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現代制度的有效性越來越依賴於集體信任。在現代條件下，民主經常被認為是相對最合理的制度。然而，制度的根本問題在任何制度中幾乎是個常數，民主也不例外，同樣以集體信任為基礎。如果信任消失，民主也隨之崩潰。集體信任問題正是任何制度的脆弱點。據說相比各種傳統制度，民主有着制度優勢，在現代被認為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據。然而，事實上，民主從來沒有充分或必然實現所承諾的自由、平等、公平和繁榮，甚至在某些時候反而破壞所承諾的那些好處，比如曾經有過的激進暴亂時刻或今天的失序狀態。現有的民主理論已經無法對付民主遇到的實踐難題，那麼，是否存在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或者，是否能夠發明一種更好的民主？在這裡，我將討論一種更優民主的可能性，稱之為「智慧民主」（smart democracy）。

當代的後現代民主社會正在發生內部撕裂，社會共識逐漸消失。這提示了民主內部隱藏着一種「特洛伊木馬」，攻擊的正是民主的制度漏洞和脆弱性。「代主」（publicracy）便是隱藏在民主中的「特洛伊木馬」。我用「代主」來指稱以民主的方式來歪曲、解構或誤用民主，即以民主誤導民主的一種自相關的自敗方式（self-defeat）。在當代，代主表現為社會中存在着某種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公眾意見生產系統，這個強大系統以心理學技術和市場化支配眾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由此批量生產出與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不一致甚至相悖的偽「公眾意見」，而代替了本該如實反映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本真公眾意見。一旦公眾意見背離了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就會導致以民主的方式反民主。這種民主變質之所以可能發生，是因為民主對「代主」沒有免疫力，「代主」就潛伏在民主內部，甚至就是民主基因的一部分。「代主」有着民主的合法形式，以民主的合法程序運作，因此難以被民主的防火牆識別。當代社會可利用的所有公共平台，都含有民主的原初基因，即公議廣場（agora）的基因。傳統的紙媒和電視、效率更高的互聯網以及自由互聯的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特別是臉書、推特、微信等基於互聯網的所有平台，都成為「代主」可資利用的工具，甚至被納入「代主」系統本身，終於使民主走向民主的反面。

當代所有互聯網平台正在導演社會的劃時代質變。這種質變可以理解為「性質疊加」。當代性系統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全球化物流等高能技術重新建構了萬物普遍聯繫的秩序，其革命性結果遠不止是初始想象的萬物互聯，而是任何一種事物都同時兼備多種性質或功能，或者說每個事物都具有多種性質的疊加。於是，一種事物同時是多種事物，一個問題同時成為所有問題。推送任何一種生活，就是在推送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得助於大數據，商業化推送的是投其所好的生活概念，人們很容易把推送感受為正合吾意的稱心信息，因此，偽裝為服務的商業化推送獲得了難以置信的成功，其成功率遠大於政治宣傳、宗教布道或傳統廣告。在當代，服務就是力量，最好的服務產生最大的力量。除了在思想和道德上具有康德式自主自律性（autonomy）的人，大多數人的意識實際上都是被推送的意識，而非自己的意識。當說到「我認為ａ」的時候，事實是「按照被推送的價值觀Ａ，我以為是ａ」。

當意識推送形成了社會的普遍意識，所謂民意就只不過是被推送的意識，民主就蛻變為「代主」。與康德主張的「在公共事務上使用自己的理性」（the public use of one’s own reason）相反，「代主」是「在公共事務上濫用集體非理性」（the public misuse of collective unreason），即以推送的意識來形成集體非理性從而控制公共領域。結果是，在公共事務上，理性原則被替換為集體非理性訴求。這非常可能導向一種新專制主義，此種新專制正在藉助源自民主而與民主共享基因的「代主」來摧毀民主。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民主的終結。

民主的未來取決於是否能夠建立新概念的民主，從「意見為本的民主」（opinion-based democracy）轉變為「知識為本的民主」（knowledge-based democracy），這樣才有望恢復民主的理性。這裡構想的智慧民主就是試圖把理性智慧加以制度化，使之成為民主的制度裝備，使得民主制度能夠「自動地」運行智慧，相當於使民主自帶智慧。

民主的根本難題在於，民主雖然能夠產生公共選擇，卻不能保證產生善的公共選擇，甚至不能保證產生有利於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公共選擇。「善」是個一般化的概念，包括一切好事，因此也是個模糊概念，仁者見仁，因時而異。假如每個人都皆大歡喜，實現好事，當然最好，可問題是，就人類的能力而言，根本不可能實現所有好事，而且人們對好事的理解各異，甚至可能互相衝突。

顯然，民主無法繞過資源稀缺的基本事實。既然只能實現某些目標，那麼民主只能採取多數決勝規則。假如試圖實現所有人想象的一切善，必定適得其反地產生民主的悖論或民主的死局，即以民主的方式摧毀民主。如果從現實主義角度看問題，就必須承認，民主既不能解釋善，也不可能實現互相衝突的各種善。也就是說，民主無法超越資源問題、財政問題或數學問題。因此，民主的目標只能約束為保證社會內部的互相最小傷害和最大兼容度。這就需要智慧，而不僅僅需要意見，意見只會產生無解難題。然而，任何一種現行民主都無法保證其公共選擇是理性而明智的，能惠及所有人或至少對任何人無害。這意味着，民主甚至無法達到「帕累托改善」，而「帕累托改善」是一個好社會不能再低的最低要求了。「帕累托改善」意味着，一個社會裡至少有一個人的利益獲得改善，而沒有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受損。由此可以看出，事實上大多數人不會對「帕累托改善」感到滿意。在理論上存在着優於「帕累托改善」的指標，比如我論證的「孔子改善」，但這是現行民主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建立新民主。目前運行最好的民主也只能做到忠實於人民意見的加總（aggregation of opinions）。

民主將「什麼是善」或「什麼是真」的問題留給人們以不確定且不一致的偏好加總去決定，這既是政治冒險也是文明的冒險。民主至今還不夠智慧，因此我們有理由想象一種智慧民主，即一種自帶智能的民主。

民主的技術設計關鍵在於投票制度。假如民主的理想是充分表達真實民心並且最大程度地實現所有人的共同利益，那麼，我們就可以據此來設想一種儘量接近最優民主的投票規則。

我設想的方案是雙票規則，即以「每人雙票」規則替代常用的「一人一票」規則。原因在於，假設有兩種候選方案參加競選，其中方案Ａ對所有人都有利，每個人都能獲得收益N；而方案B能讓51%的人得到收益N+1，同時讓49%的人的收益降低為N-1。那麼，按照「一人一票」的規則，有群體偏向性的方案B非常可能（實際上幾乎無懸念地）擊敗無偏向的方案A。雙票規則或有助於減少對少數群體的傷害。雙票制度給予每個人正反意見兩張票而不是通常的一張贊成票，每個投票者可以同時投出一張贊成票和一張反對票，也可以自願選擇只投出其中一張票（無論是贊成票還是反對票），或是棄權不投。雙票規則可以作如下設想：

（1）淨支持率規則。其算法是：淨支持率=支持率-反對率。假設某個方案或候選人A得到51%的支持率和31%的反對率，那麼它的淨支持率就是51%-31%=20%；如果方案或候選人B得到41%的支持率和11%的反對率，那麼它的淨支持率則是41%-11%=30%，結果是B勝出。這個結果明顯不同於一人一票規則產生的結果。

（2）有條件的多數原則。其算法是，如果兩種方案的淨支持率相同，那麼獲得更高支持率的方案獲勝。

不難看出，在某些情況下，雙票規則會產生與單票規則完全不同的結果。相比而言，雙票規則更準確地表達了民心，更準確地表達了什麼是人們真正想要的和不想要的。雙票規則的預期積極效果是，它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限制或減少贏家對輸家的利益傷害，或者能夠增強處境不利者的自保能力。根據理性，雙票規則應該能夠迫使競選者儘量制定比較合理而不太偏心的中立目標，相當於儘量接近中庸之道，尤其是儘量從共同體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出發去思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產生大量反對票而落敗。在雙票規則下，強勢的一方依然會獲勝，但強勢一方很可能需要限制自身的過分要求才得以維持強勢，不然可能會因為失去太多民心而失去強勢地位。因此，就理論上的可能性而言，雙票規則可望更好地維持一個社會的政治穩定與合作，同時規避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極端化冒險。

那麼，以負數的淨支持率獲勝算贏嗎？這是深入民主基礎的一個嚴肅問題，觸及了當今民主危機的要害，即民主社會的共識也會消失而且事實上正在消失。當然，負數的淨支持率只有在社會分裂達到相當嚴重程度時才會出現，未必經常出現。但問題是，這種情況可能出現，這才是民主的嚴重問題。如果每個候選人的淨支持率都是負數，這無疑表明一個社會嚴重缺乏共識，在價值觀、利益和思想上都是分裂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是無效率的。無論如何，以負數的淨支持率獲勝肯定違背了民主的本意，即勝者必須至少代表了多數人的民意。可見雙票規則是民主的「檢測試劑」或試金石，它能夠清楚地暴露民主的隱藏危機。單票規則僅僅顯示支持率而屏蔽了反對率，因此其投票結果不能全面表達人民的真實偏好，不能顯示社會衝突，只能顯示各有所好，屬於報喜不報憂。以2020年美國大選為例，從單票支持率來看，特朗普和拜登都獲得了「歷史新高」的支持率，但從雙方支持者相互憤恨的烈度來看，假如以雙票規則來計算，他們的淨支持率恐怕都遠低於半數而不足以證明國民的信任，甚至都獲得負數淨支持率也不會令人驚奇。

雙票規則是對民主投票的一種改進，但依然沒有能力解釋什麼是善，也仍然不足以解釋何種選擇對所有人最為有利。這意味着，雙票規則仍然不足以使民主本身具有制度性的智商，只是一個有助於實現傷害最小化和兼容最大化的「減災」策略。也就是說，雙票規則有善意，但還不夠智慧，因此，雙票規則只是走向智慧民主的第一步。

選舉制度的根本性質在於將共同體中所有人的獨立偏好進行加總計算（aggregation）。假設人人都不受意識形態宣傳、商業化推廣或社會流行觀念的影響而擁有完全獨立的理性思考（這個假設當然不現實，完全自主的自我是現代哲學的一個形而上假設），即使如此，民主依然面對一個根本難題：個人理性的加總不能保證產生集體理性的結果。那麼，是否能夠找到逃離集體非理性困境的辦法而發明一種新的民主制度，即一種以理性為準而傾向於產生有利於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民主制度，從而超越個人偏好的簡單加總？

從歷史經驗上看，共同體形成眾心一致的條件有兩類：（１）共享的精神世界，即關於事物和價值的解釋系統或信念系統，主要包括宗教、神話、歷史敘事和哲學；（２）利益共軛關係，即每個人的安全和基本利益同時成為所有人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因此形成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效果。只要滿足其中一個條件就能達到眾心一致的及格效果，如果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就達到眾心一致的充分效果。

考慮到當代社會的精神世界高度分裂和價值觀的部落化，任何一個當代社會都很難滿足建構一致民心的條件，這是當代民主無法迴避的問題。在當代社會裡民心很難達到一致，因此民主也很難做到不偏不倚或公正地滿足多種互不一致的訴求，那麼，民主的理性目標就只能是將傷害最小化和兼容最大化視為其先驗義務。根據民主的先驗義務，民主必須傾向於最大化共同受益的策略，旨在將普遍競爭的博弈儘量轉變為普遍合作的博弈。

可以設想一個最大化共同受益的策略：給定遊戲的任意參加者X和Y，存在着如此的制度安排，使得X與Y之間能夠達成利益共享的互惠均衡，其中X獲利當且僅當Y獲利，且X損失當且僅當Y損失，因此，促進Y的利益就成為X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優選策略，反之亦然。當然，這是理想化的目標，現實只求逼近而不求完全實現這個目標。這個設想的原始靈感來自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原則，故此命名為「孔子改善」或「孔子最優」。孔子改善明顯優於帕累托改善，表現為孔子改善等價於每個人同時獲得帕累托改善，或者說，當任何人獲得利益改善，所有人必定同時都獲得屬於每個人的帕累托改善。假如哪怕只是部分地實現孔子改善，想必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一致民心或社會共識，因此民主就能夠獲得有效的基礎。如果違背孔子改善，就恐怕無望建立社會共識。

中國雖然沒有民主實踐的傳統，但在《尚書》的《洪範》篇中，卻隱藏着一個智慧民主的初始構想。據傳，《洪範》的思想來自箕子。箕子是商朝王叔，當時的三賢之一。周武王滅商，聞箕子大賢，請箕子出仕，箕子婉拒，但為天下計，願以「九疇」（治國的九個方略）進獻周武王，內容包括政治、經濟和倫理。「九疇」中，最具獨特創意的是第七疇「稽疑」，關於國事決疑，其制度設計可視為智慧民主的初始基因。箕子的建議是，遇到國家大事或公共大事的疑難問題時，需要由人與天的意見選票組合來決定選擇。

箕子的智慧民主被設計為五票制。在五票中，其中三票是人的選票，包括君主一票，大臣的集體意見是一票，民眾的集體意見也是一票。由此看來，大臣或民眾都要先行商議來達成集體意見。根據歷史條件推測，當時的基層官員應無權參與意見，大臣的集體意見大概限於二三十個重臣；另外，按照當時的社會結構，恐怕不可能有民眾大會，民眾集體意見應該來自德高望重的民眾代表。無論如何，三種人的選票設計已經具有民主性，排除了君主獨斷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兩張代表上天的「加權票」。上天不可能親自投票，於是以占卜來徵求上天的意見，實為兩張占卜票。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文明早期，占卜並非今天所謂的迷信，而被視為可信知識，其地位與今天的科學相似。在科學的經驗知識成為權威知識之前，占卜就是令人信服的專業知識。箕子的創意不在於占卜本身，而在於想象了獨一無二的「知識加權民主」，在政治決策中為專業知識安排了一個決定性的位置。至於占卜，只是當時的專業知識，一旦切換到當代語境，就無疑必須把占卜的加權票換算為現代科學知識的加權票，以此才能重構一種當代版的智慧民主。

據《洪範》文本，箕子的智慧民主規則以現代語言可以概述如下：

人的三種意見票標記為K（王）、M（臣）、P（民），兩種占卜加權票標記為D1和D2，於是有：

規則1：如果K、M、P、D1和D2都贊同一個方案，形成全體一致，那麼意味着它是最優公共選擇。

規則2：如果K、D1和D2形成共識，但M和P反對；或如果M、D1和D2形成共識，但K和P反對；再或P、D1和D2形成共識，但K和M反對，這三種情況都意味着該方案並非最優，但在無其他選項時可謹慎採用。

規則3：如果其中一種占卜（無論D1或D2）不支持該方案，則預示着該方案高度可疑。該方案如果是內部行動，尚勉強可用；如果是對外行動，則風險過高而斷不可行。

規則4：如果兩種占卜D1和D2都不支持該方案，那麼，即便所有人一致同意該方案，也斷不可行。通天意的專業「知識」給出的否決是最終結論。

不難看出，規則3和規則4給予天意選票以更大的權重，這意味着，箕子認為通過占卜得知的天意比人的意見更可信。尤其是規則4，明確指出占卜票的一致否決甚至高於所有人的一致同意。這可能是表明上天的全知且無偏袒的精神超越了人類的偏見和局限。箕子的制度設計在結構上可以分析為：人的意見表達了人想做的事情，上天的意見說明了什麼是可行的事情，而人之所欲必須服從天之所許。用現代語言來解釋，箕子所設計的知識加權民主，旨在以知識引導民主，讓民主以知識為準，以此幫助人們制定出合理的決策。當然，箕子的構想只是智慧民主的原型，遠未成熟而有待改進。在此無須深究其不足或時代局限性，重要的是，箕子所建議的以知識引導民主的思路啟示了一種民主的新概念。

與需要處理的困難相比，制度本身缺乏足夠的智商。為了使制度自帶智商，可以參考箕子的啟示來想象一種當代版的知識加權民主。基本設想是「兩輪分權」的知識加權民主，把公共選擇分為商議條件下的兩輪投票來分別決定兩種目標：第一輪投票由所有人集體選擇確定一個可欲的值域，即民意所願的項目；第二輪投票由知識委員會來確定在民意所願的範圍內是否存在可行項目，這是終選。

當代版的智慧民主必定非常不同於箕子的民主，首先是不存在君主制，所以不需要君主和大臣的選票，只需要人民投票，因此，第一輪投票表達全體人民的多數意見，勝率以雙票規則下的淨支持率為準；第二輪投票為知識加權票，由「科學委員會」和「人文委員會」兩個知識委員會進行終審投票。

知識委員會的成員由可信的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擔任。這裡的可信度標準不在於社會知名度，而在於極限專業性，意味着在人類擁有的知識中達到最優，包括已知確證的最優知識和最有希望為真的前沿知識，相當於達到人類在當前時間裡的知識極限。儘管人類知識永遠無法達到絕對真理，但現有知識極限值可以理解為人類智慧的可信度極大值，也意味着錯誤率的相對最小值。可信度還要求知識委員會的成員不能擔任政府行政要職，並且個人財務公開，如出現個人不明財富增長或不正常收入，則視為不可信而不得擔任知識委員會成員，這樣就切斷了知識委員會與利益集體的可能關係。於是，知識委員會無論作出什麼選擇，都不可能為自己帶來財富回報。只要以知識為終審，以知識為最終權力，就基本上能夠免於資本勢力、政府或政黨的控制而產生有知識依據和智慧含量的可信選擇。簡單地說，知識委員會是決定公共選擇的最高權力，而政府是落實公共選擇的最高權力。這樣的制度安排有可能部分達到在制度上自帶智商的智慧民主。

那麼，按照智慧民主的兩輪投票設計，首先，人民按照意願選出可欲選項；然後，知識委員會給出知識加權票，贊同或否決預選的可欲選項而獲得最終的可行選項。具體規則如下：

（1）第一輪投票以相當於現代普選方式進行，由共同體（社會或國家）的所有人參與投票（任何人都可以棄權），採用雙票規則，每個人既有贊成票也有反對票。這一輪雙票制普選將決定候選方案，即可欲項目。

（2）第二輪投票在兩個知識委員會中分別進行，即科學委員會和人文委員會，同樣採用雙票規則。知識委員會成員將根據已知確證的最優知識和最有希望為真的前沿知識，並進行滿足哈貝馬斯標準的理性討論和論證，研究第一輪投票的候選方案是否現實可行。其中要點在於分權：知識委員會無權替人們選擇想要什麼，但有權判斷人們想要的事情是否可行。換句話說，智慧民主將公共選擇分為兩個值域：人民決定什麼是可欲的，進而由理性知識來判斷可欲的目標是否可行。

（3）如果其中一個知識委員會不支持某個公共提案，那麼該方案將被推遲直到條件成熟。

（4）如果兩個知識委員會同時否決了某個公共提案，那麼公眾就要重新提出其他方案。

應該說，以知識為準的知識委員會未必能夠完全避免偏見，但由於切斷了利益關係，因此其偏見被限制在專業偏見範圍內，雖不完美，但明顯優於出於私心的偏見。而且，未來社會的知識判斷將有高級人工智能系統的助力而加強跨學科的總體知識和整體知識（我的想象是一種在人工智能系統中不斷更新的「新百科全書」知識），將進一步減少專業化的偏見。無論如何，以知識為準的選擇要比個人偏好的加總更接近理性，智慧民主以其「制度化智能」來保證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優選公共選擇，即使不能保證是最優選擇，至少也能夠保證不低於平均期望值。總之，只要以知識加權為終審，民主就有希望改進為在制度上自帶智商的智慧民主。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理性之思永無可能滿足欲望之心。所謂智慧，只是發現並實現思與心的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