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theLivings - 奮鬥半生買房的我們，如今都成了空巢老人

回頭仔細想想，我和妻子進縣城努力打拼這些年，兩口子從來沒有分開過，一直抱成團拼命掙錢。剛進城居無定所，流浪中迫切渴望擁有自己的安樂窩，後來自建了臨街的狹窄小樓，進而謀求更大更寬敞的院落。這些都如願以償了。

配圖 | 《一一》劇照

住在人間丨連載

颳了一整天的西北風，終於在傍晚停歇了，冷清的天際落日明淨，預示着霜降就要來臨。枝頭的鳥兒在呼朋引伴中陸續歸巢，下班歸來的鄰居把院門弄得咣當亂響，孩子們追逐嬉戲的喧囂聲以及犬吠，盡顯其樂融融。

我獨立於胡同盡頭的深宅大院，回望身後那空蕩蕩的3層樓，心間莫名地惆悵。回想24年前，我在縣城打拼買下這個深宅大院時，四世同堂，何等光耀。現如今兒孫各奔東西，人氣漸散，剩下我獨守院落，暗自神傷。

經過南疆戰火的洗禮後，我身殘蟄伏偏僻的鄉村7年。1988年春季，30歲的我終於跛着兩條腿離開老家，來到幾十公里外的縣城，應聘民政局的文員崗位。

民政局在縣城中心的筒子樓內辦公，那是60年代末期縣計委建的丁字形3層樓。隨着改革開放職能的擴展，民政、勞動、土地、城建等局委應運而生，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兒子分家一樣，陸續從計委裂變出來獨立辦公，仍然擠在一棟破樓內。

一樓門挨門是各單位的綜合辦公室，人聲嘈雜，迎門一道寬闊的水泥樓梯通向二樓，20幾個單間被局長和副局長們占據了。三樓居住着單身職工，正好有一間空屋子，局裡臨時安排給我住，還買來一張1米2寬的木條床。

我拿着宿舍鑰匙，卻遲遲未住進去，除了擔心在漆黑的夜晚摔壞腿，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生活不便利——三樓無水、無廁所，雙腿殘疾的我，每天要到二樓轉彎處取水，如廁需要下到一樓最南頭的公廁去。

到廁所得先從南屋山牆的夾道里穿過，再順着後牆向北走20多米到死角處，南北一長溜蹲位就出現了。平常再內急，也得腳踏稀嚓嚓臊氣沖鼻的尿液排隊等候。大熱天，人挨人蹲着，如練功一般出恭。蹲廁時間長了，感覺腳心痒痒，低頭瞧，蠕動的蛆蟲順着涼鞋的縫隙直往裡鑽。於是，艾怨怒罵聲不斷。

雖然這個單間宿舍對我來說很難得，但我思來想去，最終沒有把鋪蓋搬進去。就在我猶豫的時候，局裡新分配來兩名女大學生，二人在縣城內都沒有棲身之所。局長找我說：「那屋子你不住，也不能閒着，就讓給女同志吧。」

局長一句話，我就乖乖地將宿舍鑰匙交了出來。

進縣城之前，人武部領導聽說我是個「筆桿子」，政委就指名要我去政工科幫忙，還將我的鋪蓋安排進了招待室。政委指着家屬院北邊的兩間空地皮對我說：「只要你過來上班，那地方就無償給你了，自己掏錢蓋房子住。」

那年月，能夠在縣城立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門小院生活是很榮耀的。我雖然為那塊空地皮而心動，可我傷殘從部隊退役時，檔案交接給了民政局，是由局裡分散供養的人員。我不敢得罪局領導，暫且將兩個單位的文字材料都攬下來，經常熬夜超負荷工作。

人武部招待室時常接待軍分區和省軍區來客，我已經脫下軍裝，不再是軍人，長期住在那裡很不方便。後來他們催我搬走，幸好部長跟我姐夫是同村發小，說透了這層關係，部長就在縣城東關新建的訓練基地給我開了一個單間。

那單間在一樓通道南端，朝陽，生活用水也方便，唯一的缺陷是公廁在大院最東南角，有點遠。當時，為了開放搞活訓練基地，空房子被陸續租了出去。

我高中的同桌在一樓西邊臨街的鋪面內開設了祖傳皮膚科診所，另有一家推拿按摩診所。三樓的空房租給了私營服裝廠、手套廠、印刷廠，還有一家工藝美術制鏡廠。這棟樓內的人員成分十分複雜，被我們戲稱為「七十二家房客」。

人多就容易出亂子，有人把一輛嶄新自行車停放在門口，轉身離開不到10分鐘，車子就沒影兒了。那天我跟局裡的同事一塊下鄉，匆忙將脫下的軍警靴放在窗戶外晾曬，下午歸來，一雙新皮靴就丟了。後來我實在沒辦法，擔心做飯用的鐵皮爐子被偷走，夜裡就把它從樓道里掂進屋內。

一天夜晚，大風將玻璃窗扇給吹閉了，睡到半夜，我感覺頭痛欲裂，翻來覆去折騰到黎明，一度乾噦得肚子疼。後來急忙起床，暈暈乎乎扶着牆去廁所，剛走到樓道口，兩腿發軟一屁股癱坐在地上，喘不上氣。

開診所的同學發現後，嚷嚷說是煤氣中毒了，趕緊叫人將我攙扶到院子裡的通風處。我迷瞪半天，終於緩過氣來。過後想想，真可怕呀，如果不是出來上廁所，我可能就玩完了。

那時候，我苦苦思索：啥時候我才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安樂窩啊？

我進縣城的那年冬天，7歲的大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我讓妻子也搬進縣城，到訓練基地三樓的服裝廠打工。豈料，我們兩口子被窩還沒暖熱，人武部就讓我騰房子——開春後，全縣的民兵要在基地集中訓練。

正在為難之際，恰逢部里一位老戰友轉業到市里工作，家屬院空出了一間寢室。部長和政委同意我們搬進家屬院住，條件是我必須到人武部政工科上班，我的妻子也可以安排進八一商店。

我硬着頭皮從民政局出走，在政工科上班不到兩天，妻子還沒進八一商店，局裡就催我回去。迫不得已，我只能再回民政局。好在已經搬進了家屬院，算是暫時安了家。

人武部位於縣城中心的最高處，東高西低，凸凹不平。北家屬院與南邊辦公區隔一道牆，地勢比南邊低洼近1米。院子裡東西一排低矮紅磚瓦房，住着6位現役幹部。西邊鄰居的屋牆依高坡而建，比我住那間落差1米多，中間共用一道夾山牆。

在這裡，左鄰右舍都是和我一塊當兵參戰的老弟兄，見我初來乍到，一起動手幫我找來幾根木棍，在門前的空地上搭起一個棚子，周圍用油氈包裹，上邊覆蓋幾塊石棉瓦，權且做廚房用。

這個簡易廚房西依鄰居屋牆搭建，南邊一道坡度，幾乎是在坑內，潮濕氣繁生出很多蝸牛。這種晝伏夜出的甲殼蟲，夜晚爬滿案板和周圍的油氈，遺留下一道道白色粘液，瞅着令人噁心。每天早起，做飯前需要用清水洗涮案板，將蝸牛爬行過的地方清理乾淨。有時，這些煩人的蝸牛還會鑽進碗裡和盆里，防不勝防。

三伏高溫天氣，屋裡的水泥地面直往外冒水珠，潮濕氣散發出一股子刺鼻的霉味兒，跺一腳牆體嘩啦掉泥皮。我在屋牆上貼幾張白紙，遮蓋住泥皮剝落的牆裙，將那張1米2寬的木條床放進去。晚上，我與妻兒擠在一起，4人分睡兩頭。人就跟爐子上的烤魚似的，別說翻身了，伸開的腿剛蜷縮挪一下地方，再伸就沒位置了。早晨起床，妻子總是佝僂着腰走路，看背影顯得很老相，實際上她才30歲出頭。

多年後，妻子回憶起這段生活經歷，感慨道：「夜晚睡覺，俺側身趴在床梆上，哪敢翻身啊！」

妻子在訓練基地那家私營服裝廠沒幹多久，服裝廠就倒閉了。80年代還沒有「打工人」這個詞，不像現在滿大街都可以找活兒干。妻子不識字，「農轉非」進縣城後，一直安排不了固定工作，全家都得靠我一個人養活。

民政局有一個福利化工廠，實際上是社會上幾個有門路的人湊一塊辦的民營企業，掛靠在局裡免稅的。局裡讓我作為殘疾人頂替一個名額，讓我妻子去化工廠上班，每月領幾十塊錢補貼。那個化工廠生產的白色粉末如鹼面一般，據說是重工業用於分離金屬的，毒性很大。因為污染問題，廠區臨時設在縣城西郊烈士陵園南鄰的荒崗上，妻子每天要往返幾公里去上班。

我的大兒子進縣城實驗小學讀一年級，5歲的小兒子原本留在了老家，但他哭鬧着非要跟我們生活。因沒錢送幼兒園，就待在家屬院跟鄰居的小孩一塊玩。

炎夏的早晨，吃過飯，妻子將小兒子撇在家裡，照常去城西的化工廠上班，我應邀到城東訓練基地去搜集材料。天近中午，小兒子在家玩厭了，獨自出門找媽媽。他聽說媽媽在城西上班，就順着東大街走上人民路，一直朝西奔去。走到一座橋上，面前出現兩條岔路，他不知道該向哪兒走，就哭着掉頭回來了。

他沿着大路折返5公里，穿城而過，憑記憶一直找到東關訓練基地。瞅見我，就撲進我懷裡，「哇」地一聲大哭起來。7月的太陽如同一個大火球，照得馬路上的柏油直冒煙發軟，熱浪炙烤得人臉皮發燙。兒子的褲頭和背心汗濕如洗，小臉上髒兮兮的，讓我心疼。我緊緊抱着他，眼淚止不住直往外涌。那一刻我揪心啊，萬一兒子走丟了，或者是被人販子拐跑了，將是我一輩子的痛悔。

後來，為了小兒子的安全，任憑他哭鬧，我和妻子只能狠心將他送回老家交給父母看護。我痛定思痛，暗下決心，要在縣城爭得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為妻兒遮風避雨。

人武部政委見我屢屢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就再次找我，要以那塊地皮為條件，讓我到政工科上班。我反覆掂量，最終做出決定，要那塊地皮建房。臨走時，我對民政局的領導說：「俺就是一匹馬，也該有一個棲身的棚子吧。」

為了挽留我，民政局的領導索性將城區鬧市臨大街的兩間瓦房許諾給我，這條件遠比人武部的地皮優厚。我並不是那種反覆無常的勢利眼，爭來爭去，就是為了尋求一個固定的窩兒。

當時，那兩間瓦房裡還居住着一個孤寡老太太，是外籍退休幹部的遺屬。局長對我說：「等老太太去世以後，你再搬進去。」

為人子者，誰都是父母生養的，從良心上講，我不能盼着孤寡老太太早點死。可我又心存顧慮，怕時間長了領導班子更換，到時新上任的領導不認賬，讓我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我執意要將那兩間公房買下來。局長同意我拿出2000元錢，交給財務室入賬，由局裡與我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我拿着這份合同去房產部門辦理了過戶手續，才算成為那兩間房屋的合法擁有者。

1991年冬天，孤寡老太太去世了，我接過房門鑰匙卻無法入住——隨着縣城主幹道拓寬，瓦屋在路南占道1米多，城建部門一直要求拆除房屋。當時大雪撲門，天寒地凍，我計劃等來年開春氣溫回暖了再建新房。可計劃趕不上變化，開春後我還沒有施工，人武部就要統一拆除北家屬院，新建一棟家屬樓，催我立馬搬家走人。

清明節的前幾天，細雨霏霏，我早起還沒上班，只見屋頂直落泥皮。抬頭看，拆房的民工已經登頂揭瓦了。我心急火燎地趕到民政局，發現新建的臨街鋪面還有3間沒有租出去，於是打開門鎖匆忙搬了進去。

此時，我到縣城不滿4年，從城東到城西，來來往往搬了5次家，真應了那句老話「人挪活」啊。

1992年春季，我要拆除舊房建新家了，可那地方處在城中村，周圍的鄰居都是坐地戶農民，我很擔心施工時發生意外糾紛。恰巧有個鄉長調進局裡任副局長，他之前在城關鎮任過職，跟城中村的幹部比較熟悉，局裡就讓這位副局長出面協調各方關係。

找了一天晚上，我安排了酒席，副局長邀請村幹部和包工頭吃飯，將建房的活兒大包幹給他們。席間，那位村幹部大包大攬地沖我說：「兄弟，你把這地方讓給我們吧，俺打算建村辦公室。城外只要是俺隊的土地，你隨便挑，給你弄半畝地蓋一個大院子。」

副局長一擺手說：「這事兒就甭說了，局裡指派給我的任務，我得圓滿交差啊。」

施工隊拆了舊房，由城建部門監督往南退1米多挖地基。這下本來就小的院子已經沒有空餘地方了。我只能建內樓梯全封閉的兩層小樓，一樓兩間鋪面，二樓隔成兩室一廳，外帶一個小廚房，沒有衛生間。日常大小便需要到路北的醫院上公廁，對於雙腿殘疾的我來說，上下樓梯極不方便。

長期居住在城中村的農民都有一種優越感，對我這個陌生新鄰居很排外。他們眼饞我新建的兩間臨街鋪面，聚齊在施工現場冷言冷語質問我：「你咋恁光棍，俺的地盤都叫你給占了？」

一個老太太很有氣勢地沖我說：「孩子乖，這兩間臨街房比兒子都孝順。」言外之意，建好的鋪面是有租金收益的，再孝順的兒子每月也不會給恁些錢。

東鄰隔着一條路，脾氣大的老爺子是坐地戶，有點氣不過，逮住本家的包工頭破口大罵，硬說卡車給我家卸磚時壓壞了他家下水道，立逼民工當場挖開下水道查看究竟，卻安然無恙。

包工頭苦着臉沖我說：「兄弟，看看俺掙你這辛苦錢容易嗎，把老街坊都給得罪啦。」

老爺子還昂着頭沖我說：「放線下地基往裡縮，多一公分，掂抓鈎把房子給你摟了！」

新房的地基剛出基礎，這地方不通自來水，需要自己打軋水井解決生活用水。白天施工隊不能耽誤幹活，只能等到傍晚民工下班之後，連夜在設計好的樓梯間打軋水井。

之前我在老家院子裡打過軋水井，村子臨近賈魯河，地下水層比較淺，隨便挖一個坑，澆上幾桶水，兩三個壯漢子架着鐵錐杆使勁兒往地下杵，一小時就把井管下進去出水了。而老縣城地處黃河下游，歷史上多次遭受黃河水沖淹，地下城摞城的殘磚爛瓦，阻礙着鐵錐杆鑽不下去。

我向包工頭求情留下幾個民工幫忙，他們跟打井的師傅不停點兒干到凌晨，一個個累得筋疲力盡。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將塑料水管下到地下17米的鹹水層，便再也鑽不動了。軋井裡取出來的水，喝一口，咸澀，還帶一股子苦味兒。

那個年代，鄉下的民工都還比較單純，幫我白幹了半天的活兒，不要工錢，每人一盒香煙，夜市砂鍋攤上的酒菜隨便吃喝。這些餓透了肚子的壯漢子往砂鍋攤前一坐，燒雞扣碗外加涼拌豬頭肉，專揀葷菜點，掂着整瓶的啤酒當茶喝。我們家境不富裕，心疼這額外的花銷，卻只能在一旁笑臉陪着，幾乎熬了一個通夜。

忙和累暫且都不說，刺耳的羞辱話也能忍受，最讓人煩心的是節外生枝——有人告我建房侵權，法院下達了開庭傳票。

我建房的南邊有一處四合院，原來是人民政府收繳的敵偽財產，劃給縣速成師範做教職工宿舍用。後來速成師範變為中學，那院子年久失修，已經少有人居住了。中學校長眼見我拆了舊房要建臨街鋪面，有點紅眼，就以我建房侵占宿舍出路為由，直接起訴到了法院。校長還當眾發話：「你咋蓋的房子，到時候就給我們咋拆除了。」

局裡幫我聘請了律師，讓我陪着查檔案、搜集證據。那段時間，我拖着兩條殘腿四處奔波，請律師吃飯，他說牙口不好，指名要吃烘爛的肘子，我像跟屁蟲一樣殷勤地伺候着，生怕他不盡心舉證答辯。

局長見我精神憔悴，就對我說：「打官司該花的錢，你記住賬，如果官司打輸了，局裡兜攤，不能讓你吃虧。」

局長言外之意，官司打輸了就將我花的錢報銷了，可我的房子呢？到時候不是雞飛蛋打嗎？我疲憊不堪，整夜睡不着覺，夜暗中怨恨頓生，但卻不知道該惱恨誰。

情急中，我挨門去找縣長，請求政府給我解決回城安置房問題。那年月，政府大都敞開門辦公，主管城建的副縣長是從西藏歸來的支邊正處級幹部，態度十分和藹。他笑呵呵地對我說：「自古蓋房如楔釘，你打燈連夜施工，蓋好房子就搬進去，看誰能把你攆出來。」縣長也拍桌子說：「那四合院屬於公產，政府當初劃給學校，如今已經改變使用性質了，政府有權收回來。」

最終，法院依法駁回了學校的訴訟請求，由縣政府裁決，維持原狀給我了。我終於吃了一顆定心丸，自認為占了便宜，那打官司、跑路花費的幾千元錢也不敢再提。

4月份開始建房，到中秋節前搬進新居，期間的苦和累，將人折騰得脫一層皮。

妻子膽子大，每天上水保養混泥土屋頂，都是她抱着一根木杆爬上7米高的頂層。一次，她下來時不小心，一腳踩在鐵釘上，將腳心扎穿到腳面了。去醫院簡單消毒包紮一下，又一瘸一拐地出現在工地上清理建築垃圾。

搬進新居的第一晚，我們兩口子躺在床上，瞅着臥室雪白的牆壁和天花板，都興奮得睡不着覺。屈指算來，我們進縣城4年多，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那時，妻子輾轉多個地方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在家裡歇了一年，坐吃山空被逼入了絕境，就狠心在新居東邊50米的服裝市場購買攤位，跟熟人學着賣小百貨。

頭一趟去開封進貨，我陪不識字的妻子一塊兒去，每進一包秋衣或者褲頭，就在紙片上用數碼寫上進貨價，回來讓她看着賣。開始妻子記不住價錢，也有賣賠的時候，時間長了熟能生巧，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幾百塊辛苦錢。這讓我們憧憬着未來美好的生活，內心有一種充實感。

搬進新居後不久，當初揚言要掂抓鈎摟我房子的東鄰老爺子，突然叫我去他家樓上赴宴。我忐忑不安上了東鄰二樓，瞅見客廳里擺一桌子酒菜，馬路對面那個賣燴麵的老闆笑盈盈站起來直給我遞煙，一時讓我莫名其妙。

瘦筋巴巴的老爺子平時緊繃着苦皺臉，難得笑一回，此刻露出新鑲的銀白瓷牙沖我說：「孩子，以後咱都是鄰居啦，門面甭租給旁人，讓他開飯店吧。」

我這才明白，路北那家燴麵館，房東要用鋪面，老闆就傍着老爺子，要租我新建的房子。之前我和妻子就拒絕過開飯店的租戶，擔心將新房給弄髒了，可沒容我推辭，老爺子一揮手武斷地說：「甭猶豫，就這兒吧，明兒個開門壘鍋灶。」

就這樣，我自個的房子不當家，讓脾氣執拗的老爺子做了順水人情。

自從一樓的鋪面開了飯店，每天煙熏火燎的，冬天還好些，到了三伏炎夏，下邊煮肉的大鍋灶正對着二樓客廳，炙烤得樓板的水泥地直燙腳。樓頂的平台一覽無餘，被毒辣辣的陽光暴曬成熱鏊子，處於二樓夾層的我們一家四口就像鑽進了蒸籠。

低電壓的吊扇半死不活地轉動着，扇出來的風熱得兩個兒子起一身痱子，他們嚷嚷着睡不着覺，第二天上學都打不起精神。可那時每月房租才80塊錢，我們建房欠的債務沒有還清，壓根就買不起空調。

我們一家在這個小樓上住了5年，當初搬家的新鮮感逐漸過期了，都厭倦了這種狹窄的生活環境。

妻子依舊風裡來雨里去，大包從相國寺批發市場背回來針紡織品，每天早出晚歸擺攤練地盤，巴望掙更多的錢。我同時在另外幾家做兼職，拼命寫文掙稿費。我們想早日還清債務，勒緊腰帶將余錢積攢起來，思謀着想再買一個大院子，擺脫眼前的窘迫生活。

1997年冬季，經熟人介紹，我和妻子在城東看中一處宅子。那是銀行新建的家屬院，臨街的鋪面帶院子辦公，最裡邊一個建好的三間門頭獨院，主房兩層半，東邊跨耳建兩層平房，客廳、廚房和衛生間齊全，軟裝古色古香，可以直接入住。最大的優勢是，南北十幾米長的空院子能栽花種菜，周圍沒有高層建築，一直到傍晚院子裡都有陽光。

我向親友籌借了一筆錢，全款13萬元將這處院落買下來。我是獨子，將老家的爺爺和父母接進縣城大院，一家人團團圓圓，其樂融融，度過了人生中那段最美好的時光。

可天下無不散的宴席。隨着時光的流逝，年邁的爺爺駕鶴西去，90歲的父母也住進了老人公寓，兒子們羽翼豐滿了，便舉翅飛往大城市另覓高枝。

大兒子大學畢業後，應聘到南方一家公司，找一個東北媳婦，他們結婚生子，落戶深圳；緊接着，小兒子也大學畢業，跟女同學成婚後進了省城。

兩個孫子相繼出生，半輩子沒坐過飛機的妻子先飛往深圳看大孫子，又常住鄭州抱小孫子。雙腿殘疾的我有心想跟妻子一起走，可家有白髮高堂在，不能遠遊。

只是夜色漸濃，我常常一個人獨立深宅大院內，仰望灰濛濛的夜空，觀天象數星星，顧影自憐，寂寞難耐。每次妻子從鄭州歸來，小住幾天，又急匆匆離去。我送她到長途車站，目睹班車消失在公路盡頭，心間忽然冒出柳永的詩句：「自古傷情多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動情處，兩行濁淚早已滴落腮邊。

乍然之間，一個人漫長寂寞的日子又要開始了。

回到家裡，我緊閉大門，悶坐在電腦前碼字，一整天不說一句話。我甚至幾天不出門，慢慢地就變成了失語者。

那次送別了妻子，趕上農曆十月一的「寒衣節」，我騎電動車回老家給逝去的爺爺奶奶上墳，目睹冷清的墳頭長滿萋萋衰草，壓抑的情緒在一瞬間發泄出來，七尺男兒跪地嚎啕大哭，淚水漣漣哭喊着說：「爺呀，奶啊，跟孫兒走吧，晚上陪俺說說話。」

我不能變成一個失語者，獨居空巢吟詩賦詞，自己對着鏡子跟自己說話，聊以自慰。久而久之，我便養成了自語的習慣，無名狀中，一個人突然就冒出來一句話，將短時間歸來的妻子嚇一跳，以為我的腦子出現了問題。

後來，我走出封閉的深宅大院。發現當年跟我一塊在人武部家屬院住公房的戰友們，還有那位開皮膚科診所的同學，都有了成套的住房。只是，他們幾乎和我是一樣的境遇——兒女長大後紛紛到大城市工作，妻子隨之而去，一個個獨守空巢，成了「光杆司令」。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何時能夠重聚這深宅大院，再現當年熱熱鬧鬧的人氣呢？

（文中人名、地名均為化名）