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與21年相比，自己是全然不同的生活狀態。21年花了一年的時間來重建生活的秩序感，在此期間，我刻意與外界保持適當的距離以調整自身的心力與狀態，以相對抽離的姿態來觀察世界，在獲得某種解脫的同時又一直充滿不安；自22年初開始，覺得自己似乎又有餘力來應對一些生活之外的事情，可以以更加親近的姿態去介入與體認，於是產生一種緊迫感，在被現實錘死之前應當盡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這種轉變同樣令人不安，因為它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但它的確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面對現實的無力感。在《存在主義心理學的邀請》中，卡巴金曾建議道:「去做一些事情，即使是非常小的事情，往往也會幫助你感到自己有影響力，感到自己的行動有價值，感到自己與更大的世界以有意義的方式聯繫在一起……由於你是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因此，為外在世界的療愈承擔一些責任，也可能會產生內在的療愈。」
回望過去一年所經歷的種種，自豐縣信息公開起，自己不斷介入或被捲入各種漩渦之中，現在我只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我暫時還能擁有一份工作、安全地生活，更多是出於運氣（這也就是我們在此地生活所必須面對的現實）——而從這種慶幸當中又生出一種愧疚，因為你明知道還有其他人在替你遭受着這份痛苦，你無法心安理得。
而在更長的時間跨度當中，疫情三年，自己也時常感覺痛苦和無力，但同時也告誡自己，不能陷入頹喪絕望的情緒當中，要盡力照料好自己與周遭，去做一些事，因為相較於此地大多數的、境遇更糟的人，自己已經算是足夠幸運。我沒有叫苦的資格。
就在「抽離」與「介入」的兩極之間，自己一直在試圖保持某種平衡。這種過程充滿了無力、自責、不安、欣慰，以及偶爾的狂喜。
荒謬從未停止過，它還將一再地、不斷地、重複地來臨。新的一年，我說不出那些自欺欺人雞湯式的祝願，我只希望身邊那些身陷囹圄的朋友能夠早日重獲自由，我會永遠記得大一做權益牆時自己工作號的簽名，是改編自柴靜的一句話：「他人遭受的，你我終將遭受。」你知道的，在風花雪月、兒女情長之外，永遠還有每個人無法獨善其身的東西。
所以，「在可能的地方創造，在必要的地方忍受。」
——顏森林
2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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