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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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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倫》劇照:曾經和諧相處的同村烏克蘭人和波蘭人。© Wiadomoś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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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倫》劇照:烏克蘭人將波蘭孩子身上捆上稻草,活活看着他被燒死。© Wiadomoś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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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個新號【利維坦行星】,可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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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區,兩名徒步登山客無意中發現了一具埋藏於冰下的木乃伊。事實證明,「冰人」死於5000多年前。起初,考古學家認為他是在一場暴風雪中摔倒、凍死的。後來,他們發現他身上有各種各樣的割傷和瘀傷,肩膀里還嵌着一枚箭頭。他們還在他隨身攜帶的石刀上發現了血跡。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死於一場戰鬥。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認為冰人的故事彰顯了我們的暴力傾向。人類是一種熱衷爭吵的生物,我們具有發動戰爭的特殊才能。
在她的著作《戰爭:衝突如何塑造我們》(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中,她提出,戰爭在人類歷史中太過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幾乎不曾意識到它的連鎖反應。其中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國家的興衰,但另一些則出人意料。儘管我們珍惜和平,但戰爭也激發了社會和政治變遷,有時甚至是積極的變革。戰爭同樣刺激了科學進步。
麥克米倫著有數部備受推崇的戰爭與和平史。她對這一主題同樣抱有個人興趣:她的父親、外祖父和祖父都參加過戰爭,而她的曾祖父是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一戰期間的英國首相。但是她說她的家族史並沒有那麼不尋常。「我已經70多歲了,我們這一輩里的大多數人都有家庭成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要不就是認識參加過這兩次戰爭的人。」她告訴我。
麥克米倫綜合了大量有關戰爭的文獻——從戰場記錄到戰爭理論,展示了新技術和武器如何反覆地改變歷史進程。正如我在我們的談話中發現的那樣,她對自己在著作開篇提出的一個問題尤為感興趣:「戰爭帶出的是人性中獸性的一面,還是最好的一面?」
你認為人類天生就是暴力的嗎?
我認為,我們並非天生就是暴力的,但我們可能有暴力傾向,這是進化遺留給我們的。當我們感到害怕時,我們會傾向於發泄,但我認為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一定是暴力的。我們經常能看到利他主義和人們聚居在一起的例子。
更重要的在於,人們為什麼要戰鬥——我在此考慮的是戰爭,而不是任意的一對一打架。人們打仗是因為組織、思想和文化價值觀。不幸的是,我們越是組織嚴密,似乎就越善於戰鬥。戰爭是有組織的。這不是你會在酒吧外面遇到的鬥毆,也不是當別人感到害怕時你可能遭受的隨機暴力。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說,尤其是從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的暴力行為正在變得越來越少。你怎麼看待他的論點?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論點,他用大量的證據極為縝密地對其進行了闡述。我們不再有互相毆打致死的職業拳擊賽。我們不再有公開處決。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欠發達國家,兇殺案發率都在下降。就此事而言,你自己所在的國家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例外。我認為他說各國國內社會正變得更加和平,這一點是正確的。但我不認為它包含了戰爭。戰爭是另外一回事。
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反論,叫做「善良悖論」。他認為,事實上,是作為個體的我們變得更加友好、減少了暴力行為。我們可能是通過選擇配偶、在繁育過程中清除或者殺死我們中間最暴力的人,以此馴化了自身,就像狼被馴化成了友好的、坐在你大腿上的狗狗。
作為個體,我們或許變得更加友好了,但是我們也變得更善於組織和使用有目的的暴力。這就是悖論。儘管我們變得更加善良,但我們也變得更善於發動戰爭。
戰爭中真正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對他人所有物的貪婪。
實際上,在動物王國里,發動戰爭是件很少見的事,不是嗎?
這個嘛,與我們血緣最近的表親,黑猩猩,看起來確實會發動戰爭。黑猩猩會標出自己的領地,而雄性黑猩猩會成群結隊地在領地內巡邏。如果另一群黑猩猩中有一隻不幸誤撞進這片領域,黑猩猩們會聯合起來殺死入侵者。但是我們在動物王國的其他表親,倭黑猩猩,的確生活在和諧與和平之中,並不會對外來的倭黑猩猩做出暴力反應。這可能是因為黑猩猩有天敵,而倭黑猩猩由於地理原因沒有天敵。
值得指出的是,倭黑猩猩是母系氏族,而黑猩猩是由健壯高大的雄性統治的。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推測。男人更喜歡戰鬥嗎?是他們天生好鬥,而女性生來就是和平締造者嗎?我不這麼認為。當然,歷史上絕大多數社會都是父權制社會。但是,當你讓女性掌權時,她們似乎和男性一樣好戰。想想葉卡捷琳娜二世、瑪利亞·特蕾西婭(Maria Theresa)或是撒切爾夫人吧。這些女性都有能力引領自己的國家進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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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動戰爭是一種天生的趨勢(也許它刻在我們的DNA里),這揭示了人類本性中什麼樣的部分呢?
我不確定我們的DNA里是否刻着戰爭。我們的暴力傾向可能存在於我們的DNA中,但戰爭伴隨着社會組織而來。戰爭是有目的的,往往也是有很多算計的。人們不會匆匆忙忙地投入戰爭。他們為了戰爭思慮、計劃、訓練,而且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軍方知道這一點。
軍隊做了大量的訓練,把那些不想殺人或是不想冒生命危險的人變成那些願意戰鬥的人。因此,我們發動戰爭的傾向與我們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組織是一致的。如果你是遊牧民族,你可以收拾行裝,搬到一片無人居住的地方,遠離那些威脅你的人。但是一旦你安定下來,成為農場主,要想說走就走就要困難得多,因為你有要保衛的事物。不僅如此,你還多了很多別人可能想要奪取的東西。不幸的是,我們越是組織嚴密、成熟,就越善於互相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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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會組織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保護人民嗎?
即使在保護人民的過程中,你也可能不得不發動戰爭。戰爭中真正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對他人所有物的貪婪。隨之而來的是恐懼,恐懼有人會試圖奪走你所擁有的,或是徹底摧毀你的社會。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建立信任通常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傾向於互相猜疑。我們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友鄰們和睦相處,但是這種關係破裂的危險總是存在。
歸根結底,這是否是部落主義呢?你要麼是在某個群體內部,要麼是在這個群體的外部,所以我們才對「他者」有這種內在的不信任和恐懼。
部落主義似乎確實貫穿了人類社會的很多方面,不過我認為這是可以克服的。你可以建立機構、構造價值觀,使我們更容易相互信任。宗教能夠把人們帶進一個更大的群體,並堅持要求我們把群體中的其他人當作人類同胞來對待。我認為歐盟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說明那些曾經互不信任並且彼此交戰的國家如何學會了合作。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我們已經看到,各國社會之間是多麼容易轉而相互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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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過,一旦人們安頓下來,組織成更大的群體,戰爭就成了一個更嚴峻的問題。但好像的確有相當多的人類學證據表明,早期的狩獵-採集者和搜食社會同樣好戰。
我們總是希望有一個更加友善、溫和的世界。我們經常構想這樣的畫面:在遙遠的過去,人們和睦相處,求有所得,樂享閒日,而不是激烈地彼此爭鬥。但事實證明,戰爭和暴力似乎源遠流長。調查發現,世界上現存的狩獵-採集社會經常呈現出高比例的有組織暴力,死亡率也很高。
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加友善、溫和的世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這難道不是盧梭和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經典辯論嗎?
盧梭說,當社會組織使我們彼此之間變得更具對抗性時,麻煩就來了,然而霍布斯說,假如你回到古代世界,回到那個原始世界,你會發現它非常惡劣、兇殘,因為那裡沒有中央政府,也沒有辦法控制人們彼此爭鬥的衝動。
對霍布斯來說,這是一件好事。當一個大國——一個「利維坦」形成時,它會擁有壟斷的力量,能夠維持自己領土內的秩序,並保護其人民,抵禦那些試圖摧毀自己的力量。
你認為霍布斯是對的嗎?
我同意他這個相當悲觀的看法。但他錯在認為國際秩序永遠都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像狗咬狗一樣互相殘殺的。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國際機構和國際規範,以消除對戰爭的需求。說回歐盟的例子:誰會在100年前料到,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些過去的敵人將會生活在一起、彼此合作呢?作為解決國家間分歧的一種方式,戰爭是可以被歷史淘汰的。我們可以利用法院、仲裁和制裁。
但那些樂意發動戰爭的群體往往繁榮昌盛。
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他們經常捲入戰爭,這也使他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非常有說服力地指出,戰爭幫助建立起更大的國家,這有利於生活在其領土內的人民,因為更大的國家提供了更高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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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是通過戰爭建立起來的,但是那些生活在羅馬帝國內部的人卻享受着更高的生活水平,並且可以自由旅行,因為帝國內的道路和海洋是安全的。貿易可以在羅馬帝國全境順暢流通,因為帝國保障其安全性。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想要搬進羅馬帝國,而不是搬出去,因為裡面的生活更好。羅馬人對宗教信仰非常寬容,但他們確實期望人們尊敬皇帝、遵守特定的習俗和法律。因此,武力並不是羅馬帝國昌盛的唯一秘訣。
大多數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原因有很多。有人侮辱了某人,有人和某人成婚,過程中出了差錯。但我傾向於認為根本原因是貪婪——你擁有別人想要的東西。也許是領土,也許是金銀,也許他們想把你的人民變成奴隸。
你也可能出於恐懼參戰:害怕有人要攻擊你,或是害怕自己的生存難以為繼。最後一類因素用我的說法來講,是我們所相信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宗教能做到這一點。假如你想在塵世建造一座天堂,或是想在永恆中得到救贖,可能就會去打仗,因為你不會那麼害怕死亡,你成了一樁更偉大的事業的一部分。
民族主義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你會為一個國家奮戰,為之犧牲,因為你正在為一個比你自己更偉大的目標戰鬥。又或者,你會參加一場內戰,因為你們對於誰該控制這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應該走向何方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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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往往是最血腥的戰爭,不是嗎?
它們往往是最糟糕的,因為它們是意識形態的戰爭,有的是為了在塵世建設社會主義,有的是為了在來世打造天堂。消滅你的反對者幾乎成了道義上的責任,因為他們阻礙了人類更偉大的利益。你不會在把他們從地球表面移除時感到內疚。這就是為什麼這類戰爭如此殘酷。
在一場內戰中,你不僅僅是在戰場上與那些士兵戰鬥。你在與整個社會作鬥爭,因為它是錯誤的。甚至連孩子們都是錯誤的,老年人也是錯誤的。在這類戰爭中沒有無辜的人。
你也寫過偶然性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一個特定的人成為了領導者,或是一次事故引發了一場戰爭。
許多歷史學家不同意,但我認為意外事件和偶然性在歷史上起着相當大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拿破崙還是個來自科西嘉島一個並不特別顯赫的家庭的年輕人,正在一所軍事學院學習。但是,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他就不會有希望躍升為一名傑出的將軍。那場革命推翻了舊的秩序,所以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一獲得了一個機遇,一個在其他任何時間或地點都不會有的機遇。
意外事件也是如此。我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在1914年之前有過數次危機,歐洲國家曾嚷嚷着要對彼此開戰,但他們克制住了。1914年,人們仍然期待着可以這樣收場,我認為他們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走得太遠了。大公在薩拉熱窩遭到了暗殺。因此,奧地利人決定試圖摧毀塞爾維亞。俄國決定保衛塞爾維亞。德國決定支持奧匈帝國。他們仍然以為自己可以收住,因為他們以前都收住了。但是他們做得太過分了,事情變成了關乎民族自豪感的問題,而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是否又一次在接近那種戰爭?
我認為我們在冷戰時期已經很接近了。我們談論核武器如何平衡了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相互保證毀滅機制(譯者註: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指對立的兩方中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則兩方都會被毀滅的軍事戰略思想)。但對我來說可怕至極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出現的情況——那些他們差點兒就當真開始相互發射核武器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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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我們真的非常接近世界大戰了,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有一艘蘇聯潛艇,艇長有權發射裝有核彈頭的武器,但有人勸他不要這麼做。有時候技術人員插入了錯誤的訓練磁帶,有時候美蘇雙方都會碰到這種事:某人看到雷達上有一群鳥,認為是來襲的導彈或飛機。(譯者註:1962年10月27日,蘇聯B-59號潛艇艇長、政委誤認為核戰爭爆發,欲發射核魚雷,遭大副瓦西里·阿爾希波夫否決;1979年11月9日,美國多個軍事指揮中心收到警告信號稱蘇聯向美發動了全方位核打擊,後經確認,是一盤軍事模擬訓練磁帶不小心插入了正在運行國家早期預警程序的電腦中,導致了這場虛驚。)
我得出的結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我們一直在談論戰爭的恐怖,但你說戰爭也推動了科學的進步,有時還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平等。你如何闡述這個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上,有時需要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或一場嚴峻的危機,才能讓我們集體做一些我們在常規時期想不到去做的事情,因為它們太過昂貴、太過困難,或是太具破壞性。戰爭就是這些挑戰之一。疫情也一樣。
你現在看到那些一直在談論財政緊縮的政府突然開始大把地花錢,因為這對於保持社會運轉是絕對必要的。戰爭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你知道,許多醫學進步都是戰爭的結果。例如,盤尼西林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世紀20年代發現的,當時人們認為它的生產成本太高。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來了,突然之間,當你想讓那些為你而戰的人活下去的時候,它就變得不怎麼昂貴了。
現代計算機革命不也是脫胎於美國國防部資助的研究嗎?
冷戰期間以及二戰期間的大量研究都使美國的科學技術蓬勃發展。互聯網實際上是美國大學資助的研究成果。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建立在政府出於冷戰目的所資助的研究基礎上,事實證明,這些研究在和平時期同樣有用。
戰爭也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平等。當男人們上戰場的時候,後方的女人們開始掌權,這導致了政治上的變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國家的婦女都在鼓動通過女性投票權,但社會主流的論點是,你不像男人那樣參與社會事務,因此你應該呆在家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需要大量男性參軍,婦女發現她們開始從事以前被認為是自己無法勝任的工作。她們在農場裡開拖拉機,在流水線上、在炸藥廠里工作。英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政府承認婦女為戰爭做出了貢獻。拒絕她們投票的理由已經站不住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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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戰爭的殺傷力越來越大,因為現代技術的致命性要大得多。未來的戰爭將會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你可以想象出殺手機器人抹消全體人類的場面。你擔心未來的戰爭嗎?
我擔心。我覺得高科技武器可怕極了。越來越多的自動制導武器正在研製中,這些武器可以自己做決定,似乎不需要任何人類的控制。誰將最終控制這些武器?它們所能造成的破壞也越發擴大。我們擔心核戰爭,但普通的炸藥在最近幾十年裡也變得比過去遠為強大了。又國家支持的網絡攻擊還開啟了全新的戰爭領域,這種攻擊足以威脅到一個國家的全體基礎設施。
既然人類似乎有發動戰爭的傾向,我們能否有朝一日克服自己的這種內在傾向呢?
我認為我們可以克服它們。我對德國的變化感到震驚。這是一個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充滿了軍國主義價值觀的社會。軍隊曾經是這個國家最權貴、最極致的部分,但現在這種價值觀已經完全消失了。德國成了一個不同的社會,一個不同的國家。瑞典是另一個例子。在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中,如果你聽說瑞典士兵正在接近,你會感到恐慌,因為他們是如此的暴力、殘忍。如今,瑞典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度,致力於維持和平與國際合作。
大多數歐洲國家已經遠離了軍事價值觀,遠離了認為戰爭對國家而言是一種有用工具的想法。現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與另一個歐洲國家開戰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可以步入一個不再認為戰爭有任何必要的社會,我認為這是絕對可能的,而且對此抱有十足的希望。
文/Steve Paulson
譯/苦山
校對/芝麻塞牙縫兒
原文/nautil.us/humans-have-gotten-nicer-and-better-at-making-war-9512/
本文基於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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