，我的工作變成了打雜，貼票子。等到第二年，她再沒提過輪班做賬的事。我想做的，科長始終沒有交給我。我爸說：「你一個外來的受欺負很正常，都得從基礎做起，讓你掃地你也得去啊。」

科室的辦公效率很低，有時候就要一個數，能足足拖上半個月。回頭一看，這一個月好像就幹了那麼一件事，日子一天一天就這樣磨沒了。

回想在青島工廠做學徒時，我每天工作起來很有勁頭，知道有哪些知識需要掌握，也能看見那些高端工程師都會什麼東西，清晰的目標就在眼前。到了醫院，我感到整個人一直是懸着的狀態，空有一腔熱血，卻不知該往哪灑。

那段時間，我經常急得晚上睡不着覺，琢磨着怎麼才能讓領導喜歡我，然後，把有技術含量的活交給我做，讓我學點東西，實現點價值。

圖｜東北城市的街道

2011年，我靠自學又考下了初級會計證，科室里專業出身的同事都沒我的分高。這依然沒能改變科長對我的看法，她覺得我這都是死記硬背的，一個學電子的，再會考試也沒有實踐經驗。她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當科長之前，在醫院受了不少氣，現在翻身了，又把打壓下屬的習慣傳承了下來。

沒想到，她不給我活干也就算了，竟天天想着怎麼給我使絆子。

2012年6月份，上面派人下來審計醫院國有固定資產的賬目，最後發現，國家撥了款給醫院做房屋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子卻沒蓋起來，直接問責醫院領導。科長走進辦公室，指着我問道：「固定資產是不是你負責的？怎麼回事？」

我知道這裡面牽扯着很多利益，誰都不愛背這個鍋，接做賬的那個同事三番五次請我吃飯喝酒、洗浴，忽悠我接固定資產。我一直留了個心眼。

面對科長的責問，我當場否定：「活怎麼能是我接的呢？我只是配合把數給做了，最後確認簽字的人，還是那個同事啊。」科長和同事一聽，愣了半天，臉一下拉了下來。她想把鍋甩給我，面上又不能直接說，氣得說不出話來。

這件事得罪了科長，我在科室更加邊緣化了，也經常被「穿小鞋」。沒事幹的時候，我就在辦公室打遊戲，意志一點點被消耗的一乾二淨。

本來我是個挺乾淨利索的小伙子，在醫院待了兩年，人變得越來越邋遢。每天上班看不到希望，提心弔膽，就怕科長找麻煩。即使不是我工作範圍內的事，她也會指使我，「那個你去吧」，語氣就像在說「你也只配幹這個」。

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跑到科長辦公室，暢快淋漓地大吵一架：「你什麼意思？逢年過節禮也沒差你的，憑什麼這麼欺負我？要不是為了等個編，你以為我願意在你這幹嗎？」

一幫同事聞聲趕來勸架。結果就是，我從財務科被調到了器械科。

2014年12月份，按照流程，正是給我發放編制的時候。然而，就在這個節點上，財務科科長和人事科科長聯合定了個條文——入職滿五年才能發編，我剛好差一年。另一個比我晚來的同事卻正常發了，他爺爺原來是這家醫院的院長。

我急得給我爸打電話，他的回答是：「政策每年都會變的。」

在醫院待了四年，我明白一件事，所謂單位，就是人情大於做事，它不像企業，想着教你怎麼把工作干好，而是看你背後到底是什麼背景。關係不夠硬，就別想舒舒服服躺平。

年末，我從醫院離職回家，虛歲剛好三十。

對單位的失望，並沒有完全澆滅我對公務員的嚮往。這源於我後來進工會時，被機關單位的氛圍所吸引。

離大學畢業已有七年，我所學專業基本全都還給了老師，財會這門手藝，也沒得到一點實踐的機會。擺在眼前的，似乎只剩一條對專業要求不太高的路：考公。

2015年4月，我坐在大學圖書館環顧四周，至少有20人手裡都拿着《行測》，學校周圍也開始興起專門針對考公的輔導班。中午吃飯途中，我時常能看見，100平米的門市里，黑壓壓坐滿了學習考公的人，他們面向屏幕，目不轉睛地聽着講解。

考公的熱度，已然今非昔比。

報了班之後我才發現，他們已經把做題研究得如此透徹了。比如，有些數學題型根本不用像我之前那樣，實打實地算，而是通過排除法，用最快速度找到正確選項。那年，我一共考了兩次，一次省考，一次國考，成績都不盡如人意。短板在於申論這科，只有40多分。

為了提高申論的寫作水平，我特意考了市工會的公益性崗位，一邊工作，一邊鍛煉寫材料的能力。每月還能領一千出頭的工資。

身處政府大樓，到處瀰漫着融洽的氣息，大家會刻意避免矛盾發生，有一種高素質的體面。我知道，這種和諧來自他們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你是公務員，我也是公務員，我們是一個體系的。

和諧只在食堂開餐時才被短暫的打破。大門一開，堵在外面的人便一窩蜂湧進食堂，搶着自己愛吃的菜，鍋包肉、溜肉段、燉魚、燉雞、冷麵、拌菜、饅頭、米粥、水果……伙食相當不錯。

大樓里還設有專門的羽毛球館，只有公務員刷卡才能進入。在一次部門比賽當了回裁判後，我瘋狂地愛上了這項運動，羽毛球是我不如意時，找到自信和排解情緒的出口。起初，我都由同事帶着進館，久而久之，看大門的以為我是正式員工，不刷卡也從不攔我。

一團和氣的氛圍深深吸引了我，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環境。因此，我更加堅定了考公的決心。

工會科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女性，性格和藹，從不用命令的口吻和下屬說話，沒有一點架子。她十分支持我考公務員這件事，並允許我，不忙的時候可以拿出資料在辦公室複習。下班後和周末時間，我就開着車，去大學圖書館做題，專心備考。

圖｜我的考公複習資料

複習了三個月後，2016年12月份，國考開始，我報了本市的稅務局，到這時，一個崗位的競爭人數，已經達到了二百多人。儘管我發揮的不錯，拿到了120分的成績，卻只考了第五名，沒進面試。

我真切的感覺到考公的題型正在變難。從榜單可以看出，前幾名的分數都咬得很緊，不容半點鬆懈。

那時，知道公益崗位的人並不多，只要我說自己在工會工作，外界幾乎都會默認，我就是公務員。在這座企業不多的東北小城，我逐漸體會到公務員身份帶來的尊重和溫柔對待。

有次我去人社局辦事，詢問窗口人員科長辦公室怎麼走，他手一揮：「你上後面排隊去。」隨後，我表明自己是工會的，來送材料，對方態度立刻溫和起來：「啊，啊，這樣啊，那個你從這上電梯，到五樓……」

還有一次，是去交警支隊送開會用的紅頭文件，登記處保安得知我來找他們主任，警覺地瞅瞅我，強硬地扔出一句：「他不在。」

我說，我是工會的，他不在的話，你幫我把這個材料給他吧。

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一聽，瞬間變了個人：「啊，他在呢，你給我就行，我保證親自給送去，完了我讓他給工會打電話。」

出於自我保護和自尊心，我曾一度以正式公務員的身份對外，並迫切地想把它變成事實。

到了2017年，考公的條件更苛刻了，不少崗位開始要求必須是黨員，研究生還有特定的專業才有報考資格。相比之下，我這種計算機類的大專業，又是本科，競爭壓力格外大。4月份省考，我報了哈爾濱的統計調查局，考了20多名。12月份國考，名次則更加靠後。

期間，我經常聽父母提起，誰家孩子考公多年，終於成功上岸的消息。可對我來說，希望卻愈加渺茫。

2020年初的一天，我的手機收到一條信息，是當初給我介紹對象的羽毛球學員發來的，他說：「原來你不是正式的啊？」看來，那個女孩還是沒有幫我保守住秘密。

面對他的質疑，我的心中毫無波瀾，那時，我們全家已經搬到了青島膠州。這是我外出考察後做出的決定。

在青島工作過，我知道這裡的氣候比東北好，冬天沒有那麼冷，不用穿羽絨服就能出門。另一方面，膠州區正處於開發階段，以後做生意的機會也多。我們在這買了一套住宅和兩個車庫，準備長久定居。

到那之後，我應聘了一家私立醫院的財務工作，想着先有份工作，在慢慢看有沒有適合做的生意。本以為我之前在醫院財務科幹過，肯定能行，沒想到剛去一周就出了問題。

領導讓我做材料入庫，需要匯總所有結算的票子。當初在醫院，票子都是別人主動給我送過來的，並不知道得挨個打電話去催。眼看快到規定時間，不少人的票子還沒送來，還有人送來的票子不對，急得我焦頭爛額。最後，我自知手法跟不上，辭去了工作。

我已經35歲，一無所長，前路渺茫。

公務員考試規定，報考年齡必須在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應屆碩士和博士可以放寬到40周歲以下。既然適應不了專業性的工作，不如趕在超齡之前，最後再試一次，也算給這件做了很多年的事，一個交代。

山東是全國的考公大省，我深知自己不是山東考生的對手，權當碰碰運氣。

疫情爆發後，大量企業倒閉，裁員，考公人數暴增。青島城陽八中，入場時間一到，堵在門口的考生魚貫而入，留下一幫焦急等待的家長，場面如同高考。這一次，我完全沒有複習，山東的題型跟黑龍江也有所不同。拿到考卷的一刻，定數已經顯現。

走出考場，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仿佛壓在身上的重擔，永久性地卸了下來。從此，考公再不會有我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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