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挑這個問題（「轉型社會與當代知識分子」）？現在的知識分子和轉型社會之間的關係沒有80年代那麼好了，這是其中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個人原子化很厲害，曾經被我們當成非常先進的所謂的「消極自由」和「低調民主」的口號，當時誤以為這個靈丹一妙藥一來什麼都解決了，高全喜說他喜歡英、美的紳士，最早在大陸提出這個在1989年5月在《讀書》上發表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甘陽寫的《五四自由的缺失面》，第二篇文章是我寫的，叫《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兩個人的態度不同，因為甘陽文章利用了以賽亞·伯林的《自由四講》的說法，最先進的是我什麼都不干，有不乾的自由。後來原子化很厲害，社會外面污染得不得了：道路是擁擠的、城市是難看的、光污染、聲污染，但每家把自己家裝修得像個賓館，這很像現代社會的象徵，現代社會就是這樣，其實你的窗戶擋不住外面的毒氣。如果每個人沒有公共空間，那每個自我特別容易受傷害。當然王焱也說理論上知道要平等與自由，所以這些年來宣揚消極自由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至少微博上找誰講理，你說積極自由他不敢，但說消極自由大喊大叫還靠80年所說的消極自由。當時我很感興趣以賽亞·伯林的思想，他的書都讓我組織翻譯過來。翻譯過來後有一件事，即前天我給清華大學哲學系做了一個報告說了一個問題，這時候我才知道甘陽一開始就錯誤了，他利用了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完全就是誤解，誤解在什麼地方？大家看我後來翻譯過來的《俄國思想家》或者《蘇聯的心靈》，以賽亞·伯林這個人對所有俄羅斯知識分子對當代社會的承擔欽佩至極，這是一個反過來的現象。過去老以為英國、美國社會生產力發達，精神必然發達就影響我，其實情況正好相反。還有一個人是國學院的梁啓超，我在清華大學國學院的第一導師是梁啓超，列文森寫《梁啓超與中國現代思想》，當然梁啓超受不了他的影響，列文森那麼批評梁啓超，我問他身邊的人才知道列文森一輩子受梁啓超的影響。在影響中能看出什麼？其實以賽亞·伯林對於俄國知識分子能夠站出來承擔，認為詩的寫作、對整個民族是拯救的契機，他非常佩服、自嘆不如。大家也知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瓦戈醫生》，那是以賽亞·伯林從蘇聯偷運出來的。那說明什麼問題？王焱也說了這個話題，英國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現代化社會，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着急，着急是因為你看見目標了，所以法國比較着急，英國是水到渠成的，自己一步一步試錯，不知道往哪兒走，英國走過去國力增大了，法國人開始着急。法國民族有一個大問題，自己現代化的力量相比起英國的水到渠成少很多。當轉型社會陷入到完全原子化，大家都不想去磨合一個公共領域時，轉型社會靠誰？這樣的社會就像一簍子螃蟹，你掐着我，我掐着你，哪個螃蟹都拽不出來，於是改革走進死路。如果其中有一個螃蟹站出來要解這個扣子，如果有，任何時候也只能是知識分子，無恆產而有恆心，可以相對地超越利益考量。這是一個問題。主持人忘了介紹，其實我跟王焱一樣也變成高研院的講席教授，為了高全喜得出點力，所以我就編了《我們的學術生態——被污染與被損害的》，一個笑話是當當網不懂行，把這本書弄到自然科學裡去了。講一個生命及其周圍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互惠關係是生態的定義，當然是生態學的事。現在「生態」這個詞早被我們拿出來用，更想說的是曾經有過一個比較良性的、可以傳承的、屬於百代可知的治學環境，可這個環境每況愈下被污染掉、損害掉，「我椎心泣血」。甚至這麼說，我先從社科院調到北大，教了10年後調到清華，在北大十年可以看出我前面的學生和後面的學生比，前面好一點，每一年往下降。這本書考慮了我方方面面對於中國學術生態的反省，今天我對《新京報》發了一個採訪我的報道：我們的學術生態接近全面崩盤，而崩盤裡最重要的一條是做學問的目的沒有了，過去最基本的目的沒有了。這個樣子和我剛才說的情況一樣，中國學術生態是整個中國社會惡化的表徵，既然是一簍子螃蟹，就得有一個螃蟹，所以我當這個螃蟹，站出來，這裡面有我在社科院反省社科院的文章，有在北大時反省北大的文章，有在清華時思考清華國學院的文章。知識分子有一個積習：反思，死也死得明白，知道我這個單位是怎樣的事情。反過來有人說又研究這個幹什麼？因為我本身的專業是美學，比較文學，大家也知道國際漢學，我又弄政治哲學，現在又弄教育學。知識分子要把周圍的事情想清楚，如果整個社會需要北大、清華的教授和學生去改造，連自己身邊不認清改造什麼？那我們就是一批廢物。回到這個話題，吃飯時浙江大學出版社袁社長很關心選題，我其實想編一本書《80年代書信》，老有人想把我夢中最黃金時間偷走，我要編一本書將其留住。我想說，80年代、90年代只意味着耶穌生日和手指頭之間的關係，本來沒有什麼事，但大家知道80年代和90年代有一個絕對的分水嶺。90年代以後我們走了一條路，有很多進步：比如經濟增長，雖然是在巨大的環境代價上、人心變浮薄的基礎上，但還是有進步，比如消極自由的概念有了確立。秋風和我關心的事，傳統比80年代認識清楚，但有一條不如80年代，太過消極，消極而不自由，低調而不民主。於是回過頭來想消極自由的基礎上有一個積極自由，在不做的基礎上還要說做什麼。一旦說要做什麼，這個話題就回來了，當代知識分子和當代社會的轉型社會就接起來了，做什麼？做這個社會，改造這個社會，於是磨合出一個公共空間，變成老儒家說的君子。本文來源於騰訊評論「燕山大講堂」，為2012年10月18日「轉型社會與當代知識分子」訪談的一部分。推薦查閱完整內容。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點擊下列標題，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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