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後現代歷史檔案

中國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會從17世紀的危機中得到了恢復，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國都要來得快，但200年之後……

1835年，托克維爾對中國仍然充滿哲學家傾慕式的想象：

旅行家告訴我們，中國人有寧靜沒有快樂，有工業沒有進步，有穩定沒有力量，有物質秩序沒有公共道德。有這些，社會發展得不錯，卻從來沒有很好過。我想象當中國向歐洲人開放時，他們會發現這是世界上最優良的集中管理的典範。

終於以武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的歐洲人發現，清帝國的治理並沒有托克維爾認為的那麼好。權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範疇的邊緣卻與行政機構的決策中心失去了聯繫。更糟糕的是，整個系統已經僵硬，失卻了清朝統治初期所具有的韌性。

1998年7月7日《光明日報》刊登了戴晴對魏斐德（1937-2006）的專訪，最末的問題是關於中美兩國學者研究「文化」的差異，魏斐德答曰：「文化是一個很空泛的概念。你要解釋一個現象，可以列出種種原因，而最主要的一個，不能解釋的東西，幾乎不可改變並且誰也不必承擔責任的，就成了文化。至於中國的文化熱，我想原因之一是文革對文化的暫時中斷；此外，文化是全球華人認同的最普遍的基礎；再有一點，近代以來中國人遇到的最大困難也可以歸結到文化——『體用』問題，如何吸收異族先進的思想、文化來阻止並支持自己的制度」（《誰出錢支援社會科學研究——訪魏斐德》）。

魏斐德的師友與同行提出不少答案，如費正清、列文森以直觀的「挑戰-回應」標舉的「西潮衝擊論」，如芮瑪麗、費維凱對保守主義充滿複雜情緒的的「傳統障礙論」，如史華慈、蕭公權、瞿同祖諸人細繹史乘後不無同情而揭示出來的「內在動力論」，如孔飛力強調中外互動的「民族覺醒論」，如柯文因反對歐洲中心觀而創意的「中國中心觀」，如余英時體貼入微而保持批判的「內在理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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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史景遷：歷史寫作就像玩拼圖遊戲，我們必須很小心

魏斐德的歷史敘事不是通常意義的講故事，而是「敘述和評論的相互滲透使歷史引人入勝並具有說服力，從而使歷史的本意遠超出單純地講述一個故事」，而且，「成功的敘事不僅使遙遠和混沌變得清晰明了，也具有解釋功能」（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

《洪業：清朝開國史》充滿繁瑣的史實，無論篇幅之巨，包羅之廣，還是細節之多，都令讀者敬畏。「歷史變得叫人透不過氣，好象背上有一大堆人物，在他們被永遠扔出史書之前，正苦苦哀求着讀者聆聽他們的最後一次傾訴」；可是，作者為何要「故意」列舉那麼多讀者並不需要知道的歷史人物，為什麼不厭其煩的介紹行軍日誌和君臣詔奏，為什麼對明顯不具決定性的事件也要詳述來龍去脈？

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

魏斐德匠心獨運，「編制」一種「針腳縝密，前所未見」的「獨特的敘述文體」，是要用來「不斷減緩歷史的節奏」，讓讀者親切感知興亡易代之際的殘酷、複雜與多變；若非採用這種敘事體裁——譬如，轉用結構主義史學擅場的長時段分析型架構——讀者將無由理解魏斐德提出的極其重要的概念：超越朝代更迭的「忠」。在滿洲征服中國的過程，抵抗者受到殘酷對待，漢族民眾被屠戮，知識分子蒙受侮辱，然而，天下大定之後，清代皇帝卻對那些忠於明朝皇帝的臣民褒揚有加，不論這些人奮起反抗「逆闖」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還是誓死不屈從於滿洲的鐵蹄，甚而只是在狼煙四起之前在體制內與「閹黨」作鬥爭。描述如此複雜的局面，需要「細密畫」式的敘事文體，同時，也只有這樣的文體，才能勾勒出「忠」這個概念在特定時期是如何從「具有特殊性質的價值觀念倏地被轉化為具有普遍性質的信條，從而顯示，國家乃是一個不受時間限制的制度，不像朝代不免興亡，而更具有超越永恆的價值」。

魏斐德或許沒有對滿清何以取代朱明做出終極解釋，但是通過對「忠」的敘述與闡釋，揭示了歷時千餘年猶能穩定傳承的「中華帝制的無比韌性和十足霸氣」。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1937-2006），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之後美國「漢學三傑」之一（史景遷、孔飛力），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代表作有《洪業：清朝開國史》、《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歷史與意志：Mao思想的哲學透視》、《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中華帝制的衰落》、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戰時恐怖主義和城市罪惡1937—1941》、《紅星照耀上海城》(遺著) 等。

魏斐德：我們這一代漢學家

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對治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感受尤深

本文由鄒羽採訪記錄、徐有威整理，發表於《史林》2008年第4期，原題為：《我們這一代漢學家——魏斐德教授訪談錄

收入《遠航：魏斐德演講訪談錄》，魏斐德著，梁禾編，新星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我想以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眾所周知戰後一代美國學者對中國研究影響至巨，而您又怎麼樣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魏斐德：的確，就中國研究而言，緊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出現的一代，其影響是最為深遠的，其中許多人曾經在美國服役，並因此學習中文和日文，我自己的老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就是如此。他在海軍做過負責日文翻譯方面的軍官，而這代人中的精華退役後大多去哈佛讀書，師從當時年富力強的費正清。費氏戰前就在北平隨蔣廷黻等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到了戰後則當仁不讓成為中國涉外問題方面的權威。有整整一代學人包括列文森、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芮沃壽夫婦（Arthur Wright，Mary Wright）和施樂伯（Robert Scaplapino）等等，都在哈佛受過費氏的薰陶，並且作為他的弟子為人所知。當然此外還有從事日本研究方面的一些學者，如湯姆·史密斯（Tom Smith）。

我屬於更後的一代。我們基本上都要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開始做研究工作，而且在正負兩方面均受費氏門人的很大影響。就我而言，我在那代學人中處於比較年輕的一端，既沒有從軍背景，又沒有傳教經驗，做中國問題研究主要是出於興趣。而我的學生如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等人雖然與我幾乎同齡，但在越戰期間他們對費氏門人的反叛就非常激烈。

總之，費正清以及其他戰前人物可以算成一代。第二代在戰後崛起，培養了第三代人。第四代也就是周錫瑞為首的那一代。當然，現在我們又有全新的一代學者。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和當代文化研究密切相關的新問題，這也是從未有過的。

從大體上講，您這一代的學風同前兩代相比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就近而言，您的著作和費正清以及列文森的傳世作品之間便存在着相當明顯的不同。請問那種風格的變化與歐洲社會科學的傳播，比如說韋伯和帕森斯的影響，有何關聯？

魏斐德：韋伯和帕森斯的影響當然都波及到我的研究，特別是帕森斯，他起了很大作用。這對列文森和費正清也不例外，只是他們並不自覺罷了。不過我不想說這些社會科學著作的流傳使我們超越了師輩的影響。就我而言，真正造成了這一變化的是來自法國的學術風氣。

我在大學本科念的是法文，法國學者所做的工作引導我用不同的方法來考慮中國問題。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有兩個題目。一個關於創造社，另一個是太平天國的起源問題。至於究竟做何取捨，頗費我一番心思。我對兩者的興趣幾乎相等。最後我選擇了太平天國，因為它比較容易一些，也就是材料比較容易搜羅。由於無法訪問大陸，許多存放在大陸的有關創造社的檔案我都無緣得見。不過題目一旦確定，首先觸動我的是法國歷史學者處理通俗社會史的方法。我想正是這樣的影響讓我避開了所謂衝擊與反應模式和局限在精英階層的國際政治史框架，我感興趣的是地方史。

同時是否也因為這樣的研究角度，當時的人們一度認為您的著作在政治上採取中間偏左的立場？

魏斐德：是的。自然我對馬克思的了解很有限，的確我曾在波士頓的地鐵里讀過《共產黨宣言》。那在20世紀50年代是頗有亂臣賊子氣的事情。讀研究院的那幾年瀏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使我得益匪淺。同時，在接觸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我也很受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影響，他使我重視階級意識在農民和鄉紳接觸之間的分離作用。

這樣的發展過程同其他人相比當然很不一樣。譬如說孔飛力（Philip Kuhn）就比我更接近帕森斯的風格。他的影響比我要大，許多人都引用他的作品。這是由於他提出了一個相當可信的模式。美國的近代中國史學界有兩大研究模式，也就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模式和孔飛力模式。施堅雅的市場層次說其實並不完全是獨出心裁。從整體上講它來自20世紀20年代研究巴伐利亞問題的地理學家。然而應用到中國研究領域，它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認識手段。人們總是反覆使用宏觀區域、邊緣地帶和區域核心等術語。它在好幾代歷史學家思考問題的過程中留下了印記。而另外一個引起廣泛回應的模式就是孔飛力的地方軍事化模式。

我的出發點與他們不同。我當然看到地方軍事化等情形，但我發現，更重要的是19世紀50年代在中國南方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其基本格局不外於階級兩極化造成的內戰，以及保守勢力的強勁反動。在這一點上我得益於芮瑪麗（Mary Wright）。她認為所謂「同治中興」主要是來自湖南的保守鄉紳如曾國藩和左宗棠之流的勝利。其成果則是把清帝國一直維持到20世紀的辛亥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同意我的好友杜維明先生所持的新儒學觀點。我以為那種感情是對某件毀掉了的東西的眷戀。同時，理解儒學不能完全離開它的政治環境。而這個環境已經隨着辛亥革命消失了。

您為何會繼而寫《歷史與意志》一書？

魏斐德：那是我個人對文ge這一件事不切實際的反應。20世紀60年代晚期，由於不為人知的原因，學生運動席捲全球。當然最關鍵的是1968年，正值巴黎事件爆發之時，美國的言論自由運動也導致了學生暴動，流血事件以及繼之而來的軍事管制。

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期，對治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感受尤深。僅僅因為你教授中國歷史，校園裡的每一個左派分子都會跑到教授這裡來敦促你將你的教學內容付諸實施，參加罷課、暴動和諸如此類的盛舉。我的背景比較複雜。我屬於中間偏左的自由派，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像Mao的那些號召「炮打司令部」的內部談話究竟是怎麼回事？事情發生的時候這似乎全然不可思議。而我也變得沉迷於Mao的舉措，想尋找一個答案，因為在所有這些談話中似乎貫穿着某種對一切都瞭然於胸的神秘哲學。

我的做法今天看來是有問題的。我試圖去了解他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在他上中學和開始革命生涯之間的那些重要年份里構成他思想的主要因素。至於這本書的中譯本，它早已在中國首先由黨內機構出版。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我覺得這是在Mao的思想中有着一貫性的哲學理念的表現。正是某種結構上的合理因素促使他決定去做那些事。他自己說他可以轉一百八十度的大彎，但同時他又像是在扮演卡萊爾所謂歷史上的英雄。毫無疑問，他沒有讀過卡萊爾，只不過那種發號施令的傾向，那種不斷革命論，那種通過改變社會狀況來改變個人命運的做法，都不可能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好惡。而且像Mao那樣掌握巨大權威和公眾影響力，而又可以那般行事的，我想在整個世界歷史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幾例之一。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寫《歷史與意志》目的也就是為了理解Mao的思想，讚賞他的某些品質並且擺脫他的影響。這本書在短短6個月內寫成，在我是一次非常強烈的精神體驗。

那麼說你的經驗與其他左翼學者並不相同。在中國研究領域，當時人們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總的反映是什麼？文ge對美國的中國研究起了什麼作用？

魏斐德：當時整個領域處於分裂狀態。為認識文ge而建立的學術組織叫作「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它是在一個夏天在麻省劍橋成立的。其中一部分創始人和支持者後來遷居伯克利，因為他們在劍橋弄得不受歡迎。所以他們的活動中心一度設置在南伯克利，而且很快開始從事中國問題以外的研究。

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之所以留存下來，主要是因為它在南亞和東南亞問題上所做的工作，但當時關心的重點還是中國問題和越南問題。通過它發表的幾篇有分量的文章，全都把矛頭指向費正清和第二代學者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周錫瑞的「哈佛學派和美帝國主義」，發表在委員會的期刊上。內容是關於在哈佛大學爆發的一次激烈論戰，因為哈佛接受了一批CIA人員去做亞洲問題方面的研究生。費正清等人所持的傳統自由主義觀點認為中央情報局是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在越戰問題上思想最為開通的機構，它對戰爭的預期遠比美國國防部來得近於事實。而聚集在哈佛學生刊物《紅色》周圍的激進學生則抗議說，招納這種人來校讀書是對他們在越南犯下的戰爭罪行進行包庇。兩方的辯論非常火爆。辯論結束後遷居加州的那些人都在學校里從事出版方面的工作。

關心亞洲委員會於是成為針對中間和右派力量的主要反對派。事實上真正的右翼已經不起什麼作用。它的中心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那些學者並沒有在辯論中擔任任何角色。所謂辯論主要是在中間或中間偏左以及中間或中間偏右的人士之間開展的。

說到六七十年代中國研究領域內分裂情形，亞洲研究協會起過什麼作用嗎？

魏斐德：這也是個有意思的問題。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成立之時，其批評對象一個是哈佛，另一個是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當時會中一個最踴躍最認真的成員是我的好友莫斯·羅伯茨。他在聯合委員會的檔案里發現了一個人所未知的情況。那就是，在福特基金會剛剛開始大量資助中國研究領域的時候，本來遠東協會，也就是亞洲研究協會的前身，可以作為一個公立機構來接受並且管理這些錢。

那時，一個主要是由美國學者組成的團體在英國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處置這批福特基金。大家的投票結果是想把錢存在像後來亞洲研究協會地區分會那樣的機構裡面。不過當時正處於冷戰高潮，而且麥卡錫時代剛剛過去不久。在會上君臨一切的費正清會議一結束就飛回美國，同另一位大權威，華盛頓大學的戴德華（George E. Taylor），達成了一項協議，決定不理睬會議的表決，建立一個聯合委員會來管那些錢。此後，聯合委員會便大權在握，負責分配福特基金會提供的上千萬美元的資金。我不知道預算的總數，但在1960年到1972年這12年裡，福特基金會的投入肯定超過一億美元。那也是聯合委員會的黃金時代。

這個機構目前仍然存在，只是手上掌握的財源馬上就要枯竭了。當時你要在中國領域做任何一件事，無論是申請基金，出國學習，還是完成著作，或者參加會議，都要和聯合委員會打交道。而後者總是要由那幾個大權威的親手遴選的10人到15人組成。費正清在其中絕對是發號施令的人物。這也就是說在那12年裡，亞洲研究協會被忽略了。原因很簡單，因為費氏認為它的群眾性太強，太走下層路線，總是一事無成。他認為要推舉能做決斷的人。他的角色是一個善意的暴君。原因是他建立了整個學科。在其他領域裡這種情況很少見，但我們這個學科的確是費正清一手創建的。

1972年發生了什麼事？

魏斐德：福特基金會撤走了。他們結束了對中國領域的資助，把興趣轉到國內問題上。做了許多年福特基金會主席的弗蘭克·湯瑪斯是個擁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想法是要把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做一個重新組合。這對中國領域有什麼影響呢？福特基金會花了幾百萬美元訓練律師和經濟學者，其基本打算是在蘇聯培養的那一批精英過世以後中國會出現一批美國培養的精英。福特撤出後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真空。我們面臨着如何維持這個領域的問題。那也是成立伯克利東亞研究所的原因之一。我們非得找到資金來保證中國研究能夠繼續進行。你如果去看俄國研究的人員構成，就會發現它的形狀像一個沙漏：老生代熙熙攘攘，中生代幾乎不存在，而新生代又是丁口眾多。這是因為在那幾年裡，他們的研究中斷了，沒能找到相應的資源。而在伯克利我們則勤勤懇懇地把中國研究維持了下來。當然費正清在哈佛也是如此。那主要是在70年代。到了80年代，我們又找到新的資源。不過現在重又面臨挑戰……

魏斐德：中國與17世紀世界的危機

傳統史學定論：道德墮落的統治者將失去對當政王朝的統治權力

17世紀商業的經濟衰敗，明朝秩序的社會崩潰以及清朝統治的政治強化

《魏斐德講述中國歷史：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與現代演進》，嶽麓書社，2022年5月

諭戶部等衙門：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億孔殷，加以水旱頻仍，小民艱食，地方官不行撫綏，遂致流離載道。普天率土，系命朕躬，如此艱苦，不忍聞見，朕為之寢食不遑。拯濟安全，時不容緩。戶部等衙門凡有錢糧職掌者，即將見今貯庫銀兩實在數目，作速查明來看。特諭。

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三日

明朝（1368-1644）的衰落和清朝政權（1616-1911）的興起是中國歷史上最濃墨重彩、最驚心動魄的朝代更替。儘管滿人於1644年突然占領北京，但明朝皇帝自縊於紫禁城外後才6個星期便開始發生的明清更替，卻並非一場突發的政變。無論是從我們今天超然的視角來看，還是從當時明朝遺民與清朝占領者各自的利益出發，這一改變肯定顯現了它是一段較長過程的一部分：17世紀商業的經濟衰敗，明朝秩序的社會崩潰以及清朝統治的政治強化。

對於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講，明代晚期中國與世界貨幣體制的聯繫已是相當明了的事情。由於在支付平衡上持續出現偏向中國商品與企業的失調，白銀從世界各地流向中國的世界經濟體中。「早在歐洲人全面了解整體世界之前，地球就已經被劃分為或多或少的中心和一體化的區域，也就是被劃分為相互依存的幾個世界經濟圈。」17世紀初，在東亞經濟圈，中國大概平均每年從日本進口33000-48000公斤的白銀，甚至有更多的錢幣從這個經濟圈之外流入「歐洲金錢的墳墓」。

17世紀，中國通過與西班牙治殖民地菲律賓的貿易，成為美洲白銀的主要接收國，好年景時可以接收二三百萬比索（57500-86250公斤）。一些史學者曾經說這種從美洲歐屬殖民地國流通到中國的錢幣只不過是一種從屬性的順差貿易。然而，我們仍然認為東亞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經濟圈，一個自我的世界，有其核心與外圍，儘管沒有與其相應的歐洲世界經濟那樣的海外領地和殖民國。中國處於這一體系的中心，吸取了西班牙在美洲開採銀礦之出產的20%之多，白銀以帆船裝載直接穿越太平洋，經馬尼拉運送到廣東、福建和浙江，換取絲綢與瓷器。1597年，這是墨西哥白銀出口的一個大年，帆船從阿卡普克運送了345000公斤白銀到中國。這些白銀比明帝國半個世紀所產總量還要多。其他美洲銀錠則通過在布哈拉（Bukhara）的中亞貿易間接到達中國。於是，新大陸開採出來的貴金屬50%流通到了中國。將這個數字與日本輸出的白銀數量相結合，17世紀前30年每年到達中國的錢幣總量至少有250萬-265萬公斤，很有可能會更多。

儘管時間尚早，但那時中國的經濟已是後來發生在17世紀20年代至17世紀60年代那場沉重打擊了以塞維爾為中心的歐洲交易系統的經濟大蕭條的一大靶子。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大蕭條之前，每年在馬尼拉待命的中國船只有41艘之多，而到1629年這個數字降到了6艘。由於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關係同時削弱，來自新大陸的白銀供給減少了。17世紀30年代，白銀的流通量又一次大增，馬尼拉帆船繼續從西班牙殖民地運來白銀，澳門人把日本白銀帶到了廣東，還有更多的錢幣從果阿通過馬六甲海峽運到了澳門。然而，緊接着，17世紀30年代初到17世紀40年代末，這一流通又一次，甚至是更嚴重地被打斷，而此時恰恰是中國的長江下游高度商業化的地區經濟越加依賴擴大貨幣數量以對抗通貨膨脹的時候。

1634年腓力四世採取措施嚴格限制阿卡普克（Acapulco）出口的商船；1639-1640年之間的冬季，很多在馬尼拉的中國商人被西班牙人和當地人屠殺；1640年日本中斷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1641年馬六甲落入連接果阿與澳門的荷蘭人之手。中國的白銀進口急速下滑。

對中國的銅-銀貨幣制的經久影響之一，很可能是晚明持續惡化的銅錢幣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使得長江下游三角洲這樣人口密集地區的穀物價格上漲，城鎮人口生活出現了很大的困難。17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40年代，食品漲價的同時，其他物資的價格下降了。1635年到1640年之間白銀運輸的急劇縮減所產生的即刻衝擊，對那一地區靠養蠶為生的居民尤為嚴重。蠶絲國際貿易萎縮，導致白銀進口進一步衰落，浙江北部杭州這類養蠶絲織地區的經濟變得越加蕭條。

清朝時期街頭的苦力

與此同時，經歷了兩個世紀的人口劇增（1400年到1600年之間中國的人口從6500萬增長到1億5000萬多）之後，氣候與疾病開始顯惡。1626-1640年間，反常的惡劣氣候突然襲擊中國，蒙德極小期（或者叫做路易十四小冰期）開始的那幾年，地球上的氣溫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極度乾旱之後緊接着是反覆的洪水泛濫，而上個世紀修築的主堤潰破又使洪水災情進一步惡化。在這同一時期，頻繁的饑荒伴隨着蝗蟲與天花的瘟疫，產生了饑民，餓殍遍地。其結果就是明朝末年人口異常減少。有學者甚至說，1585年到1645年間中國的人口減少了40%之多。總之，與全球經濟蕭條那幾年巧合，中國出現了非同一般的人口下降：「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和印度與西方的進步與退化幾乎同一節奏，似乎所有的人類都在原初宇宙命運的掌控之中，相比之下，好像人類歷史的其他部分都是次要的了。」這種普遍的人口減少讓史學家相信，中國捲入了那場覆蓋整個地中海的17世紀的危機。

在晚明很多經歷了通貨膨脹潮流的人們看來，他們在經濟方面的困難主要歸因於不斷增長的經濟貨幣化。當時的士紳普遍抱怨商業化並高度讚揚一兩個世紀前那種較簡單的生活，那時候，人們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較少捲入市場關係。例如，一份17世紀早期的地方志對照了弘治時期（1488-1505）平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那時候可耕地充足，住房空閒，山林蔥鬱，村莊平和，路不拾遺；隨着嘉靖年間（1522-1566）的社會混亂，財富頻繁易手，價格飛騰，貧富分化，市場條件變化無常。這本地方志強調，到了1600年，情況越發糟糕：「百戶之中有一個是富裕戶，十戶卻有九戶貧窮。窮人無法反抗富人，以至於跟常理相反，少數控制了多數。銀錢與銅錢似乎可以管天管地。」

現代史學家普遍將晚明的經濟困境歸因於影響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制度性崩潰。明初實行的是自我維持管理方式，稅收由百姓中的收稅人收集供應，軍費由各地世襲的軍戶消化，徭役由苦力或世襲永久註冊在案的匠戶提供，這些都依賴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註冊和分配程序的能力。經濟的貨幣化，國都遷往北京，遠離了長江下游三角洲重要的穀物產地，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的程序來貫徹理想化的自保性人口單位，這些都導致了崩潰。

從行政部門體制可以看到，在新經濟影響的壓力下舊的國家金融體制的腐朽。例如，在明初，當時唯一的國都在南京，行政部門加上皇帝的男性親屬都靠皇帝的薪俸生活，薪俸折成大米按石發放。國都北遷之後，俸祿的發放轉換成其他形式：起初是紙幣，後改為布匹，最後是銀子。兌換的比例按照當時穀物的價格換算。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穀物價格時漲時跌，而銀子的薪俸相應保持常數。到1629年，給京城文官和男性皇族（單單在北京就有四萬人）的補貼總和只有15萬兩或更少，占全國總預算的1%。謀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樣，雖然因低薪而引起的貪污腐敗是中國歷史上重複發生的事情，在明朝末期卻顯得特別嚴重。各品位的官員通過挪用公款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謀求額外收入。1643年，崇禎皇帝（1627-1644年在位）決定檢驗軍隊配給制度的可靠性，並且秘密查訪，看兵部四萬兩的軍餉有多少可以真正攤派到遼東。他的御史報告說軍餉一文也沒有發放到目的地，在途中就消失了。

當然，這是傳統史學所下的定論：道德墮落的統治者將失去對當政王朝的統治權力。但是，在這件個案中，即使很難衡量出皇權在抵抗上文分析的全球性經濟蕭條時施政惡劣所帶來的相應代價，但毫無疑問，統治者個人的奢侈嗜好還是間接地增加了老百姓的經濟負擔。

尤其受譴責的是萬曆皇帝（1572-1620年在位），他多次挪用政府資金建築皇宮，公私款項混淆，還允許他的供應商經常在所有開支中拿20%的回扣，不論他們是否已有其他的「撇油」。但儘管他玩忽職守，不負責任，萬曆皇帝也只是明朝需要支撐紫禁城內龐大的個人機構的很多皇帝中的一個。到17世紀，北京的皇宮裡有3000宮女，近20000宦官。一部分的宦官要照顧皇后與皇妃，但這只是宦官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作為皇帝的御用僕人，他們管理着由十二監構成的龐大的官僚機構，控制皇朝稅務機關與政府倉庫，負責政府的鹽業專賣，壟斷銅礦，徵收皇家房地產的租金（一時曾占有全國房產的七分之一及京師周圍八個區的幾乎所有土地），監督御林軍守衛京師，並且組成了秘密特務機構（讓人膽戰心驚的東廠），這個機構完全擁有逮捕、拷打的權力，處死的人甚至比正規的大理寺還要多。

萬曆皇帝

作為皇帝的權勢極大的左膀右臂，宦官機構吸引了眾多的宦官，超出了自己所能穩固支持的能力。在宮裡有數不清的貪污、受寵及其他機會。太監主事的局面終於在明朝末期因為它給朝廷帶來的巨大財政負擔而告結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明朝末期，宦官們經常作為皇帝的徵稅人在正常賦稅額之上擅自追加巨額的額外商稅，進入私人腰包，而他們自己卻逃稅。儘管1618年後開徵緊急土地稅，戶部仍然有幸得到2100萬兩銀子的70%收入，部分來自國庫的皇帝的小金庫，卻並不那麼如意。發生在1643年的一件逸聞，恰當地，或許有些戲劇性地說明了王朝的稅收枯竭問題。

那一年的秋天，據說崇禎皇帝想要檢查他的珍寶庫的一些賬目，被喚來的看門人，諾諾地一遍遍地假裝找不着開門的鑰匙。庫房終於打開之後，皇帝看到，除了一個小小的紅盒子，裡面裝有幾張褪了色的收據，庫房已經是空空如也。宦官除了對公共財政是一個明顯負擔，對於公眾來講，他們還象徵了將晚明幾乎所有的皇帝與外部及行政相隔離的障礙。由於一直扮演內宮與外界的中間人，太監很快就承當起向皇上轉達大臣奏摺，然後起草皇上御旨和法令的角色。如此一來，皇帝就無須直接處理日常行政。而在明朝初年，像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位）和成祖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都曾經使用他們的私人親信以增加對政府的個人控制，宦官勢力的增大導致明朝末期統治者實際上失去了對行政機構的權力與權威。有的皇帝完全取消了召見一般大臣的做法，成為將他們與外界隔離的首輔大學士或太監手中操縱的傀儡。1469年到1497年之間的皇帝沒有出席過一次朝會。在16世紀，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曆皇帝都只與他們的各部尚書見過一次面而已。結果，官員們因從未見過他們的皇上——藏在深宮大內的影子，於是對皇帝任何行動的確切性一概失去信心。由於深知個人好惡可以左右每一件事情，他們便與太監私下勾結，或者在他們自己中間結成非正式（也便非法）政治幫派，以促成決策通過。通過科舉制度進行政治庇護的做法更加深了這種傾軋，以至於到17世紀30年代，中央機構被深刻的不協調所撕裂，最終導致了像東林黨學士與太監魏忠賢黨羽集團之間的政治清洗和你死我活的鬥爭。甚至相對沒那麼重要的問題也被這種傾軋所煽動，其結果往往成為一個僵局，而不能形成決定。

在這樣的條件下，帝國的社會支柱經濟和政治開始解體。到了崇禎時期（1628-1644），窮人與饑民湧入城市，試圖以乞討或偷竊養活自己，華中的整個農村地區完全變成赤地千里。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窮人心中的憤怒在增長，越來越多的士大夫震驚於這幾年窮富之間一直增長的相互仇恨，正如那時一首唱給老天爺的民歌：

老天爺，

你老得耳朵聾來眼睛瞎。

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那殺人放火的享榮華；

那吃齋念佛的把饑荒鬧。

下來吧，老天爺，你咋能那麼高？

你咋能那麼高？下來到地下。

1640-1641年間河南大饑荒之後，幾十萬義憤填膺的窮苦農民開始聚集在李自成這樣的造反領袖的旗幟之下，這些領袖已經開始擁抱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明代荒年志碑刻拓片局部

公共服務也同時崩潰。1629年，政府的郵政系統為減輕開支而削減了30%，但結果卻是交通的癱瘓。由於許多驛站被荒廢掉，帝國血脈梗阻，1630年之後，各省的官員都不能確定他們的奏摺是否能夠到達京師。在17世紀30年代，私人通常取代了公共管理，像防火、灌溉、賑災，甚至地方法律與秩序。在這些活動的管理方面，公私的界限向來不是涇渭分明，但現在認真負責的地方官只有自掏腰包雇用私人武裝，地方士紳訓練自己的鄉兵以自衛。

大門口的敵人可以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就是大明的一個士兵。1636年，左良玉將軍的30000士兵說是為了平定張獻忠的叛亂而進入河北，當地百姓卻不得不逃到山上的斷崖，以免自己的妻子受辱，也好保全自己的性命。後來，1642年到1643年間，左將軍反叛了自己的皇上，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帶的江南居民怕他更甚於怕暴亂。是為皇帝而戰還是與暴亂者為伍決定了他是否倒戈，左良玉這類部隊反映出一種無控制的武裝化的普遍模式。穩定的社會結構似乎讓位於流動性的軍事藩侯，而軍事藩侯最終推翻了這個早就對各種社會力量失控且受其牽制的統治王朝。

從最終戰勝崇禎皇帝並使其喪失了後裔的清朝統治者角度看，統治中原的大業遠在1644年前，或許在1618年東北的撫順被攻陷就開始了。滿族最後的征服還要花上三分之二個世紀來完成——以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1681年成功收服三藩，1683年成功戰勝台灣的鄭家政權而告結束。清朝統治的政治鞏固也因此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從與明帝國發展並進的準備期開始，到滿人在北京對承續的明朝體系做調整的實驗期，再到最終產生「漢」「滿」微妙混合的統治模式——一個本不屬於自己的，但滿人與漢人各自都得接受的清朝政權現實。

對這一興起、調整、完成之政治進程至關重要的，是那些在滿族朝着儒家王朝發展中與其合作的漢族人。在不同時期，這些漢人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而且他們的社會背景也與那接二連三的征服相符：那些早期就住在滿洲的漢人，他們在努爾哈赤興起之時就採用了貴族部落的滿族人身份；一些人在遼東軍事諸侯控制東北幾省後組成了一支新的自己的精英漢人旗；北方的漢族鄉紳以幫助多爾袞接管北京的中央政府為交換，而獲得了較高的政治地位；江南士紳為促進以行政而非屠城和戰鬥的方式征服南方，接受了綏靖御史的角色。大概除了第一種情況，很多支持清廷的漢人仍然對滿族人心存芥蒂，而滿族人對他們也持曖昧態度。

沒有漢族官員的合作，滿族皇帝們便無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僚。但他們也知道，沿襲漢人朝廷制為帝王，他們會因為迅速而輕易地變得太漢化而失去自己人的忠誠與愛戴。因此，在他們感激漢人合作者教他們如何以儒家之道統治這個帝國的同時，有些滿族統治者也鄙視那些變節者，藐視他們的利害觀，責備他們的道德妥協。就像攝政王多爾袞（1643-1650年攝政）所說：「崇禎皇帝尚可。惟其武將虛功冒賞，文官貪贓枉法。此其所以喪國。」

但是，正因為這種解釋明朝滅亡的判斷對於漢人官員是可以接受的，儒家的政治調和因而超越了種族差異，適應了各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17世紀後半葉，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向法國和歐洲的專制主義狀態妥協以解決國內的社會不安定那樣，在臭名昭著的1661年江南稅案之後，擁有土地的漢族精英與滿族皇室達成一致，同意制約士紳免稅特權和滿族軍事特權，以支持穩定的政府統治。

然而，這種雙方調和的代價就是隨之產生的道德不安。明朝遺民放棄了絢麗的道德英雄主義，清朝的漢人集團則得到了真正的機會實行政治改革，他們確實穩固了中央政府，這是崇禎朝廷中自以為是的學士們從未做到的。通過有效地「救民於水火」，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自己以儒家身份而立命，然而，這些合作者也喪失了一定的思想獨立和道德承諾，道德哲人成了學術型的翰林學士，政治領袖變成了官僚長官。合作帶來的精神不安甚至在一些漢人官員中引發了對溫和改革更大的熱情，他們是清朝早期就歸順的最懂得利害關係的那些人。就是這些人能夠通過清醒地將其滿族主子在北京繼承的明代制度合理化，來緩和自己投身敵方統治者所帶來的道德焦慮。方案一個接一個出籠——改進的地籍測量和稅收方法，新的更有效率的官僚交通形式，功能性地區分了水利管理，特別設計了管轄京師周圍幾省的地方控制機制。這些措施使清朝政權以非同尋常的速度重建了中央政府。政治穩定不僅伴隨甚至是加速了經濟的恢復，表現在促進區域間物資流通、鼓勵貯存的白銀投入流通、穩定谷價等方面。

中國的政治及其所治理的社會就這樣從17世紀的危機中得到了恢復，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國都要來得快。

1661年，江南一些市鎮的人口恢復到了16世紀的水平。1644-1645年間，蘇州和杭州的織布機曾全部被毀，但最遲到1659年紡織業已重新恢復。1686年，在實現以前明代的糧長配額和實行被稱為「買絲招匠」的經營體制後，兩方面都達到了原來的生產水平。1688年，景德鎮的瓷器生產也恢復了。17世紀80年代末，北京人已經可以吃得和17世紀20年代以前一樣好，華北迅速發展出了一個新的富農階層。在1683-1712年間，耕地增長了23%，達到1626年耕地總量的93%。1770年，已開墾的土地增長到9.5億畝（約5800萬公頃），1650年是6億畝（約3700萬公頃）。1661-1685年間，賦稅提高了13.3%，鹽業專賣的收入增長了43.7%。到1685年，進入政府國庫的田賦、鹽款和綜合稅收實際有2900萬兩。又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人口幾乎翻了三番。

自然，隨着清朝早期經濟生產力的恢復，市場上也出現部分的緊縮，這是白銀流通量減少的結果。17世紀60年代末，流通中的白銀量竟然每年減少200萬兩，這個現象一是因為對抗台灣的鄭氏政權而封鎖了海岸線，二是因為帝國財政在囤積銀錠。在康熙早期，日用品價格下跌主要是需要用現金購買穀物、肉類和衣物，在江南，每石稻米的價格從三兩銀子跌到了半兩。當然，價格下跌也可能反映了生產的恢復，但是，財政儲備在平定三藩的戰爭時期的花費，以及1684-1685年海禁解除，使更多的白銀進入流通，物價和日常用品的流通都隨之相應上漲了。

如果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演變，一如它在早期現代歐洲的發展那樣被認為是目的論式的進步，那麼，用危機理論家的話講，清代早期政治與經濟的恢復可能只是對明末災禍的「假性解決」。其發展模式無法為舊的主權提供基本的替代，儘管王朝秩序的恢復的確讓人有古代政治制度歷久彌新的感覺，這種制度成為歐洲專制主義者羨慕的對象，他們可能錯誤判讀了其最終的財富與勢力。滿族王室建立在多爾袞、順治和康熙奠定的穩固的制度基礎之上，上層建築的恐怖部分被遮蔽在炫目的文化盛裝之下。將近兩個世紀之後，當中國的疆界擴大到明朝治下的幾乎兩倍時，已沒有嚴重的國內對手和真正的境外對手能夠挑戰滿族人對全國的統治。但是，清朝盛世時的「泛滿化」卻含有一種適得其反的結果。歐洲大陸經濟優勢的所在地已經從地中海移到了北海，由於17世紀和18世紀的重大戰爭都發生在勢均力敵的參戰者之間，這些國家都被迫進行軍事技術革新，並使獨裁治理體系合理化。

而中國因為缺乏能夠與之競爭的對手，並沒有面臨迫切的改進軍事技術的需要，它當時僅需征服相對落後的亞洲內陸諸民族，控制哥薩克的冒險，維持對東南亞和朝鮮的主權而已。更有甚者，雖然18世紀成立的軍機處代表了帝國政府最高層次的權力集中，雍正時期（1723-1735）的財政改革——這可能向清政府提供了在後來與西方鬥爭時所需要的、更有效地向其百姓徵稅的手段——僅持續了幾年。1753-1908年之間的田賦從白銀5.5億兩增加到了10.2億兩，而同一時期全國縣級稅收從平均每畝0.0942兩降到0.0706兩。甚至將海關收入包括在內之後，19世紀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全國生產總量的6%，這個數字在那時是非同尋常地低。

這種相對無彈性的稅收制度的持續狀況，不僅是因為早些時候清朝帝國未遇到足以迫使它進行體系改革的對手，還因為清朝初期非常成功地通過利用相當先進但仍然非常傳統的制度與技術而恢復了政治安定。權力的高度集中沒有經過徹底合理化。王室的權威得以增大，而行政機構的自主性被減弱。1835年，托克維爾對中國仍然充滿哲學家傾慕式的想象，他寫道：

旅行家告訴我們，中國人有寧靜沒有快樂，有工業沒有進步，有穩定沒有力量，有物質秩序沒有公共道德。有這些，社會發展得不錯，卻從來沒有很好過。我想象當中國向歐洲人開放時，他們會發現這是世界上最優良的集中管理的典範。

終於以武力迫使中國打開國門的歐洲人發現，清帝國的治理並沒有托克維爾認為的那麼好。權力依然高度集中，而管理範疇的邊緣卻與行政機構的決策中心失去了聯繫。更糟糕的是，整個系統已經僵硬，失卻了清朝統治初期所具有的韌性。正是這份滿族人在17世紀重建了帝國秩序的成功，使中國在19世紀終於進入世界歷史的新階段時，很難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選擇。在這一時期中，那些把分離的世界經濟相連接起來的遙遠而往往不太明顯的維繫，已被更直接更快速的政治聯繫所取代，從而製造出一個在歐洲帝國主義庇護之下的單一性全球體制。

17世紀中國的危機發生在東亞的世界經濟圈內，是氣候和疾病等全球性因素影響的結果，進而間接地與當時正在興起的大西洋weltwirtschaft（世界經濟）相連。與這一危機準確關聯的因素仍需探究，甚至還有一種可能：中國如此迅速地從1650年的全球危機中復甦，從而為18世紀早期通過茶葉和絲綢貿易實現歐洲經濟復甦提供了重要契機。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中國自己也萎靡不振了。尤其是1759年之後，清朝似乎控制了自己的貿易港口，才決定發展自己的世界帝國，而沒有正式承認正在進入由大英帝國控制的茶葉和鴉片的三角性世界貿易中去。在自己的疆界之內，人口增長之後通過開墾森林、拓荒造田，從而完全改變了國家的面貌，中國國內的經濟繁榮了。雖然我們才剛剛開始理解這種內在的增長與中華帝國外部的世界經濟變化兩者之間的關係，但很明顯，為維持順治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設計的政治制度不足以抵禦1800年之後在西方興起的工業諸國。中國從17世紀世界危機中的復甦之迅速是驚人的。200年之後，中國驚異地發現自己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然而，欲用完全自主的方式來復甦，尚需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