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作者：本刊駐埃及特派記者黃培昭

九暢

|編輯：阿曄

|編審：蘇蘇

諾貝爾文學獎又一次頒給了「冷門作家」。

10月7日，英國非裔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摘取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理由是「因為他對殖民主義文學寫作的影響，對難民在不同文化大陸之間的鴻溝中的命運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地滲透」。

古爾納是誰？

對很多人來說，這個名字比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的名字更令人感到陌生。

事實上，古爾納是近20年來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作家，因此被認為是世界文學界「最負盛名的非洲人」。

他曾在2005年的小說《拋棄》中寫道：「這是一個包含着許多故事的故事，它們也許並不屬於我們，卻作為我們生命長河的一部分，捕獲我們的心，並永遠留存在我們心中。」有評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句話就是古爾納對自己作為作家使命的一種陳述。

從難民到教授

昨天，在諾貝爾文學獎塵埃落定後，很多人才第一次聽說古爾納的名字。

在國內外各大媒體此前的預測榜單上，他幾乎不曾被提起。在諾貝爾獎官方推特發起的投票中，有93%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表示從未讀過他的作品。

·截圖自諾貝爾獎官方推特。

古爾納獲得諾獎，完全可以用「爆冷」來形容。就連他本人接到獲獎通知時，第一反應都覺得這電話是個騙局。

當時，他正在廚房裡忙活，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Mats Malm突然打來電話，告訴他這個好消息。「在得獎消息最終公布前，總會有幾個禮拜的議論紛紛，像是誰在榜單前列，我根本就沒思考過這件事。」

消息正式公布後，古爾納再一次接到了瑞典文學院的電話，這回雙方通話6分鐘。在隨後接受採訪時，古爾納用「榮幸」「激動」「驕傲」來形容自己的心情，「從此（我）加入那些在我之前獲獎的作家們的行列」。

·古爾納畫像。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方網站。

古爾納生於1948年，如今已73歲。他父親是阿拉伯國家也門哈得拉毛地區人，後來移居到了桑給巴爾島，古爾納在這裡出生、長大。

桑給巴爾是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的組成部分，但在古爾納幼時，坦桑尼亞還沒有獨立建國，因此學界對古爾納究竟是哪個國家的作家存在爭議。鑑於他是也門人後裔和身上的阿拉伯血統，一些學者認為他是阿拉伯作家。不過，更多人還是認為他是坦桑尼亞作家。

20世紀60年代，由於阿拉伯裔公民在桑給巴爾受到迫害，古爾納離開他一直生活的非洲，以難民身份去到英國學習。

1980年至1982年間，他先是在尼日利亞亞巴耶羅大學卡諾分校任教，擔任講師，後來又去英國肯特大學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1985年，他干回教師老本行，開始在肯特大學英語系任教，教授研究生課程，不久前剛退休。

他的主要學術興趣是研究殖民主義和後殖民寫作，特別關注關於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的論述。他發表過不少關於當代後殖民作家及其作品的論文，主編過兩卷《非洲文學文集》，還曾擔任英國文學刊物《旅行者》副主編。

·古爾納。

獲得諾獎後，古爾納被問到如何看待自己筆下的難民題材與當下政治環境的關係。他的回答是：儘管非洲人前往歐洲可能是新鮮事，但歐洲人湧入非洲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目前，歐洲人應當克服對難民的「吝嗇」的情緒，當這些人來到歐洲時，他們並不是空手而來，他們是一群有天賦、充滿能量的人，他們會對社會有所貢獻，所以歐洲人不能將他們當做一無所有的下三濫。

古爾納用英語寫作，不過他的第一語言是斯瓦希里語，其散文經常帶有斯瓦希里語、阿拉伯語和德語的痕跡。

目前，他已經出版了10部長篇小說和若干短篇小說，貫穿其作品始終的是難民主題。《離開的記憶》《朝聖者之路》和《多蒂》講述的是移民在英國的經歷；《天堂》講述的是一個男孩在飽受殖民主義創傷的東非國家如何成長；《歡笑的沉默》講述了一個年輕人離開桑給巴爾前往英國，在那裡結婚並成為了一名教師的故事。

古爾納結合自身經歷，創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後的東非和英國為背景的作品，聚焦於主人公的身份認同、社會破碎、種族衝突、性別壓迫及歷史書寫等主題。

早在1996年，美國文學評論家勞拉·溫特斯就在《紐約時報》上寫道，古爾納的《天堂》是「一個閃閃發光、隱晦的成長寓言」，《歡笑的沉默》「巧妙地描繪了一個人被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痛苦，兩種文化都會否認他與他人的聯繫」。

還有評論說，古爾納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會創造一種新身份來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卻仍舊深陷於現實生活和過去經歷的糾葛之中，力求尋找一種平衡感。

他比較著名的小說是《天堂》《荒漠》和《海邊》，不少作品曾入圍被稱為「當代英語小說界最高獎項」的布克獎。

·古爾納及其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古爾納還善於刻畫移民特殊且細膩的心理。《新京報》舉例稱，在小說《海邊》中，失去了原有財富、地位的主角會採用「假裝不會說英語」的策略，讓自己「更有可能尋找到庇護」。在古爾納看來，這是一種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產生的特殊文化創傷。

「古爾納在處理『難民經驗』時，重點是其身份認同。他書中的角色常常發現自己處於文化和文化、大陸與大陸、過去的生活與正在出現的生活之間——一個永遠無法安定的不安全狀態。」瑞典學院在評語中如此寫道。

對中國讀者而言，古爾納的作品尚無簡體中文版單行本出版，不過2014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收錄了古爾納的兩篇短篇小說《博西》和《囚籠》，可以從中窺見其作品風格。

「古爾納在英國文壇其實是很活躍的，不僅創作，還研究、教書，涉及面很廣，他主編的兩套非洲文學論文集影響很大，長篇小說又是一部接着一部。」上海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盧敏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古爾納一直站在非洲的立場講述非洲的故事，讀者會覺得他很可信。他自己也身處一種流散的狀態，所以他很關注坦桑尼亞人在異國他鄉的遭遇和處境，是很典型的後殖民作家。」

諾貝爾頒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在周四的新聞發布會上也說，古爾納「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後殖民作家之一」。

但在2016年的一則採訪里，古爾納拒絕給自己貼上「後殖民作家」的標籤，「我不會使用這些詞，我不會讓我自己戴上這樣一個簡單化的標籤」。

著名文學評論家胡恩蘇認為，古爾納為21世紀非洲文學做出了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個貢獻是他向讀者展示非洲移民問題的方式，他認為移民問題應被作為定義非洲人的重要參考因素。第二個貢獻是對建構和理解家族社區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今年早些時候，在接受非洲某網站採訪時，古爾納談到，在他最近的新作《來世》中，他試圖闡明人們受戰爭和殖民主義的影響。

「我周圍都是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他們會談論它們。」「這些故事一直伴隨着我，我需要的是有時間把它們組織成這個故事。我的學術作品也塑造了這些故事。」古爾納說，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在思考流離失所、身份歸屬等問題，而「體驗歸屬感和不歸屬感有不同的方式」。

近幾年，諾貝爾文學獎沒少因為獲獎者多是歐美國家作家和男性而被詬病。記者格麗塔·瑟費爾在瑞典報紙《達根斯·尼赫特》上撰文指出，過去117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95位來自歐洲或北美，只有16位獲獎者是女性。「它真的能這樣繼續下去嗎？」她在文中質問。

今年，同樣的質疑聲不絕於耳。這或許也是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避開歐美國家、把本年度的文學獎頒給古爾納這位非裔作家的一個原因。

暫不論獎項背後有何考量，正如多年前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索因卡所說：「這不是對我個人的獎賞，而是對非洲大陸集體的嘉獎，是對非洲文化和傳統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